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干脆指手画脚站着讲：“幸亏是你在领导这批饭桶，要是旁人，我一定当他是异党分子看待！何总司令，这是可以闹着玩的事么？委员长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个三长两短，哼！到时候兵荒马乱，连你也跑不了！”
何应钦一个劲儿搓手，赔笑道：“那么照夫人的意思，应该，应该……”
“应该停止军事行动！”宋美龄斩钉截铁，“你非给我停止讨伐不可！你非给我用尽一切办法把他救出来不可！你非要把他活着救出不可！你非要立刻去做不可！”
“夫人，”何应钦作为难状，同时也撇开自己的责任，“这是会上通过的，不是一两个人的意思。”
“Damn！”宋美龄连英语骂人的口语也急的破口而出，“要不，你就重新召开会议，我也出席！”接着更弦外有音：“免得让你为难。”
“不不不，”何应钦一脸笑，“夫人不必劳驾，救出领袖，是我们大家的责任。”他试探道：“已经有20个师出发了！”
“200个师也得调回来！”宋关龄冷冷地说道，“何总司令，你以为武力讨伐真有把握吗？你未免太乐观了！好多外国朋友告诉我，为这件事一旦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西北方面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四川、山东、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宁夏的各地军事政治负责人，都在乘机而动，并且可以确定，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花力气帮助你发动战争，甚至有几个人，也许他们全会走到张、杨方面去！”
“这个，”何应钦讪讪答道，“这个问题我们也曾研究过，戴笠那边可以派人前往各地设法收买……”
“收买？”宋关龄冷笑道，“别做梦了！现在他们每个人都在想在这次冲突中扩充势力，谁给你收买？”
“是的，夫人。”何应钦不由不软了下来，“那么，照夫人的意思，现在我们应该先做些什么？”
“派人到西安去！”
“这怎么可以？”何应钦假装吃惊：“那不太危险了么？而且西安附近已经开始轰炸。”
“我说我要你停止一切战争措施！”宋美龄拍拍桌子：“我明天便派端纳到洛阳，转赴西安。子文也快回来，他们也会去，我也要亲自去！”
“夫人，”何应钦劝道，“夫人不必去了，冯玉祥愿意代替委员长作人质，就让他去一趟好了。”
“不！谁也代替不了我，我要亲自去！”宋美龄说一不二。
“实在太危险，你的安全……”何应钦还没讲完，宋关龄道，“告辞了！”说完，望了何一眼，匆匆穿上皮大衣，戴上白手套，抓起皮手袋扭头走了。（13）宋美龄这一闹，使会议不欢而散。
宋美龄离去之后，何应钦立即派人约见日本密使。那位日本密使听了何应钦陈述的情况，不禁皱起眉头，说道：“何将军，你要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过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14）日本密使的再次唆使，使何刚刚被宋美龄软化的领袖欲望重新又被激了起来。
在送走日本密使之后，何应钦又接连给前线的将领下达了几道进攻的命令。同时采取了下列措施：
（一）电令当时在海州巡视的刘峙绥靖主任，迅即抽调在河南与苏北的绥靖部队一部，开赴潼关，以增厚东线兵力，运输车辆可径与郑州铁道运输司令钱宗泽接洽。到达潼关后，可与樊崧甫军长商洽，设法与驻在大荔的西北军冯钦哉保持联系，并派员速赴成阳、盩厔一带，与万耀煌师取得联络。
（二）电令在武功、盩厔附近之万耀煌师停止南移，集结兵力，对西安方面施行警戒；并另电令毛炳文军长率部前来增援，俟毛军长到达后，该师即由毛军长统一指挥。
（三）电令胡宗南军长，转令毛炳文军长速率部退至武功、整屋一带，增援万耀煌师，到达后即兼指挥万师，协力巩固此一地区之防务；同时令胡军长率第一军，与孔令恂、关麟征两军，迅速转进于宝鸡、扶风一带，集结待命，并与毛、关两军，切取联系。
（四）任命钱宗泽为铁道运输司令，调度陇海、津浦、平汉三路车辆，从事运输，并函铁道部转令各路局遵照。（15）何应钦的小动作很快就从前线传到宋美龄那里。宋美龄在又一次上门向何应钦问罪之后，立即找来孔祥熙商议，决定为防止何应钦阻挠和平营救，必须尽快派端纳去西安了解情况。她坐下来，匆匆写下两封信交给端纳，一封长信是给张学良的，一封短信是给蒋介石的。待她写好信，端纳和陪同他此行的黄仁霖已在屋内等候。
黄仁霖是励志社总干事，也是一名军人，上校。由于他的忠诚而深得宋美龄的信任。此行，宋选上他陪伴端纳，公开使命是翻译。端纳的确不懂汉语，黄的加入解决了端纳作为信使语言交流的障碍。黄还有一项使命，就是亲眼验证蒋介石到底是死是活。临行前，孔祥熙向黄仁霖交代说：“你的任务是用你的眼睛，亲自看到委员长，亲眼看见。看见他之后，马上回来向夫人和我报告，你所亲眼看到的确实情形。就是这一点，不多亦不少。”孔祥熙接着表示：“如果委员长健康而安好，那么谈判之门，还是敞开着的。”（16）端纳和黄仁霖带着宋美龄的使命，于这天中午悄悄离开南京，登上三引擎容克飞机，经洛阳转赴西安。
下午，宋美龄指示中央军校的教育长张治中，设法阻止何应钦蛮干，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蒋介石的安全。并令他拜访冯玉祥，转达宋、孔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意愿，请其出面遏制何应钦的个人野心。
宋美龄向张治中布置完毕，下午3点，即以航空委员兼蒋委员长夫人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的联席会议。会议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司法院院长居正任主席，议题还是研究对待西安是战还是和的问题。
会上，何应钦先报告军事情况。他通报日本的军用飞机侦察陕西的情况说：西安城外仍有小战。西安东、西两门紧闭，惟南、北两门虽重兵把守，仍可通行。必须乘张、杨部署未定之前，抢先发动攻击，救出蒋介石。
外交部长张群报告了与日本大使川樾会谈的情况。他说：日本持冷静态度，不予干预。
总参谋长程潜报告了国防情况。他说“日本已有准备”。
当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言，反对讨伐张、杨，扩大事态时，何应钦再次起身发言，强调明令讨伐十分必要，刻不容缓。
戴季陶的发言，则把矛头直指东北军和西北军，攻击张、杨已经倒向共产党，并妄称张、杨已会见了毛泽东，因而有劫持领袖之叛举。
孔祥熙则不以为然。他认为，日本正准备扩大侵略，在中共方面表示统一于中央、一致抗日的形势下，张学良主张抗日联共，可以商量，国民政府也应反省。目前，与西安电讯不通，据说杨虎城态度未明，且拟派端纳飞往西安联络，虚实未卜。不宜贸然出兵讨伐，应力主缓和。
吴稚晖一跃而起，指责张学良是“表面抗日”，只有蒋委员长才是“真抗日的”，“为蒋介石安全，须火速运兵去。”
在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时，宋美龄开始发言。她先是央求何应钦，说：张、杨要求的不过“抗日”二字，可寻别的途径解决，何必一定大动干戈。见何应钦寸步不让，又退一步要求何应钦，至少得救出蒋介石以后，才能发兵讨伐。何应钦仍是丝毫不采纳她的意见。这就使宋美龄没有退路，她只好打出最后的王牌：“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生命。”“委员长之生命，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请大家“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军事讨伐之前，先尽力救委员长之脱险”。
何应钦见她没完没了地说下去，恐妨碍大计，情急之下就说出了粗话：“你女人家懂得什么？只知道救丈夫而已！国家的事，不要你管！”宋美龄当然受不了这个，一下气得哭出声来：“你这样做（指炸死蒋介石），太辜负蒋先生了！”并愤怒地争辩：我“绝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的妇人”……（17）尽管宋美龄使尽浑身解数，但这次会议最后通过的决定仍然是不利于主和派的，做出的一个决定说：“军政当局应照昨日决议，严密迅速处理此次事变。”
但是，这次会议却在无意中实现了一个意外的效果，即宋美龄与何应钦围绕如何处理事变，如何对待蒋之安全所发生激烈冲突一事被公开化了。黄埔系将领们得知这一情况后，纷纷派代表面见宋美龄，要求宋拿定救蒋主意。宋美龄利用这一机会，召集黄埔系将领和空军人员开会，要求他们勿听何的命令，而为和平营救行动创造条件。她说：大家一定要保持冷静，在未明事变真相之前，切勿遽加断定，勿尚感情；在人们怨恨愤怒的情况下，不要再以行动或语言刺激。宋美龄一再告诫这些军事将领：委员长抚爱诸生如子弟，目前遇此事变，正为诸生敬谨遵行师训之时。
宋美龄还找来邓文仪，令他转告复兴社同仁，“不宜坚持大军迅速围攻（西安）的主张”，“操之过急，以致叛军迫害校长”。她在中央军校的演讲中尖锐指出，主张讨伐的人是别有用心。这话正中主战派的要害，何应钦等不能不有所顾忌。
至此，在南京当局中枢打破了主战派一边倒的局面，主战派中的一些人开始分化。
14日，南京国民政府举行总理纪念周，国府主席林森表达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愿望。他说：“张学良及其所部军队爱慕故乡，思恋祖宗庐墓，有志雪耻，本合乎人情事理。但不遵长官命令，不听政府指挥，不在一致步骤之下……擅自举动，恐爱国适以误国……当悬崖勒马，替国家民族多留元气，替自身保存信誉，是所望子张学良及其所部将士。”冯玉祥也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讲话，强调营救蒋介石。说：“惟有抓住紧要的时间，赶快营救。”
同日，由刘峙、顾祝同领衔的38名将领致电张学良，措辞温和，概称：“即奉委员长出险回京，则任何问题无不可以从长讨论，尽量采纳，见诸实施。”这38人中，刘峙、顾祝同分别被任命为东西两路（讨伐）集团军总司令，其他人如胡宗南、汤恩伯、李默庵、樊崧甫、毛炳文、关麟征、宋希濂、黄杰、阮肇昌等，都是陕甘前线的带兵官。事变发生后，颐祝同先在四川忙着安抚西南几省，回南京后一直蹲在孔公馆忙着和平营救，从未履行西路军总司令的职责。两路军的带头人胡宗南主张和平救蒋，写信给张学良表示，只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他愿服从张的命令。第3军军长曾万钟派代表向张学良表示绝不作战。潼关前线总指挥徐庭瑶吩咐军师长们不要轻动，以免投鼠忌器。左翼指挥李默庵更下令只有遇到攻击时才能还击。宋子文告诉税警总团团长黄杰，千万别打。复兴社总干事郑介民和候补干事戴笠均不主张用兵，戴笠每天与前线的胡宗南保持联系，告之：“救校长要救活的，用兵则有死无生，谁也不能蛮干，出此下策。”
下级士兵也不愿意打。此时还出现了驻西线宁夏打拉池附近的胡宗南部骑兵团1000多人拥护八项主张，击杀团长反正的事例。
还是14日这一天，孔祥熙应宋美龄的要求，以代行政院长名义，在他的公馆召开高级会议。与会者有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即立法院长孙科、司法院长居正、考试院长戴季陶、监察院长于右任；还有中央党部的陈果夫、陈立夫，秘书长叶楚伧；军事委员会的冯玉祥、何应钦、黄绍竑；外交部长张群等。
孔祥熙在会上提出在讨伐之前如何营救蒋介石的问题。这一提议巧妙地回避了战与和的争论，而是在认同战的前提下来探索和平之路。许多人表示赞成孔祥熙的主张，何应钦、戴季陶、居正等人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好公开反对。
主战派的铁杆骨干戴季陶，在这次会上态度出现一百八十度转变。在讨论未决的时候，戴季陶退人休息室想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又回到会议室。他突然跪地向大家磕了一个响头。而后说道：“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二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载季陶说完后又磕了一个头，然后离开会场。（18）戴季陶的意思很清楚，这次他也不赞成单一的武力讨伐了，而是主张先进行和平营救，如果和平营救无效，再进行武力讨伐。当年曾参加这次会议的黄绍竑后来回忆说：会上有不少人同意先和平营救的意见。于是，和平营救蒋介石的方针就这样确定下来。
如果说，12日午夜举行的紧急联席会议，是主战派的意见占了上风，那么14日召开的这次南京国民政府高层会议，是主和派的意见占了上风。
地方军政实力派：南京当局意欲拉住他们，向西安施压；张、杨则意欲争取他们的更多支持以在谈判中占据主动；各地大员也企望在事变中赢得更多利益。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使地方实力派处在矛盾之中蒋介石的执政风格是独裁，他赞赏法西斯的统治方式，这使他与地方大员的关系总是难得融洽。蒋介石义是一个非常重视渊缘派系的人，对于非嫡系的力量总是采取各种办法限制其发展，这又使一些地方大员时刻得防着他的暗算。蒋介石还是一个不太守信的人，他许过的事情常常不去兑现。这些因素归结起来，使他在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树敌过多，结怨颇深。因而，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民党内部，兴灾乐祸者有之，趁火打劫者有之，真正想救他的只有家庭亲属及他一手提拔栽培的嫡系将领。而就各地方实力派来说，更是怀着各种心态，各其不同的立场。
而在1936年的中国政治版图中，蒋介石作为中央政权的领袖，他的控制力集中在苏、浙、豫、皖、赣、闽等中央腹地；而周边地区则被是地方诸侯各霸一方。阎锡山统治山西，宋哲元经营河北，韩复榘控制山东，李宗仁、白崇禧占据广西，刘湘独霸四川。南方李、刘互不联合，北方宋、韩听命于冯玉祥，阎锡山自己搞独立王国。这种政治格局，使得各地方大员对中央政治颇具影响力。
张、杨在决定发动西安事变时，正是看到了各地实力派对于蒋介石的离心倾向，看到了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他们估计，对蒋实行“兵谏”，会得到各地实力派的支持。后来的事态发展结果表明，此种考虑，过重地估计了蒋与各地实力派的矛盾，过高地估计了各地方实力派的敢于公开与南京决裂的决心。事实上，这些实力派与蒋的矛盾只是利益上的冲突，不是政治诉求的对立，他们反蒋，是因为蒋介石限制了他们利益的实现，而问题不是出在抗日和“剿共”这个根本点上。也就是说，地方实力派中的很多人，对待张、杨发动兵谏，逼蒋抗日的做法，处于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们同情张杨的革命举动，从内心表示支持；另一方面，又惧怕南京国民政府秋后算账，甚或对蒋介石在政治上还抱有幻想，表面上还不得不与南京国民政府中枢保持一致。
各地方实力派的这种心态，不仅在西安事变中是如此，在此之前1932年的福建事变、1936年上半年的两广事变中亦是如此。
南京国民政府和张、杨都深知，取得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对于事变的结局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而双方都动用了一切力量对各实力派人物施加影响。
张、杨在筹划发动兵谏时，即开始着手密切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并围绕抗日与联共问题同他们进行磋商，力图达成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