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才对这3个题目，要求一人一张纸，注明自己的观点。测验结束，他发表讲话：“你们不要以为部下扣长官是以下犯上，这是旧观念，不对。我以后如果反革命，你们也可以这样对待我。”（29）但是，这天晚上苏联对西安事变的表态亦传到新疆，苏方的态度不是赞成而是反对西安事变。这使盛世才大为惊愕。为了验证塔斯社新闻稿的真伪，他又派人去苏联领事馆了解，结果证实了他的担忧。依靠苏联力量才坐稳新疆的他，不可能逆苏联态度而行，他连忙通知报馆把排好的社论撤下来，此后不冉对西安事变发表评论。对于张学良派来接回两安驻新疆的代表栗又文、董彦平的飞机亦不让在新疆境内降落。
后来，盛世才曾对友人谈起这件事，说他在西安事变时险些上当。并说，作为政治领导者，尤其握有兵权的人，不能犯冲动，张学良就吃了好冲动的亏，在冲动下把蒋介石抓起来，在冲动下又陪蒋去南京，结果把偌大的东北军都输光了。
最令张学良失望的是担任太原绥靖主任的阎锡山言而无信。
在各地实力派中，张学良下功夫最大的是阎锡山，曾5次赴太原见面。蒋介石在洛阳祝寿时，是张派飞机将阎接到西安，又一同去洛阳劝谏蒋介石。发动“兵谏”是张、阎洛阳劝谏的继续，张认为，扣蒋一定会得到阎锡山的支持。所以扣蒋后立即致电阎锡山，热切期望得到他的响应。张学良在电报中说：
蒋公莅陕之时，学良等一再谏请，使其派军，挥戈北上抗日。然蒋公一意孤行，不予批准，故学良被迫请蒋公暂留西安。采取此举，只为救国，学良决心保障蒋公人身安全。同时提出八点主张，其中致力于结束同胞箕豆之争，改组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合作，与苏俄联合。
学良敬盼得到阎公的支持。兹事甚急，事先不及与公商谋，在此一并向公表达学良的歉意。（30）此时，南京方面亦开始拉拢阎。阎锡山从其自身和以往其他地方实力派反蒋屡遭失败的教训判断，张、杨的“兵谏”行动未必能获得成功。他还考虑，如果西安事变成功，张学良的地位就更高于他。他不忘1929年的失败是由于张学良人关捣他的后路所致。九一八事变后，山西处于张学良的支配之下，几年来他不甘居张之下，所以西安事变前虽然与张有联系，但事变发生后他却又觉得旁观对他最有利，他甚至准备不使张、杨成功。于是，他自食前言，迟迟不表态度，一面观察政治风向，伺机而动；一面企图在南京与西安的角逐中提高自己的身价。
阎锡山终于盼到了这一天。14日，孔祥熙致电阎，提出：“请公即致电汉卿，促其反省，即日陪同介公南来，一切弟当促其安全，倘渠因南来或恐不为各方所谅，则请公电劝其暂移晋省。”翌日，孔再次致电阎锡山，恳请其“切电汉卿，促其亲送介公赴并（太原——引者）弟即邀中央负责同人前往晤商，则一切问题，有我公居间保证，当不难迎刃而解。”为督促阎锡山从中斡旋，南京派刚刚被委任为河北省主席的黄绍兹赴太原，带去了由南京方面要员居正（司法院院长）、孙科（立法院院长）、孔祥熙（代行政院院长）、叶楚伧（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冯玉祥（军委会副委员长）、李烈钧（军委会常务委员）、朱培德（军委会常务委员）、戴季陶（考试院院长）、何应钦（军政部长）、程潜（军委会常务委员）、唐生智（军委会常务委员）及张继、王宠惠联合署名给阎锡山的信，信中写道：“环顾国中，能深识此事之症结、熟权公私之两宜者，莫如先生。乞即向汉卿恺切劝导，即日送介公到太原，并敢以弟等一切为先生全权处理之担保。”（31）如此多的重量级人物请阎锡山出马斡旋，足见对其重视。阎锡山这才答应“居中调停”。
这一天，阎锡山面见张学良派来的代表苗浡然，表达了3点意见：“（一）日本不断地进攻，我们就只有抵抗，山西的守土抗战，已下决心……（二）扣蒋易，放蒋难。这样一来，全国抗战的局面反而增加了困难，不过张、杨两公已经这样做了，我只有义不容辞地积极设法，帮助找一条走得通的路。因为身体不好，恕我不能亲往了。（三）联共是党与党的问题，我完全同意在大西北很好地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借这个机会争取和红军就地谈判好，以便由局部到全体，看来这个问题，有首先解决的可能，停止内战，是件大好事。”（32）这次谈话，表面看似是帮张，实则落实南京的“居中调解”之责。
还没等张学良的代表离开太原，阎锡山就发出了一纸令张学良盼望已久、也是令张学良非常气愤的电报：全文是：
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兄、杨主任虎城兄勋鉴：
两兄震机及汉卿元未电均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似！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证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前在洛阳时，汉兄曾涕泣而道，以为介公有救国之心，而方法上有所矛盾。今日兄等是否更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为？记曾劝汉兄云：今日国家危险极矣，不洽之争论，结果与国不利，当徐图商洽。不洽之争论尚且不利国家，今兄等行此断然之行为，增加国人之忧虑，弟为国家为民族为兄弟等抱而无限之悲痛！请兄等谅察，善自图之！
弟阎锡山叩寒印。（33）
阎锡山的电报充满官腔，他在发给张学良的同时，又在报纸上发表，以示表忠于南京国民政府而反对张学良的立场。
对于阎锡山的四大质问，张学良迅速作复，一一予以驳斥：
第一，良等此举，系对事绝非对人；对人则善后似不易，对事则善后亦非难。如介公实行积极抗日，则良等自仍竭诚拥护，即罪及良等，亦所甘受。介公如始终不积极抗日，而外力所迫，民意所趋，全国亦必发动抗日。则对介公个人，仍当极力爱护，不成问题。
第二，增加及减少抗战力量，良等之愚，以为须从根本上着想，实有力量而不用，或用而不能发挥最大效能，均不能谓之增加。如使军队与民众真正觉悟，从内心上发出与敌势不两立之抗战精神，则力之增加，实不可以限量。良等此举，实在促成全国真正觉悟，全体动员。盖对日作战，必须军民并用，仅恃徒知服从之军队，决不足以济事也。
第三，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且尽其所能，避免内战。如中央不顾民意，肆意压迫，则是中央自造内乱，中央如不自造内乱，尚有对外作战之心。表示中央积极出师抗日，则良等谨必立时践言，担负最前线之任务。
第四，是否演成国内残杀，须视大众之觉悟如何。如大众彻底觉悟，则必共趋对外，而残杀可免；否则即无国内残杀，亦岂有不亡国之理。据良等观察，我国军民觉悟，已达相当程度，如政府拂乎民意，压迫群情，必难存在。（34）张、杨在这个电报中还通知阎锡山，决定派与阎有私交的“西北总部”秘书兼第6科科长李金洲作为代表前往太原，当面向阎通报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并听取他的意见。
李金洲17日从西安登机前向张学良请示机密时，发现张对阎极为不满。张告诉李金洲：“你告诉他说，现在我已经做了，看他怎么办！此事他不要想摆脱干净，必要时我将调华北部队，会师太原。”
李金洲乘坐的飞机17日中午到达太原。李见到阎后，向阎详细通报了西安事变的经过和蒋介石的生活情况，还转达了张学良的意见。阎听后当即命其秘书将此情况电告南京。他在电文中说：
汉卿派人乘机来晋，面称近来每天三次跪求介公采纳其主张，如蒙允准，彼情愿随介公赴京请罪；一面先集合所部，切实告以如中央认彼应受国法，不准有一人抗命。倘不蒙采纳，彼当率同所部与介公一同牺牲于抗日阵线。嘱此间派员赴陕看视介公起居实况。当符答以如此间到陕后，许与介公单独谈话，方可照派。（35）当日，太原的报纸印发了号外，报道西安的代表已到太原，蒋介石在西安安全无恙。
李金洲与阎锡山的谈话在1个小时后结束。阎表示：本着“爱护国家，爱护领袖，爱护副司令，爱护东北军”的四大原则，指定赵戴文、徐世昌为代表，定于次日飞往西安，与张、杨谈判，以解决当时的危机。
阎还对山西参与斡旋提出附加条件。他说：必须保证赵、徐在西安能单独与蒋介石谈话。这个条件需要张、杨才能决定，于是，阎锡山让李金洲即刻向西安发电，等待西安复电。西安同意之后，他又要等候南京代表黄绍竑到来。阎锡山不断拖延行期的用意十分明显，他还要再观察一下政治风向。
但这次拖延却使他参与调解释蒋做成一笔政治交易的机缘擦肩而过。仅仅过了一个晚上，20日早晨，张学良突然改变主意，一句“我决不让老阎做这一票买卖”，使阎锡山后悔莫及。此时，宋子文已来西安，张学良见和平解决事变有望，便不需要阎锡山从中斡旋了。
阎锡山虽然表面上谴责张、杨，但他在暗地里却认可了张、杨的目标。连东北军的普通军官都相信，实际上阎锡山是赞成张学良的兵谏行动的。杨虎城派往山西的特使范续亭亦有同感。他说：当他受杨虎城之托同阎打交道时，阎表示不愿介入其中，但听到释放蒋介石的消息时，阎却似待异议，表示让蒋同南京之举有欠考虑。这说明，阎的本意是不愿意如此快地释蒋的。
有资料表明，阎锡山与共产党之间早就有了联系，他首肯于建立全国范围的统一战线的态度与毛泽东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蒋介石最后之所以接受共产党一致抗日的主张，阎锡山的态度也起了一定作用。蒋介石可能想到，不这样做，阎锡山就会与其他想要抗日的华北军阀们一起，站到共产党一边。比如，控制着河南大部分地区的商震是阎锡山以前的下属，商亦强烈要求抗日。到1936年，阎锡山与韩复榘的关系已经十分密切，韩是盘踞山东经营多年的一方实力大员，影响很大。阎锡山也曾一再要求河北的实力派人物宋哲元派兵协助他把日寇赶出察哈尔北部。
（1）《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页。
（2）《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3）《张学良文集》，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6—1057页。
（4）《民国十将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90页。
（5）《冯玉祥日记》（1936年12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6）罗家伦：《我所认识的戴季陶先生》，转引自何应钦：《西安事变的处理与善后》，台湾1984年4月2日版，第32—33页。
（7）《革命文献》，第94辑，第117—118页。
（8）《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1936年12月12日。
（9）刘健群：《窥测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参见台湾《革命文献》，第94辑，第288—289页。
（10）《民国十将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101页。
（11）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台湾实践出版社1984年版，第572—573页。
（12）〔美〕塞勒：《中国的端纳》，第23章，转引自《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页。
（13）《宋美龄全传》（第三版），青岛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250页。
（14）《宋美龄全传》（第三版），青岛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页。
（15）何应钦：《西安事变的处理与善后》，台湾1984年4月2日版，第42—44页。
（16）黄仁霖：《西安事变及其余波》，参见《革命文献》，第95辑，第283页。
（17）《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7页。
（18）黄绍竑：《西安事变片断回忆》，参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17页。
（19）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的政治思想变化》，参见《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
（20）《中共党史资料》，第25辑，第81页。
（21）《张学良在193——西安事变内幕纪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22）《从内战到抗战》（1935—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0—631页。
（23）《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下），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43页。
（24）苗浡然：《西安事变中我到晋绥见阎、傅的回忆》，参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99页。
（25）王式九：《宋哲元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参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12页。
（26）《西安事变新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页。
（27）《西安事变新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
（28）《孔祥熙致韩复榘、宋哲元电》，（1936年12月24日），参见《团结报》，第1173号，1991年2月13日。
（29）周春晖：《西安事变后盛世才的急转》，参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23—324页。
（30）《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0页。
（31）《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935—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42页。
（32）《西安事变中我到晋绥见阎、傅的回忆》，参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90页。
（33）《国闻周报》，第13卷，第5期。
（34）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参见《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55—456页。
（35）《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