如果说当时的中国政坛实行的仍是凭借武人实力说话的新军阀“政治”，地方各大派系为扩大自身的利益，必然要与中央争夺控制权，而对于不听中央指挥的地方大员，兴兵讨伐、削其实力，还有统一中央政令、维护国家统一的说辞作为“理由”的话。那么，1931年2月，蒋介石对不听话的国民党元勋、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擅自扣押，软禁于南京汤山，导致国民党又一次政治危机，则是完全的独裁私欲使然。
中原混战硝烟尚未散尽，蒋介石就于1930年10月3日，在河南兰封前线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其意在于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总统制的国家政治体制固定下来，使蒋集党权、政权、军权于一身的独裁统治合法化。
比蒋介石资历老出许多的胡汉民，不会看不出蒋介石的心思，但他有自己的“小算盘”。“四一二”反共事变以后，他与蒋介石携手“合作”，互相利用，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他希望借助蒋介石的军事实力，在中国建立一个“五权分立”的责任内阁制的国家政权机构。1928年10月，他再度与蒋氏“合作”，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出任立法院院长，并意欲通过“党务审查委员会”，把党权集中控制在自己手里，实现“以党治国”的策略。为防止蒋介石军政势力的扩张，胡汉民还企图利用他暂时控制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以实现“党治的政府”的目标。而这些，都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水火不容。胡自然不肯轻易地输给蒋介石，因而在一个月后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胡汉民对蒋介石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方案提出质疑，仅表示同意召集国民会议，但却认为国民会议无权代替国民大会制定约法，还激烈抨击蒋介石意欲擅制约法、不合法制的行为，这就使蒋、胡矛盾激化，并由暗争变为明斗。
蒋介石是何等人物？！他岂能屈服于胡汉民的反对？1931年2月28日晚，蒋介石借宴请议事名义突然将胡汉民扣押。这种荒唐之举立刻招致各方反对，使蒋胡合作的局面迅速转为蒋胡两大派系的尖锐对立。
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仍按既定方针筹备国民会议。3月2日，国民党中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训政时期约法案》，并派吴稚辉等11人组成约法起草委员会；4月24日，公布了《国民会议组织法》；5月5日，国民会议终于在南京召开，并如蒋介石所愿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还有《昭告全国拥护和平统一案》、《剿灭赤匪报告决议案》等等。
这一所谓国民会议从法律上巩固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但他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差点终结他的政治生命。由于蒋介石的一意孤行导致国民党内部又一次大分裂，反蒋派系再一次联合起来，他们纷纷南下广州，筹备召开国民党非常会议，酝酿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来对抗南京国民政府。
4月30日，国民党甲央监委邓泽如、林森、肖佛成、古应芬等4人联名发出“弹劾蒋中正通电”，要求释放胡汉民并要蒋介石立即下野；接着，陈济棠于5月3日通电响应4监委提案；5月25日，由唐绍仪领衔，汪精卫、孙科、李宗仁、许崇智等22人联名，通电要求蒋介石在“48小时之内，即行引退”。5月27日，齐集广州的各派反蒋势力，正式组成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决定另组国民政府，并推举汪精卫担任主席。
广州非常会议的召开，使宁粤矛盾进一步激化。南京国民党中央决定开除邓泽如、林森、古应芬、孙科等人的党籍，并下令通缉；粤方派两广军阀出兵北上，突袭湘、赣，占领郴州、衡阳等地，引发宁粤战争。双方纷争一直闹到“九一八事变”爆发还没有“叫停”的意思，更为可笑的是，年底的国民党四中全会竟然成了三地会议，蒋方在南京召开，而反蒋派则在广州、上海召开。不仅如此，12月17日，另一个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政治组织——广州中央党部宣告成立。这次斗争的结果使蒋介石败得很惨，以他辞去所任各职，并同意第一次下野，才换取到广州国民政府宣布取消。蒋介石虽然很快就再度出山，但权力却被削弱，形成了蒋主军，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汪主政，任行政院长，蒋、汪共管党的局面。尽管实权握在蒋介石的手里，但相比于1928年那样的风光，确实有一种如刺存喉的感觉。
蒋氏何以敢冒“翻船”的风险来挑战权力的平衡呢？且看他在其所执意召开的国民会议上所言。蒋介石说：“欲求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以达于宪政时期，必首经训政时期”。在训政时期，“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中国断“无需乎此”。而“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虽“可以实行”，但没有英美“长期演进之历史”，行之势必发生纷乱。他认为，解决“使共产党、军阀坐大于中原”的问题，“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是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施行不可”。而“法西斯之政治理论”，是“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最有效能者”。因而，“意大利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以借鉴”。
这段话，应是蒋介石此时真实心迹的表露。他所追求的是建立法西斯的独裁统治，之所以要效法法西斯，就是要消灭共产党，打倒异己实力派。
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就这样迈进到1936年，而此时的中国又是个什么样子呢？
（一）主权被日寇践踏，民族到了生死关头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却诬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并以此为借口突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力之争正闹得不可开交。名义上执掌南京国民政府权力的孙科，实际上对军队没有指挥权，而握着兵权的蒋介石虽已“下野”，但他的一纸“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的不抵抗电令，却仍在发挥作用，致使日军长驱直入：
19日晨，日军攻占沈阳，当日掠地千余里，攻陷长春、营口、抚顺、安东（今丹东）等20座城市。
21日，日本驻朝鲜军第39旅渡过鸭绿江，攻进辽宁、吉林。一周时间内，辽宁、吉林两省被占。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尚未“消化”完全，又在上海挑起侵略事端，是为“一·二八”淞沪抗战。是役，国民党内属地方实力派的19路军在全国人民支援下，奋起抵抗坚守上海一月有余，但却得不到国民党内蒋介石“中央系”的有力援助，这当然是南京国民政府内派系之争影响到19路军的前方抗日军事所致。
在全国人民抗日呼声的压力下，面临国难当头的局面，国民党两大政治势力，终于达成暂时的权力分配协议，蒋介石于2月28日回到了南京主持大政。而就在此前后，东北三省已全部沦人日本侵略军之手，而就在同月25日日本已悍然策动汉奸宣布“满洲独立”。国人期盼蒋介石主政以后，能够集中民力、发挥民智，负起中枢指挥之责，支援19路军夺取淞沪抗战的胜利，使日军入侵以来的被动局面有所改观，但人们很快就大失所望。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南京国民政府也根本没有抗战的勇气和决心。早在战事刚一爆发，何应钦就电告上海市长吴铁城“商酌适可而止”，同时又密令空军“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在中国军队一度占据战事上风的情况下，蒋介石到浦镇“指示沪事”，不是指挥将士乘胜追击，扩大战果，而是指令前线“以19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10）世上哪有军队指挥员不希望士兵奋勇杀敌的？哪有主帅拒绝战争取胜的？可此时的战争指导者就是这样一种心态，他们从骨子里惧怕胜利会激怒日军，惧怕会扩大事态。这样的战争指导，其结果只能是导致失败。而当淞沪战事还呈胶着之时，国民党却很热心地接受英国公使的调停，尽管这一《淞沪停战协定》对于中国来说是很屈辱的，它实际上承认日军可以驻留上海，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及其周围驻守、设防，但当时的中国政府代表仍是不持异议地“爽快”签字。
日军是不会因为南京国民政府息事宁人的态度而放缓他的侵略步伐的。
1933年新年第一天，日军就挑起“山海关事件”，由此开始了“九一八”之后新的侵华进军——进攻热河与长城。这天夜里，日军借口中国军队向日军宪兵队投掷手榴弹，而命令日军第8师团进犯山海关。我山海关守军——张学良东北军的何柱国部拼死抵抗，其中安德馨营全营300多将士力战殉国。死守到3日，我山海关和临榆县城落入敌手。4日，日军又占领了热河省省会承德。
日军进逼山海关和长城一线，是出于两大战略目标考虑的：其一，进攻热河，扩大伪满洲国的地盘；其二，消灭张学良的东北军的势力。因日军的目标不仅是满洲的独立，而是要扩大至华北独立，最后灭亡中国。而实现所谓“华北战略”的前提在于东北三省的稳固，而东北三省稳固的最大障碍又是与日本有着新仇旧恨的张学良及其统驭的几十万东北军。为此，在2月10日关东军公布的进攻热河计划中，明确指出，其“目的在于，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的领土，并为消灭扰乱满洲国祸根即华北的张学良势力创造条件”。13日，日军第8师团在其作战计划中也宣称：“对于热河省的张学良部队，要迅速予以极大打击，平定该省；同时要促使华北张学良势力覆灭。”（11）10天之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上村伸一向中国政府递交声明，内称：日军在热河之行动，“原则上仅限于满洲国领土以内，惟张学良军队等若采取积极行动，则难保战局不及于华北方面。”关东军司令官的声明也称：只要中国方面进行抵抗，就“不得不将战祸波及华北”（12）。
两个声明，等同宣战书，开始了日军向热河省的大举进犯。3月9日进犯长城喜峰口至罗文峪一线；中旬，进犯长城古北口至南天门一线；5月初，进犯冷口、怀柔一线。至5月11日，已侵占中国华北密云、遵华、蓟县、丰润、唐山等冀东22县。
面对着强敌入侵，南京国民政府再一次上演屈辱、求和的丑剧。这次签署的《塘沽协定》，较之于先前签署的《淞沪停战协定》，使国人蒙受了更大的屈辱。它突出表现为：《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省的合法化，并承认了长城一线为伪满洲国的“国界”。
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日上表现消极，但在执行丧权辱国的条约上却非常卖力。到1935年1月，日本自《塘沽协定》以来的所有要求全部实现。不仅如此，南京国民政府还在这年上半年发起了一场对日“亲善”运动。2月13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取消抵制日货令》；27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合发布《废除排日命令》，中央政治会议通告各报社、通讯社，禁止刊载排日或排日货言论；28日，国民党中常会免去倡言排日的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元冲的职务。5月27日，中日双方共同宣布，派驻对方的公使升格为大使。
西方人看不明白，日本占据中国半壁江山，并欲灭亡中华民族，中国当局不去抗日，却与日搞起了“亲善”？倡言排日的邵元冲不仅得不到奖赏，却为此丢掉了“乌纱”？而位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也因为支持、资助并组织察北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日而受到责难和批判。
日本军部也看不明白，交战双方军队正在流血，外交却奇怪地升格。但他们只信奉一条，灭亡中国是既定国策，在图谋得逞之前，决不能停止进攻。因而，虽然那边搞什么“亲善”，但日本军部却从未停止发动新攻势的筹划。这时，有两件事引起了日本关东军的不满。
一件是，抗日义勇军将领孙永勤率部进入遵化县境内。孙永勤是兴隆县一名普通农民，1933年日军进兵热河后他率领村民揭竿而起，曾创造了一年多时间攻克敌伪军据点100多个，歼灭日伪军15000人的记录。这使日军对他的仇恨没齿不忘。1935年2月，抗日义勇军在遵化茅山地区又与日军遭遇，并被包围。在这次作战中，孙永勤率部与日军激战两昼夜，后孙部1400多人突出重围，孙永勤却壮烈牺牲。日军以此为借口指责中国当局援助孙永勤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
另一件是，天津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当地报纸报道说，1935年5月2日晚11时许，天津亲日的《国权报》报社社长胡恩溥，在日租界北洋饭店楼下16号房间，被突然闯进来的两名枪手枪杀。当日租界巡捕闻声赶到，凶手已经逃脱。第二天清晨，天津《振报》主笔白逾桓，在日租界须磨街22号，同样遭到两名不明身份人员枪击，并使白当场毙命。按道理，二人是在日本租界内办报，在日租界内被杀，中国当局不负任何责任。但是，日方硬说这是国民党蓝衣社所为。
不管这两件事是真是假，但只要有了这两件事，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日本驻北平公使馆武官辅佐官高桥垣，就有了与中国执政当局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在会见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俞家骥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时，直截了当地开出了条件：“最低限度对上述政策之执行机关宪兵第3团及类似团体、军事委员会分会政治训练处、国民党党部及蓝衣社，有必要从华北撤出。此外，对其‘后盾’之第2师、第25师等中国军队，希望一并撤出。对与此事件直接有关的蒋孝先、丁正（昌）、曾扩情、何一飞等，及无视停战协定精神与上述各机关通谋，在华北与日本军势不两立之于学忠，有必要予以罢免。”（13）同一天，日本华北驻屯军亦向国民政府当局提出通告，要求：于学忠下野；河北省政府由天津迁至保定；天津市长张廷谔及公安局长李俊襄应即更换；宪兵第3团团长蒋孝先及军分会政训处长曾扩情免职；暗杀胡、白的凶手要逮捕严惩。
对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蒋介石尽管极不情愿，但还是在十天之内一一办理。他委托何应钦对日方说：对日方希望各点，已完全办到：于学忠、张廷谔已免职；军分会政训处已结束；宪兵第3团已他调；河北省党部已移保定，天津市党部已结束；已严令平津地方当局负责取缔一切有害国交之秘密组织；51军已决定移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