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的反应：中共领导层多数意见认为，西安事变是革命行动，应当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只有对他进行彻底清算，才能为全国一致抗日开辟道路深思熟虑后的决断：中共果断放弃“审蒋”计划，有条件维护南京的正统，坚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事变。以举国抗日为根本目标，使中共成为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中坚力量坚定地站在西安一边：中共支持张、杨的革命义举。准备共同迎击南京亲日派发动的军事进攻，帮助西安方面筹划和进行和平努力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传到保安，这个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小小县城，一片欢腾，根据地军民包括中共领导层的喜悦之情，都挂在脸上。
是啊，蒋介石1927年公开背叛革命以后，疯狂推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和反共政策，整整打了10年内战，屠杀了数不清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巨大损失；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又使中国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中华民族面临着灭种的危机。如今，抓住了蒋介石，这是一件多么大快人心的事啊！
因此国内外舆论均认为，中共实难放过蒋介石！
南京国民政府亦认为，只有通过苏联对中共施加影响，方有可能释放蒋介石。
蒋介石本人自知对共产党血债累累，生怕共产党找他算账。当他从张学良那里得知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来到西安的消息时，脸色大变，怒斥张学良：“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张学良也担心中共会反对放蒋，并做好了说服中共的思想准备。
而红色根据地的军民得知蒋介石被扣的消息，第一反应就是：这回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
依据常理所做出的上述判定，使中共中央如何对待西安事变的态度，不仅成为国内外各方所密切关注的焦点，而且直接关系着西安事变的结局，关系着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能否实现。
起初的反应：中共领导层多数意见认为，西安事变是革命行动，应当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只有对他进行彻底清算，才能为全国一致抗日开辟道路中共中央是在12月12日上午8时许得知西安事变消息的。此时，习惯于夜里工作的毛泽东还在睡梦之中。中共中央军委机要科译电员朱志良将中共派驻东北军联络代表刘鼎从西安接连发回的几份关于张、杨扣蒋的秘密电报译出后，交给该科科长、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叶迅即到毛泽东住所将毛叫醒，把几份译电稿呈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电报后不久，中共其他领导人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陆续来到毛泽东的窑洞，传阅电报内容，商量研讨对策。据张国焘回忆：
12日上午近午，在毛泽东的窑洞里，我们传看张学良发来的急电……这个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们都大为激动。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持温和态度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竟抢先表示：“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个家伙杀了再说。”这时已经回到保安几天的周恩来较为冷静，他表示：“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1）“蒋介石在西安被扣！”
消息立刻传遍红军各部队，整个保安乃至陕北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毛泽东的警卫员贺清华回忆说：“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蒋介石这个祸国殃民的坏蛋，也有这么一天，当了俘虏。……我们几个警卫员沉浸在欢乐的气氛里，围着地上的火堆直嚷嚷，有的说，要把蒋介石关起来。有的说，关着干什么？宰掉算了！还有的说，不行，那太便宜了，还是把他捆起来，戴着高帽子游街，边区所有的村子都得游一遭……”（2）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和中共中央机关的同志高兴地跑到院子里，又唱又跳，她和许多同志一样，“以为党中央一定主张杀掉蒋介石，替千千万万牺牲了的烈士报仇，给中国革命搬掉最大一块绊脚石”。（3）李维汉回忆说：“我们在定边获此消息，欣喜若狂，当即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广为宣传，与会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会后，我们致电党中央反映了群众的愿望。”（4）此时在保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样写道：“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传到保安，保安举行了群众大会，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中共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会上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公审蒋介石。”
共产国际派给中共的红军军事顾问李德回忆说：“我也参加了这个集会，毛泽东首先在会上讲话，在他之后，就我回忆有朱德和周恩来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清算和公审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叛徒蒋介石的时候到了，只有对他进行清算，才能为全国一致抗日开辟道路；必须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立即停止一切内战，特别是反对红军的内战，以及立即停止对共产党的迫害；必须举行关于建立有东北军总指挥张学良将军，陕西省主席（当时陕西省政府主席已由邵力子担任——编者注）、国民党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将军，共产党代表和国民党地区抗日组织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的会谈；必须动员整个民族和全国一切武装力量，反对日本及其在国民党中的帮凶。”（5）以上记述的只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当天的一些表面情况，实际上在得知西安事变的这一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分析了事变的性质和如何处理事变，而且迅速部署了大量的应变准备工作。
在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迅速传阅了电文，分析了形势，并研究采取了相应的应变措施。
第一，迅速复电张、杨，建议张学良把蒋介石扣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严防其收买属员，特别提出尤不可把蒋介石交给其他部队看管。
第二，立即致电共产国际，通报事变情况。从这天中午12点到当晚24时，先后给共产国际发去3个电报，前两个电报，主要是转述张学良、刘鼎来电及张、杨的八项主张，第三个电报提出了如下计划：
（一）由张、杨及周恩来三人组成委员会主持大计，半个月内在西安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南京方面由林森、孔祥熙、冯玉祥主持，等待国防政府成立，并防御亲日派勾结日本进犯沪宁；（二）争取全部蒋军抗日；
（三）以红军、东北军、17路军与晋军为主，组织抗日联军，争取在晋绥的中央军参加，以防御日本进攻华北。（6）这个计划显示：（一）预计西安将成为全国抗日的政治中心，南京方面推翻了蒋介石，群龙无首，抗日的各派系将群集西安，成立新的国防政府；（二）对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央军争取团结，共同抗日；（三）未提对蒋介石如何处置问题。
在这个电报中，中共中央还要求共产国际支持中共的立场和行动，“特别是：（一）在世界舆论上赞助我们；（二）争取英、法、美三国赞助中国革命政府与革命军；（三）苏联用大力援助中国”。
第三，致电在平津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向他通报蒋在西安被张、杨扣留的消息，同时提出了党对事变的态度及面临的任务。电报指出：中共拥护张、杨之革命行动，党面临的任务是：把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开，争取南京及各地方政权中的抗日派，稳定CC派、黄埔派，推动欧美派及元老派，并具体提出要争取宋子文、孙科、孔祥熙、蔡元培、李石曾等；至于对蒋介石，提出要揭发其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民众及强迫其部下坚持内战之罪状，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向南京提出明令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的要求。
事发当天的这份文件，反映了中共中央对事变所采取的态度，反映了当时中共中央对南京内部各个派系的认识和态度。后来的事实表明，当时把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开，是难以办到的。因为经过10年来的内战和国民党内各个派系的多次争斗，蒋介石已经牢牢控制了南京国民政府，把党、政、军等大权集于一身。当时的南京又居于正统地位，得到国际上的承认。此时要求罢免和公审蒋介石，的确是对“逼蒋抗日”方针的反复和动摇。
第四，进行军事部署。中共中央同意张、杨的要求，决定派红军一部开赴陇东环县、西峰镇一带，严防蒋军由西路进攻；派红军的另一部南下到咸阳、蓝田一带，策应东北军、17路军抗击东路蒋军的进攻。同时，把蒋介石被扣一事通知红军各军团，令各军团做好应变准备，待命行动。
13日凌晨，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此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分散在各地，刘少奇在平津地区主持中共北方局的工作；陈云、王明、康生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任职；彭德怀、王稼祥、任弼时在甘宁地区红军前方总部。因而，出席这次会议的只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凯丰、张国焘、林彪等。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按照遵义会议以来形成的党内惯例，先由毛泽东首先提出报告，然后进行讨论，最后再由毛泽东作出结论。
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即中共以什么态度对待西安事变。他说：“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肯定，是不容犹豫的。”他断言：“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它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因而，中国共产党对事变是应该拥护的。”
毛泽东对蒋介石也进行了分析。他说：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而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
基于这一判断，毛泽东最初的设想是：“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影响全国，召集救国大会，成立实质上是政府、名义上叫做抗日援绥委员会的机构。”他着重提出：“我们的政治口号：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7）对蒋介石的处置，毛泽东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并认为：“把蒋除掉，无论从哪方面都有好处。”（8）接着，周恩来发言。他认为：虽然蒋介石被扣，但南京方面的军事力量仍然照旧，一旦进攻西安，爆发大规模的内战，“日本将会在南京搞政变，在沿海地区增兵”。为防止日本变南京为傀儡政府，我们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要稳定及争取黄埔系、CC派、元老派、欧美派，推动他们赞成西安事变，团结抗日，具体地说，是要争取林森、宋子文、孔祥熙、孙科、冯玉祥，孤立何应钦；同时要深入发动群众，联合西北三方联合抗日力量，把西安变成抗日的中心；在抗日援绥的口号下联合阎锡山，联合刘湘，这是我们的两翼，再进一步联合西南桂系，以造成对华东的包围；东南7省是南京的势力，这是我们要争取的对象，要争取他们抗日。至于杀蒋还是放蒋，这要看张、杨的态度，因为蒋在他们手上，我们不好决定。
尔后，当时尚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作了重要发言。他认为：抗日问题上，主要矛盾是抗日派与“民族妥协派”（以蒋介石为代表）的矛盾。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这个行动的意义，使整个局势“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张闻天提出：处理事变的根本方针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他预见，我们党的工作也将随之有一个转变，“转到合法地登上政治舞台”。
在政权问题上，张闻天较之周恩来更加明确地提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他认为，张、杨提出的“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口号并不坏”，我们的正确策略应该“把抗日为最高旗帜”，“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发动群众威逼南京”，以促成改组南京国民政府。而对于蒋介石的处置，“应该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9）事后证明，张闻天的这些主张是正确的。
事变发生后，国内外反应强烈而复杂。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亲日派力主“讨伐”张、杨；亲英美派为保全蒋的性命，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地方实力派担心引发更大内战，大多数对张、杨不表示支持，几乎一致要求恢复蒋的自由；国际的反应也不一致，日本极力挑动中国扩大内战，得悉南京决定讨伐，兴高采烈，坚甲利兵，蓄势待发；美、英力求维持蒋的统治，认为可以同共产党合作对付日本；苏联为“洗清”自己插手事变之嫌极力攻击张、杨，但也希望事变和平解决。这些情况，都促使中共中央必须考虑如何以极为审慎的态度对待和处理事变后的复杂局势，制定出恰当举措，引导时局向有利于民族利益的方向发展。
这次会上，还有9个人发言，只有张国焘言辞最为激烈。他说：“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反蒋，第二是抗日。内乱问题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问题。”“因此，打倒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10）在大家讨论之后，毛泽东作了结论。他指出：现在处在一个历史转变的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错误，不把反蒋与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出来。
这个结论说明，由于事发突然，对各方面的情况掌握不够充分，中共中央还没有对处理西安事变的具体方针下最后决心，毛泽东关于“中共中央暂不发表宣言，但在实际行动上应积极去做”的话，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这个结论还说明，中共中央在对西安事变性质的认识和军事应变准备上形成了共识。而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和是否成立新的抗日政权，还存在不同的认识。
此时，在根据地人民群众和广大红军指战员包括党中央中，主张“审蒋”、“除蒋”是多数人意见。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说：“张、杨活捉蒋介石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保安的时候，不用说，是人心大快，大快人心。当时《红色中华》报上揭露蒋介石‘十年反革命，五年卖国’的罪恶，说蒋‘虽百死也不足以赎其罪于万一’，要求把蒋介石交给人民公审、裁决，表达了听说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时一般干部、党员的直觉反应。”（11）而作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张、杨，他们毅然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举动，不仅出乎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的意料，也使毛泽东等对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影响力产生了新的认识，对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可能产生的分化作出了大胆的估计。毛泽东开始认为，“倒蒋”可能会更有助于争取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内的抗日派和中间派，也是十分自然的。而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虽然提出了“审蒋”及在政治上“除蒋”的想法，但却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张闻天和周恩来“不与南京对立”的意见。
在随后几天的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中，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实际上采取了两条方针：一条是坚持以“西安为中心”和“审蒋”的设想；另一条是坚持“把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区别对待”的立场和做法。
以下几例可以印证中共中央的上述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