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对此还不满足，又开出了新的更为苛刻的条件：（一）河北省内一切党部完全撤销；（二）51军撤退并将全部离开河北的日期告知日方；（三）中央军必须离开河北省境；（四）禁止全国一切排外、排日行为。以上各点希望即日办理，否则日军即采取断然之处置。一、二、三项必须照办，绝无让步可言，限中方6月12日午前答复。（14）如此蛮横、霸道的做法，如此藐视地对待中国当局，而蒋介石和国民党掌控的南京国民政府仍没有丝毫地反抗。不仅照单全收，而且比时限提前2天兑现了日军要求的所有条件，而由这两次让步所形成的《备忘录》即为《何梅协定》。
尽管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在委曲求和上不费踌躇，但他们还是知道此乃国之大耻，因而不愿意留下这一“外交”的文字佐证，因此以“书面通知”的形式代替了在“协定”上签字。战后，蒋介石、何应钦都极力否认有《何梅协定》这件事，但事实终归是事实。不仅日本战前外交方面的关键人物、1945年以外务大臣资格代表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的重光葵在战后所著的《昭和的动乱》一书中披露了这一历史事实，而且由何应钦亲笔签字的致梅津美治郎的“书面通知”的内容后来也公之于众。全文如下：“敬启者：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阁下。何应钦（签字）1935年7月6日”。
几乎在签署《何梅协定》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还屈服于日本淫威签署了另一个丧权辱国的协议《秦（德纯）土（肥原）协定》。《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签订，使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大为削弱，而此时的华北地区已几成日军的囊中之物。
（二）国家经济命脉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执政后不停的内战战火，不仅导致了国土沦陷、人民生命涂炭，也使国家经济更加困难。
一份历史资料再现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情况。1935年，欧洲的一些较弱国家的年平均工农业产品指标为：粮食生产，主要谷物保加利亚为3240千公吨，捷克斯洛伐克为5796千公吨，匈牙利为6364千公吨，波兰为12843千公吨，而中国所有农作物生产总量只有316200万担；工业方面，钢的生产，捷克斯洛伐克为1800万公吨，匈牙利为600万公吨，波兰为1300万公吨，而中国只有41万吨。交通运输方面，注册的机动车辆，捷克斯洛伐克为12．2万辆，波兰为4．2万辆，南斯拉夫为1．9万辆，而中国只有公路10万公里，机动车寥寥无几。当时公路发展最快、全国排名第一的广东，其政绩也只是9年间修了24条公路，通车里程1万多公里。
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反映到老百姓那里，必然是极为贫穷。时年，刚刚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的费孝通，在姐姐费达生的帮助下，对江南农村进行了一番走街串巷和登门入户的调查。他在发出的报道中反映，农民的收入降到了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他写道：“当饥饿超过枪杀的恐怖时，农民起义就发生了……如果《西行漫记》的作者是正确的话，驱使成千上万农民进行英勇的长征，其主要动力不是别的，而是饥饿和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
此时，广东人是国人中生活得比较舒服的一部分人。据国立中山大学的统计，从1926年到1936年这10年间，广州的米、食品、衣料等货品的批发物价相对平稳，每年变动不超过10％，也比较便宜，花1港元可以买到花布20码，花港币1个先令，可以买到1份早餐，内含芽菜炒粉、粥1碗、油条1根。即便如此，仍有许多人衣不掩体、饿死街头。
北平的物价尚称便宜。1块银圆可以买6斤上好猪肉，或20张公园门票，或2本不太厚的书，或1份西式大菜套餐。而此时北平最盛行的娱乐是听平剧（即京戏），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的票价也就1元左右。一个有十来间房子的四合院，月租不过20到30元，碰巧还装有现成的电灯与自来水。但是，真正能够享受此种文化娱乐的多半是社会名流和社会层级较高阶层的家庭。而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是，就在1936年3月7日一天之内，平津两地即发生10起自杀案件，天津《大公报》报道这一事件时，评论说：“自杀风炽，大多为经济所迫。”
且不说普通百姓，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每天的伙食也是三碗小米饭或高粱米饭和一点酸菜。1935年12月红军发布的经费使用标准，规定各级机关办公经费为：军司令部和军团部每月20元，师部10元，团部5元，营部4元，连部3元。翌年，红军东征筹到50万元款后，周恩来甚至亲自主持设立后勤站，任命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负责管理，由此也可以看出此时苏区经济的紧张程度。
不仅共产党感受到经济的困难，执政的国民党及其军队也为缺钱缺物而叫苦不迭。李宗仁后来这样回忆他对蒋介石的宿怨：“我们所不服的，只为中央政府的无能……广西数年来，在我们的苦心孤诣建设之下，各项成绩俱有可观，全国誉为模范省。中央无片言只字的褒奖，一分一厘的援助，反而要用武力胁迫我辈离境，好叫他们来糟蹋。”（15）经济因素当然也是后来“两广事变”的诱因之一。
当然，中国经济落后自有其历史原因。
从1840年开始，晚清政府不断向外国列强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使本来就落后的经济更加落后。1842年，签订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银圆2100万元；1895年，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列岛，赔款2万万两。这些不平等条约，不仅使中国主权丧失，领土缩小，许多年积累下来的家底一下被掏空，而且大大地减弱了经济增长的基础，影响及至以后多年。
不仅如此，经济掠夺也是帝国主义侵华战略的一部分。1843年7月和10月，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使中国的海关关税损失了50％—90％；1858年11月，清政府与美、英、法三国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和修改《海关税则》，使美国的斜纹布税率降低到4．63％，棉纱税率下降到4．86％，棉花税率下降为5．72％外国还大肆在中国办厂，自1895—1912年，共在中国开办工矿企业136家，资本总额达10亿多万元。开办洋行3805家，资本总额达1．42亿美元。这些经济活动，不仅掠夺了中国资源，还限制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推翻清朝后的北洋军阀执政时期，历届北京政府，都是靠大量举借外债维持日子。截至1919年5月，各派军阀秘密或公开举借外债180多次，数额达银圆8亿元以上。
国民党执政以后，前朝留下的债务、经济生活的弊端、列强对中国领土的侵占等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许多方面不仅继承了历届军阀政府的做法，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军费开支，袁世凯时期占国民总收入的1／3，而蒋介石主政后，超过了总收入的2／3，1928年军费开支为2．1亿元，1929年为2．45亿元，1930年为3．12亿元，三年间增加了50％。大量的战争费用，使财政支出不断增加，1927—1936年的8年间，支出就增加了8倍，预算赤字也不断攀高。1930年赤字1．01亿元，1931年赤字2．17亿元。弥补赤字的办法还是借债，1927—1937年的10年间，举借外债14笔，达4亿美元；内债方面10年比北洋政府15年增加近1倍，达到26亿元。这一点蒋介石一点也不比袁世凯、段祺瑞逊色。
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的掠夺，这期间亦没有任何改变。统计数据表明：到1936年，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资本已达43亿元。其中，外资纱锭占全国纱锭总数的46．2％，线锭占67．4％，布机占56．4％。1927—1937年的10年间，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了中国机械采煤量的73．9％，控制生铁产量的96．5％。这使中国的对外贸易锐减，由1931年的36．5亿万元，下降到1936年的16．4亿万元，下降率达55％。
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偏重于财政，收拢资金，巩固政权。它实行统一财政、整顿税务、改革币制、争取关税自主等措施。为加强对财政的监管，建立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这“四行两局”的官僚垄断资本金融体系，实现了全国财政统一管理。1933年3月1日，发布《废两改元令》，将流通的货币由清朝时的银两改为银圆。这一改革，使南京国民政府控制了全国货币的发行权，统一了国家货币。1935年11月3日，公布《法币政策实施办法》，实现了以钞票代替现银，回拢白银3亿多元。为增加国家财政，南京国民政府更加紧搜刮民财，也就是不间断地调整各种税收。关税的税率最高时达到80％。盐税历来是旧中国政府的重要财源，1930年税收为13939万元，1931年达到17665万元，增长率达21％。还仿照欧美国家一物一税的做法对日用品开征统税，并颇有效果，到1936年，关税、盐税、统税三税的收入就占了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总收入的64．6％。
事物的发展规律总是这样，增加政府收益的基点不是靠总财富的增长，而是建立在加大对民利的盘剥上，那么就只能出现这样的局面：政府的收益越多，民众的获利越少。南京国民政府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一方面，国家经济对战争起重要支撑作用，但在国家发展的宏观布局上，经济始终处在次要位置；另一方面，推动国家经济的重点是发展，而政府却把经济的重点放在财政上，即使抓一点建设，也是偏重于抓与军事机器密切相关的工矿业，而忽视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农业和农民。
这就必然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发展缓慢。能够印证发展缓慢的有这样几组数据：
纱厂：1921—1930年，年增长率纱锭为7．8％，布机为10．44％，棉纱产量为2．37％，棉布产量为16．21％。而1931—1936年，这几项的年增长率都出现下滑。纱锭下降到1．19％，布机下降到6．32％，棉纱产量下降到0．25％，棉布产量下降到5．92％。
缫丝工业是中国近代纺织业中的一个重要行业，曾经出现过中国机器缫丝工业的“黄金时代”，但1930—1936年，这个国字号行业却出现出口急剧衰减，其中，上海的丝厂开工数由111厂减至49厂，下降了56％，出口生丝从132991关担跌至29600关担，下降了78％。
衰退最为严重的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试验所所作的调查概算，1930—1935年，南北各省夏秋收成数一般都在六七成左右，低的只有五成多。土地产量和农业收成的不断下降，加剧了农民的经营亏损和经济贫困化。1934年对南北22省850县农户借债情况的调查，农户的借债率高达70％，其中，破产农户达4．8％0在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甘肃、江苏、安徽，这一比例突破10％，而甘肃省某些农村，则有90％以上的农户离乡出走，甚至全村不见人烟。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又加剧了农村土地的严重荒芜，更引起社会的不稳。
（三）亲西方政策归于失败，国民党外交转向联苏南京国民政府奉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在“九一八”事变后受到挑战。这就是如何对待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国民党及其领导的政府看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对国际法和中国主权的严重践踏，作为中国友邦，应该帮助中国以外交、经济等压力迫使日军撤退。而当时的美国奉行的是对外“不干涉”政策，不愿意为了中国而开罪日本，乐意做的仅仅是在国际舞台上给予声援，利用国联向日本施加压力，即通过外交努力维护包括其在华权益之内的中国“利益”。它也这样做了，但做得非常无力。能够证明这种无力的有两件事：一是事变发生后，国际联盟曾先后两次开会讨论满洲问题，但美方迟迟不表态度；二是终于等到有了美国的声音，可这一声音采取的是由美国驻日本公使向日本政府转达的方式，而不是采取直接声明的方式。即便是这样一种形式，最后还是要别有意义地申明：“美国不欲干涉日本之事务，此文不得视为抗议。”（16）这不能不使得美国表态的“含金量”大大缩水。此后，在国联种种努力无效的情况下，当南京国民政府再求美国政府采取行动，防止事态扩大时，美国政府照例照会中日两国政府，称：“凡中日两国政府及其代表所订立之任何条约和协定，足以损及美国或其人民在华条约上之权利，或损及中国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之完整，或违反国际上关于中国的政策，即通常所谓‘门户开放’政策者，美国政府均无意承认。”（17）这一照会，终使南京国民政府高官们看清了美国当时支持中国抗日的程度的底限。
南京国民政府对美国大失所望。
再求英国，也同样不能如蒋介石所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