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想到了苏联。苏联不仅是中国的邻邦，而且正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先生才得以完成改造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来也才能顺利发动北伐，打倒了北洋军阀。也是由于苏联提供资金、武器和教育指导，建起黄埔军官学校，培养出大批人才，才为蒋介石政治上的快速上升提供了可能。苏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看好蒋介石，为蒋介石的实力蹿升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据现已解密公开前苏联的档案资料记载，1925年6月至8月，苏联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国际革命战士准救济会的名义，从国库中拨给中国上海罢工工人经费20万卢布，这年的4月至10月，又给中国提供46万卢布的武器经费。此后，在1925—1926财政年度中给国民党军事援助的拨款更高达1100万卢布。而此一时期苏联通过共产国际汇给中国共产党的经费则少得可怜。因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在1925年3月20日给共产国际的第2号报告中，不得不要求追加经费。陈独秀在报告中，要求共产国际每月给中共中央追加经费1400元，连同以前批准的每月2250元的预算，要求每月按时寄给中共中央3650元。（18）原来，斯大林对蒋介石领导的军队的性质上发生了认识偏差。斯大林有一句名言：“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毛泽东在自己的著作里曾多次引用斯大林的这句名言，得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一个人民的一切”的结论。但问题是，武装的革命是谁？武装的反革命是谁？毛泽东定义的“武装的革命”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人都以为这个“武装的革命”非中国工农红军莫属，而事实是斯大林把蒋介石所领导的军队也统统算作是“中国的革命军队”，并把蒋介石领导下的军队看成“是中国工农争取自由解放的极重要的因素”。而在斯大林看来中国共产党所应该做的不过是：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尽力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竭力使军队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体现者”。“第二，中国革命者，包括共产党人在内，应当着手深入研究军事”，“以便逐渐前进并在革命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19）这实际上是说中共不必坚持军队的独立领导，更无形中矮化了中国共产党所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这就是斯大林为什么如此看待蒋介石及其所领导之政府的重要原因。实践证明，斯大林的看法是错误的，如果按照这个要求走下去，那中国共产党恐怕真要被“溶化”到国民党之中了。
斯大林这一对蒋认识问题上的错误为1927年春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共屠杀事变所证明，蒋甚至悍然断绝了中苏两国外交关系，而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重视蒋而忽视中共的错误却仍延续到以后的解放战争初期才有所修正。当然对于本书来说，这是题外话，但不管怎么说，在“求告”英美难收显效的情况下，蒋不得不把他的目光转向苏联。因而，当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渠道试探苏联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看法时，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即刻答称：“苏联同情中国，这一点，中国人民可不必怀疑。”（20）在两国早已断交，而苏联又宣称奉行对中日冲突不干涉政策的情况下，苏联能有此种态度，实际是发出了一个友好的信号。1932年6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对苏联复交，并非正式地向苏联提出建议，没想到很快即得到苏联政府的热烈回复，半年后两国实现了互派大使。
当然，苏联积极复交也不是免费的午餐。就在“九一八”事变前夕的1931年3月，苏联情报机关截获了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拍发给日本参谋本部的一份绝密电报。内称：
“日本与苏联迟早必然发生冲突。鉴于苏联国防能力等因素，日苏战争越早到来，越对我们有利。我们必须认清，形势的发展将会对苏联更加有利。我希望当局下决心迅速发动对苏战争，切实执行一贯政策。不管苏联是否比我们强，都要考虑到目前发动战争的不利因素不在我方而在对方这一事实。我相信，不管是战是和，日本必须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下定决心而不畏惧战争。”（21）这自然引起苏联的警觉。为避免日本将战争矛头指向苏联，斯大林想到了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这一提议立刻遭到日本的冷淡。这使苏联对日本的战争野心疑惧加重。在这一时刻，中国执掌中枢政权的南京国民政府主动示好，使斯大林看到了蒋介石的价值，这就是联蒋对抗日本。如果蒋介石能够在中国举起抗日大旗，利用他的军队抵抗日本，那么日本就不敢冒两线作战的风险来发动对苏战争。
但是，中苏刚刚复交就出现了不和谐的插曲，这就是中东铁路问题。“九一八事变”使原来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中东铁路的主权和归属成了苏日之间的敏感问题。特别是中苏的复交使日本对中东铁路问题态度越加强硬。为防止爆发远东战争，苏联决定对日本让步。1933年5月2日，苏联正式提议向日本让售中东铁路。在日本的要求下，苏联同意以日本扶持下建立的伪满洲国为出售对象。
中东铁路是中苏两国政府共同所有和经营的一个实体。按照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规定，其前途“只能由中苏两国取决，不许第三者干涉。”（22）苏联在中国政府不能视事东北和无法经营路务时，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害中国主权，不遵守中苏两国的有关条约，先是同意伪满洲国的合营与改组，并默许日本运兵，继而又同中国和苏联都不承认的日本傀儡政权共同谈判涉及中国主权的中东铁路售卖问题，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为一个主权实体，在政治上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刚刚解冻的中苏关系又开始趋冷。
在中苏关系停顿之时，日本人却在加快侵华步伐。蒋介石在无奈之下，与日本签订了宣称中日停战的《塘沽协定》，而这个协定立即引起了斯大林的不安。斯大林的不安不是因为中国人民的屈辱，而是担心停战后，日本会腾出手来对付苏联，甚至日中联手进攻苏联实际控制着的外蒙古。为此，经过3个月的利益权衡，斯大林作出了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决定。
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是蒋介石争取联苏抗日的外交目标。过去多次努力，苏联都不同意。此时，斯大林主动提出这个问题，令蒋介石着实高兴。但是，蒋介石很快就对签订这一条约兴趣顿消。因为莫斯科提供的草案规定：缔约国一方遭到军事进攻时，另一方应保持中立。这就是说，当日本进犯苏联时，中国要保持中立，不能投靠日本，这是斯大林所需要的；而当面对当前日本侵犯中国的局面时，苏联可以不支持中国，这显然不是蒋介石所需要的。蒋介石需要的是中国在对日作战中能得到苏联的实际援助。
于是，蒋介石启动了建立中苏抗日军事同盟的进程。1934年3月，蒋介石派遣中国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出使苏联，探求建立中苏抗日军事同盟问题。8月，蒋介石委派著名历史学家、主张发展对苏关系的蒋延黻访苏，并与苏联副人民外交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进行了密谈。
蒋延黻首先转达了蒋介石致斯大林及苏联政府的意见：认为“中苏两国有许多共同的利益连在一起。如果苏联的利益和地位受到什么打击和损害，中国也必然被殃及。”斯托莫尼亚科夫对蒋介石的这些看法表示同意。
蒋延黻又问及“在中国当政的是蒋介石，这个事实对苏联政府产生了什么相应的影响呢？蒋介石本人是不是恢复中苏友好关系的障碍呢？”
斯托莫尼亚科夫直言告诉蒋延黻：“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制定政策也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追究往事。在我们确定今天同中国的政治关系，特别是同现今蒋介石的中国的关系时，我们当然绝不能从往事和感情出发，而应从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出发，我们真诚希望发展、巩固两国的关系。我们把他当成与我们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也像尊敬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尊敬他。任何个人因素和偏见都不可能对我们的立场产生不好的影响。”（23）在获悉苏方立场之后，蒋介石进一步加快联合苏联的步伐。1935年4月，他派亲信、曾经担任蒋介石随从秘书的邓文仪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以显示蒋介石与苏联合作的诚意（邓文仪此后还奉命与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举行会晤，由此开辟了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又一渠道）。
10月，蒋介石亲自出马，秘密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并由即将出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担任翻译。
蒋介石对鲍格莫洛夫说：中国定将改善中苏关系，因为如果两国都受到威胁，那么来源都是一个。蒋介石没有点明威胁的来源是谁，但双方都知道，这是指日本。蒋介石接着说：我毫无疑问赞成缔结中苏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但这些条约都只是表面举动。我们希望有实质性的真正促进中苏亲密关系并能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那么蒋介石所说的“有实质性的真正促进中苏亲密关系并能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是什么协定呢？
蒋介石回答鲍格莫洛夫的提问时说“中国与苏联之间应该有一个‘非表面性’的协定”，这个协定“想就下列两个问题得到苏联政府的回答：（1）苏联政府是否愿意同中国签订一个多少能够保证远东和平的协定。”蒋介石强调，他不是以中国政府代表的身份而是以中国军队总司令的身份提出这个建议的。“（2）如果苏联政府给以肯定回答，那么，（我）很想知道苏联政府对这个协定有何想法。”（24）从蒋介石的谈话看，他所指的显然是签订秘密军事协定。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此后向陈立夫透露：他本人赞成这样的联盟，但希望中方直接与斯大林谈判。
鲍格莫洛夫不愿意扮演苏联代表的角色说明，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与蒋介石的希望尚存在差距。斯大林愿意帮助中国发动一场全面的抗日战争，但却不愿意直接卷入战争。同时，苏方在蒋介石如何对待中国国内共产党及红军的态度上也尚未摸清蒋的底牌。1935年12月28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给鲍格莫洛夫发来密函，指示他在办理中苏签约事宜时，首先“弄清蒋介石的真实意图是适宜的”，并嘱咐他“应特别注意蒋介石与中国红军的相互关系”，因为，“如果蒋介石的主要武装力量用来对付红军，那么他想怎样安排抗日？”密函说，苏联政府不想在国共两党之间扮演调停的角色，而希望国共两党直接谈判，并表示克里姆林宫“愿意随时给蒋介石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任何代表去莫斯科的签证，不管他前去的目的如何”。（25）此后不久，中苏就协定的框架开始直接谈判。尽管后来由于国际形势的迅速变化，苏联面临日、德两面夹击的严峻环境，最终没有签订这一拟议中的中苏协议（1937年8月日本进攻中国上海后，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已非这一协议），但通过这一阶段的中苏外交接触，使南京国民政府摸清了苏联的外交底牌，也密切了中苏的官方关系，这也是后来西安事变发生时苏联虽主和平解决，但开始却大肆抨击张、杨的现实政治原因。
中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至主要地位。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在力图缓和对苏关系的同时。寻找与政治对手中国共产党谈判沟通的渠道同中国共产党谈判，因苏联不愿做中间人，蒋只好自己解决。1935年12月蒋急令邓文仪速返莫斯科。1936年初邓一回到莫斯科即展开活动。1月中下旬，邓文仪在会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时说，蒋介石看到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发言后决定同中共谈判。邓并提出三项初步建议供讨论：1．取消中国苏维埃政府，这个政府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国民政府。2．改编中国工农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因为对日作战必须有统一指挥。3．国共两党间恢复1924—1927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其他任何形式。在这种情形下，中共继续独立存在。将来抗战爆发后，内蒙古或西北部分地区成为红军根据地和活动区域。邓还认为在中日战争情况下，日本将会封锁中国所有的海岸线，那时中国的武器来源不是英美，而是苏联。南京希望经过西北从苏联得到武器弹药。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答复说，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中央都在国内，国共两党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
邓文仪将谈话记录毫不保留地整理成一个详细的报告，派李副武官专程回国。他没想到的是李副武官身藏密件冒险经日本回到国内后却受到冷遇。从此，国共谈判事宜不再由邓文仪经手进行，续由陈立夫一手控制进行。
为同苏联政府进行具体讨论，蒋派陈立夫秘密前赴苏联。陈立夫偕张冲于1936年春到达欧洲，准备由此进入苏联。行前陈写好书信若干封，令夫人每过几日向亲朋好友寄出一封，以造成他仍在国内的假象。
陈张在欧洲蛰居多日。蒋顾虑重重，认为直接去苏谈判的时机未到，又令陈张回国。由孔祥熙在南京同苏大使谈判。苏联为防止刺激日本，提出签订中苏两国互不侵犯条约。谈判持续一年多，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进攻上海后的8月21日，中苏才正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蒋介石既已预见到苏联在未来中日战争中作用之重要性，他为了赢得苏联的谅解便不得不对国内共产党采取谈判的态度。
1936年1月22日蒋同鲍格莫洛夫交谈，表示他在下列条件下可同中共谈判：红军承认中央政府，保持当时的军队编制，参加抗日战争。
大使也介绍了苏联政府设想的关于预定签订之中苏协议的内容。蒋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特别讲到关于苏联政府帮助中国的规模问题，这应该由苏联政府自己决定，中国感谢苏联在军事供应方面可能给予的任何帮助。应该说，谋求军事援助，这是蒋改善中苏关系的首要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