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形成取蒋代之的“讨伐派”和救蒋出险的“主和派”。一方主张迅速用兵于西安，一方主张满足张、杨抗日要求以谈判实现和解。双方的分歧逐渐演变成两大集团的利益之争地方军政实力派：南京当局意欲拉住他们，向西安施压；张、杨则意欲争取他们的更多支持以在谈判中占据主动；各地大员也企望在事变中赢得更多利益。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使地方实力派处在矛盾之中国民党中央在拉拢地方实力派方面，所拥有的政治、经济资源的优势，是张、杨无法相比的。这种不利因素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京当局不断加大对各地方大员软硬兼施的力度，以及其后宋氏姐妹赴西安和谈，使各地方实力派的观望态度进一步拉升西安事变消息传到南京的最早时间是在12日上午，而军政部长何应钦是第一个获知消息的人。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我在南京，首先获得这个消息，是从路局方面得来的。先是12日上午9时起，西安的电讯忽然中断，当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从路局方面传来的信息，说西安方面可能发生了兵变。因为是日上午9时左右，有部队军官去对站长说，车子要听他指挥，不能随便开驶，由此获知西安确实发生了不寻常的事件。不过，这时候，外界还不知道西安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当时电讯、交通的困难，我也只有一面发电前方查询，一面等待情况进一步的了解。原来张学良东北军所属炮兵第6旅旅长黄永安，率同第17团团长叶筱泉，驻在洛阳。由于洛阳地位，适当临潼东西要冲，又为我空军重要基地，所以张学良在发动变乱之初，12时清晨，即急电黄旅长，嘱其立即挟持洛阳中央银行，指挥洛阳军分校东北籍军士教导大队长赵云飞，协同袭击洛阳军分校及航空分校，封锁洛阳机场不准有一架飞机起飞。黄旅长于接到张电报后，深明大义，不但没有举动，而且持电立即晋谒洛阳军分校主任兼洛巩警备司令祝绍周，表示愿意服从中央。
祝绍周接获这个报告，为争取制敌先机，立即先电知驻成阳之万耀煌军（万耀煌本人当时已在西安被扣），回军西安，并令原驻洛阳之樊崧甫军第28师董钊部，立即进驻潼关，以扼陕省咽喉。
我于中午后，接到祝绍周第一个电报报告，原电云：“限即刻到，分送南京何部长、朱主任钧鉴：密。（1）西安发生事变，真相不明。（2）委座在西安、在临潼，尚不明了。（3）顷处置如下：（甲）已通知万军长，由成阳回师西安，协同樊军，听候命令。（乙）已通知樊军由洛阳将主力西进，协同万军听命。（丙）飞机全部飞西安侦察并处置。（丁）请钧座飞洛坐镇。职祝绍周呈文已参印。”
其后，据空军侦察报告：西安城门紧闭，城市军队甚多，且时有枪声，城外正赶筑战壕及防御工事，临潼道上军运频繁，而蒋公驻节的华清池。却訚焉无人。
接着，又接到驻洛阳第46军军长樊崧甫文已参秘电，除报告张学良致炮6旅黄旅长电令外，并称：“西安电话线业已断绝，恐有事变。除以28师集中潼关，对西警戒侦察外，甫并亲率79师237旅续进，其79师主力，仍在巩洛路警护，乞速应机处理，加派部队来洛阳，为盼。”（1）何应钦得知上述情况后，即刻电告了正在上海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电文说：“据报今晨9时驻西安之105师叛变，至11时西安临潼间有极密枪声。委座昨晚在临潼，今日驻节何处尚未查明，已派飞机前往侦察。”何应钦在电文中还讲：“此事汉卿是否与闻，固不得知，惟据报驻洛之炮兵黄永安旅曾奉汉卿密电，令其派兵看守洛阳机场及各银行。若果属实，殊堪忧虑也。”（2）中午过后，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被正式确认。因为，张学良与杨虎城的“通电”已传到南京。稍后，张学良给孔祥熙和宋美龄的电报也到了南京。
孔祥熙是在下午3时收到何应钦的密电的。不多久，南京的孔祥熙公馆也用电话汇报了张学良的来电及其内容。电文说：
孔部长庸之我兄勋鉴：弟对国事主张，曾经商讨，区区苦衷，谅蒙鉴及。不意介公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吾兄职掌财政，当能洞悉。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乃介公莅临西北，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弟陈辞再再，置若罔闻！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能忍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弟爱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我兄遇弟至厚，当能谅其无他，披沥奉闻，并乞明示。此间一切主张，并以“文”电奉陈。张学良叩。震印。（3）全国各地得知西安事变要更晚一些，因为西安内部发生了叛变事件，延迟了发往全国新闻的时间。这名叛徒就是东北军的交通处处长蒋斌。扣蒋成功后，张、杨把早已准备好的向全国各界的通电交由蒋斌“限时发出”，但蒋斌有负于少帅，不仅扣下通电不发，反而向南京何应钦密报了西安事变的情况。第二天山东韩复榘向其西安的代表电询西安事变的真相时才发觉蒋斌的背叛行动。何应钦利用西安信息迟发的被动，立即严加控制全国的邮电系统，严秘封锁来自西安的一切消息，致使外界一时对西安事变的真相无从了解，张、杨发动兵变的真实动机更是鲜为人知。而何却开动宣传机器，捏造谣言，混淆视听，把一条条骇人听闻的消息发往全国乃至全世界，给张、杨政治上造成了很大被动。
尽管如此，由于张、杨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争取舆论支持；由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已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还由于居特殊地位的蒋介石业已被扣于西安，一时间南京群龙无首，一一片混乱。西安事变的发生，旋即引发了国民党各种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和为维护各自利益所展开的激烈斗争。
南京国民政府：形成取蒋代之的“讨伐派”和救蒋出险的“主和派”，一方主张迅速用兵于西安，一方主张满足张、杨抗日要求以谈判实现和解。双方的分歧逐渐演变成两大集团的利益之争国民党内部一向是党内有党，派中有派。它在掌权的10年中，已经初步形成了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为首的统治集团。在国际上，他们依靠英、美的支持，通常被称为英美派。而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内最大的实力派，除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能够驾驭国民党。
国民党内还有一个亲日派，它的首领是汪精卫，其重要骨干如何应钦、黄郛和所谓的新政学系的杨永泰、熊式辉等知名人物，也有一定实力。特别是汪精卫，在胡汉民死后和抗日战争发动前，是国民党内唯一可以与蒋介石抗衡的人物。1935年11月，汪精卫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遇刺后辞去行政院长职位并赴德养病，从而使亲日派在政府中的力量受到削弱。
西安事变发生之时，蒋介石集团的主要人物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等均不在南京，孔祥熙和宋美龄在上海治病，宋子文正从香港返国的途中。因而在南京国民政府内，军政部长何应钦便成为唯一拥有实权的人。
何应钦政治上的上升离不开蒋介石。1924年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何应钦被委以总教官，自此与蒋介石结下渊源。1925年初，陈炯明在东江发生叛乱，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何应钦率教导第1团随蒋介石的右路军出征讨伐，先是攻克淡水、海丰，后又阻止了棉湖之敌的反扑。第一次东征胜利后，蒋介石兼任第1军军长，何应钦随蒋的升迁而升迁，成为第1军第1师的师长。1926年蒋介石离开第1军，专司“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提名何应钦接替了他的第1军军长职务。
蒋介石把何应钦视作嫡系和心腹渊源甚久，黄埔军校时期，在军校内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种思想和势力不断斗争之时，何应钦站在蒋介石一边，成为军校中国民党势力的骨干。这一点蒋介石看得是清楚的。为奖赏何应钦的忠诚，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任命何应钦兼任军校教育长。接着进行的“二次北伐”蒋在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又把第1路军总指挥的重任交给何应钦；而自任第2路军总指挥，由白崇禧代理，以陈调元为前敌总指挥；第3路军总指挥则是交给了李宗仁。此种安排，蒋介石对何之器重，对白之不信任可见一斑。正是此种安排，导致了在1927年夏的白崇禧出面“逼宫”，而也是以此为契机蒋、何出现裂痕。
那是1927年六七月间，北伐军攻克孙传芳占领的徐州、准备进攻济南之时。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宁汉之争”，因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事变另立南京国民政府而发生宁汉分裂，而武汉国民政府当时尚未“分共”便决定东征讨蒋，为对付武汉国民政府的讨蒋军事行动，蒋介石下令其管制下的各路军南返，集结于长汀，而何应钦的第1路军旋被调回南京。这一命令不仅搁置了攻克济南的计划，而且给了已处败势的孙传芳等军阀一次反扑的机会。至7月25日，孙传芳与张宗昌联合南下，不仅重又夺回徐州，而且兵分两路，向蚌埠和宿迁杀来。孙传芳部不断得手，蒋介石控制的山东南部和苏北各处均告失守。
面对重大的军事失利，蒋介石力主发兵讨伐武汉，并召集白崇禧、何应钦开会议决。蒋说，非先定武汉不能北伐。白表示反对，认为应该与武汉和解。蒋介石听后非常不高兴，说：“这样，我就走开，让你们去和好了。”白崇禧接着说：“我看此时为团结本党、顾全大局计，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
蒋介石说“离开”本不是真意，在白崇禧附和后一时没法下台，就看了看何应钦，期望能得到何的支持，谁知何应钦一句话也没有说。蒋介石对何应钦没有站出来支持他，气恼至极，便说：“好，好，我就走吧。”第二天即宣布下野。这是蒋介石对何应钦心存芥蒂的开始。
1928年1月蒋介石回到上海，准备重新上台，阎锡山等人都发了拥戴电，何应钦因征求部下意见，拖延了时间，迟发了拥戴电，再一次引起蒋的不满。
这两件事使何应钦在蒋介石心目中顿然失宠。2月9日，蒋介石乘何应钦去上海之机，突然亲临徐州视察第1军。在这次视察中，他告诉时任交通部次长的李仲公：
你去告诉敬之，不要打错主意；上次白健生逼我，如果他说一句话，我何至于下台？他要知道，而且必须知道，没有我蒋中正，决不会有何应钦。他怕白崇禧，难道就不怕我蒋中正吗？这次的拥戴电，他竞迟迟不发，是何居心？现在桂系向北方大肆宣传，说我已不能掌握黄埔军队，能掌握的只有何应钦。他这样做，是不是故意替桂系撑腰，坍我的台，叫我对北方怎么说话。所以，我就来前方试试看，我究竟能不能掌握黄埔军。
李仲公当即为何应钦解释，说他不但没有异心，也不敢有异心，并婉转地比喻说：
敬之跟随你多年，他的个性你当然知道，他对你的确忠诚不二。不过，由于才庸性缓。譬如：他是你的两臂，一举一动，本来是应该听头脑指挥的，而他也确实是听你的命令的。但受了才力的限制，你命令他两臂同时动，并在一定的时间内向着一定的方向达到一定的距离，他动是动了，却只动了一臂或者两臂都动而动得极慢，甚至有时迷失了方向乱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在他是以为听命的了，而在你则看他是不听指挥，甚至认为他是有异动的嫌疑了，然而他确是对你忠诚的，这就是敬之近来行动失当和犯错误的病根所在。
经过这番解释，蒋介石铁青的脸上才有了一丝笑容，他对李仲公说：“你回去告诉他，我因离部队久，第1军的军风军纪日渐废弛，他可以去上海休养一下，等我把部队整理好，还是叫他回来随我北伐。”蒋介石还提笔写了一封20多页的长信，要李仲公转交何应钦，信中叙述黄埔以来的生死友谊以至“我是准备以总理交付我的责任交付你的……”但还没等送给何应钦，蒋介石突然又把信给取走了。（4）几天之后，蒋介石从徐州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说，已征得何应钦同意，将第1路军改制为第1集团军，下设3个纵队，蒋亲任总司令。
2月22日，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安排，就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从此失去实际兵权。北伐结束后，旋又担任训练总监部总监和“国军编遣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30年起履职军政部长。
何应钦与蒋介石的渊源经历，使他对与蒋共事始终有一种如临深渊的感觉。这次蒋介石被扣于西安，重又激起他问鼎领袖的欲望。
在南京斗鸡闸何应钦的公馆，他首先请来了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吴稚晖、军政部次长熊斌，一起商讨对策。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却被排除在应邀者之外。按理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被扣，而军政部越过副委员长至为不妥。军政部次长曾建议是否先知之冯玉祥，但被何以“暂可不必”而回绝。冯玉祥是12日中午12点，接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委员李烈钧的电话，才得知西安事变的。
不知情者并非冯玉祥一人。下午2时，冯玉祥来到立法院院长孙科的住处，想了解一些更详细的情况。结果孙科还蒙在鼓里，听到冯玉祥说蒋介石被扣于西安，惊得半晌闭不拢嘴。
总参谋长程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已知西安事变，但他们也是被排除在圈外的人，只听说何应钦已与人开会研究了情况，却不知研究了什么，到处找不到何应钦。
冯玉祥感到不满，他当众发牢骚：“我和协和（李烈钧）、哲生（孙科）均无所闻，不知是何理由？”
对何应钦这种做法不满的也不只是冯玉祥一人。当晚8时，在冯玉祥的办公处，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常委张继和鹿钟麟、张之江、石敬亭等人聚在一起，商讨应对之法，表露对何应钦诡秘态度的反感。张继打了好几处电话，才找到何应钦，向他询问西安事变的经过，并告之冯玉祥似有动气。何应钦不耐烦地在电话中说：“一时说不清，我马上派人来面呈。”不一会，熊斌奉何应钦之命，手持张学良、杨虎城的通电，赶到冯玉祥官邸。冯玉祥展读通电，知张、杨之举，意在逼蒋抗日，心中的重负才有减轻。
这还不能消除冯玉祥对何应钦隐情不报的怨气。他闯入何应钦家里，欲予“理论”。可是，进得屋内，见李烈钧、戴季陶、朱培德、叶楚伧（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秘书长）、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陈公博（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等许多要人已经就坐。这些人，有的是奉何应钦之邀而来，帮助出主意的；有的是不请自来，想知道西安事变详情的。冯玉祥也就找了个空位落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