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在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周恩来连续给张学良发去两封电报。
第一封发于当天中午，提出4条：“（甲）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要。严拒樊崧甫。（乙）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弟等认为，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西安起义才能确定的发展其胜利。（丙）宜即逮捕或驱逐部队中法西斯分子，对全军奉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政治上团结全军，此着是最紧急任务之一。（丁）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12）第二封电报则发于当天下午，亦提出两个方面的建议：甲、刘峙指挥的河南集团有进占潼关的极大可能，拟宜提起杨虎臣（城）兄注意，以主力集中潼关而坚拒之。乙、为确占兰州、汉中两战略要点及隔离甘肃蒋军为二部起见，提议：（一）于军全部巩固兰州城，严防毛炳文及西北补充旅之进攻。（二）兄部王董两军及骑兵军集中平凉、会宁线，将该线之蒋军压向陇南一面，拒止胡、曾、关、毛南下，将海源、固原防务交于红军。（三）红军以主力进至海、固地区，以有力一部尾随胡军于豫旺地区，配合在静宁、平凉之兄军，乘机消灭南攻之胡等。如胡等在现位置不动，则压迫之入宁夏为最好。（四）商刘甫澄，调川军15至20团进据汉中。（13）这两份电报所透出的信息是：中共拟配合张、杨武装保卫西安，把西安建成巩固的政治中心，为此，要加强周边的防务，肃清内部和反对势力；电报还把“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作为最紧急的任务之一，反映了“审蒋”的思路未变。
其二，14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贺龙、萧克、林彪、徐海东、徐向前10名红军将领的名义，再次致电张学良及杨虎城，宣布了中共对目前事态的三项行动方针：
（一）立即宣布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之组成，任张学良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东北军编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第1集团军，张学良兼第1集团军总司令：17路军编为第2集团军，杨虎臣（城）为总司令；红军编为第3集团军，朱德为总司令。设立西北援绥军事政治委员会，以三个集团军高级将领为委员，每集团军3人至5人，以张学良、杨虎臣（城）、朱德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统一军事政治领导。以上组织如荷同意，立即以三方抗日救亡联席会议名义向全军全国宣布。此外，极力争取阎锡山先生及全国其他爱国将领加入，推阎锡山先生为全国援绥联军总司令。
（二）目前军事步骤：抗日援绥联军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之地区，发扬士气，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在目前三星期内，由杨兄所部固守西安城，张兄所部及弟部担任野战。如荷同意，弟部主力可于一星期内到达西峰镇，而后或增援西安，或增援固原，依情况决定；弟军一部则在定、盐、环钳制胡（宗南）敌，另一部在肤、甘钳制汤（恩伯）敌。王以哲兄部仍在固原防御胡敌，于学忠仍守兰州。只要打得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战局，既有若干失利，亦于大局无碍。以上第一步骤实现之后，依情况再决第二步。
（三）目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提议：
（子）在联合三部分中一致提出下列10个口号：东北军、17路军、红军联合起来；抗日军队同抗日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召集救国会议，建立救国政府；争取人民自由；反对日本灭亡中国；反对汉奸扩大内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保卫中国而战，为援助绥远而战，为收复东北而战；抗日联军万岁！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万岁！
（丑）在部队中进行热烈的政治鼓动。
（寅）肃清部队中之亲蒋分子。
（卯）鼓动全军战斗勇气，造成至死不屈精神。（14）这封电文是由周恩来起草的，它比较系统地概括了此时中共对于处理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这个方针的要点是：一、高举抗日的旗帜，以武力保卫西安，使之形成抗日的中心；二、推行“倒蒋”计划，把南京国民政府与蒋有所分别，努力争取南京国民政府转向抗日；三、建立抗日政府。这个方针得到了张、杨的支持。17日，张学良复电毛泽东、周恩来，同意中共的基本主张，并提出了进一步的军事部署。他说：“联军主力现集结于渭南方面准备抗战，另一部于兰州、平凉、固原、西峰镇一带，对胡宗南、毛炳文等施行戒备。要求红军主力至环县、豫旺以北地区，箝制胡部。另以红军一部在肤施、甘泉附近将胡、毛、曾等部与汤恩伯部隔开，不使连成一气，并极力向北压迫以掩护联军后方之安全，并盼饬陕南之陈先瑞向卢氏、灵宝一带出击，扰敌之后方。”（15）而中共中央军委则根据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致电陇东特区委张云逸，在陇东部分地区及肤施、甘泉一带由红军接防。规定在红军接防时，不改变政治组织，不与民团冲突，不打土豪。
其三，15日和16日两天，中共中央对外公开了处理西安事变的上述政策。15日，中共中央以15名将领的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罢免蒋氏、组织抗日政府的主张。电文说：“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放弃蒋氏爱摆之集权统一纲纪等等之索然无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实实与民更始，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释放爱国人犯，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变不祥为大庆。”（16）1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刊登了《蒋介石罪大恶极》的长篇文章，系统揭露蒋介石“十年反革命，五年卖国”的罪行。
毛泽东还把中共华北局负责同志“希望张氏干到底，胆大些，胆再大些”的来电转给张学良并同时向张透露中共所了解到的信息说：“法国激进党谓：张学良已成为中国第一有权威之人物，英国取调和态度。”（17）上述情况表明，中共中央在事变发生之初，是希望“审蒋”和建立抗日政府的。
深思熟虑后的决断：中共果断放弃“审蒋”计划，有条件维护南京的正统，坚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事变。以举国抗日为根本目标。使中共成为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中坚力量中共中央对于处理西安事变的初步方针，从形成到改变前后只有6天。到19日，又一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便依据事变后的国内外情势，及时修改了上述初步方针，正式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中共中央由抗日“审蒋”到抗日“释蒋”方针的调整，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时任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对为何这样调整作了一番解释，他说：“这6天中，这件事的现象与本质都表现得更充分。”张闻天这句话，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同时又有为此前在无法了解事情全貌的情况下作出的初步方针“解套”的意味。那么，这6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又是什么情况使得中共迅速调整了方针呢？
其一，南京国民政府和地方实力派中没有出现有利于“审蒋”的政治军事形势。毛泽东原来曾经设想，蒋介石被扣以后，“他的力量必然削弱”，有可能使蒋的部下分化到西安方面来，这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但是，几天后，各方普遍反对新的内战，希望释放蒋介石，一致对外，抗击日寇的侵略。蒋介石被扣后，他的个人影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还被戴上了“民族英雄”的桂冠，其威望足以继续左右南京的政局。而为了民族生存和抗日救国而被迫发动兵谏的张、杨将军，却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压力。
从西安反馈到中共中央的信息说：
（一）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指何应钦、汪精卫），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
（二）晋阎（锡山）向张提议，将蒋送山西，冯（钦哉）亦企图利用此事变。
（三）鲁韩（复榘）认为南京现在办法不能解决南京问题。宋哲元、刘湘尚无表示。
（四）李（宗仁）、白（崇禧）表示张之出此乃逼不得已，余（汉谋）、何（键）企图骗钱，表示拥护中央。
（五）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已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对张有以西北问题，对红军求降求和完全交张处理之表示。（18）西安还传来消息说，12月16日，南京已下达了讨伐令，并继续对西安外围进行轰炸，刘峙所部已有5个师的兵力进入潼关，包围华县，并进逼渭南。
南京也有一个新的情况传来：一度积极支持张、杨的国民党左派爱国人士宋庆龄，此时也改变态度。事变当天，南京国民政府曾派人与宋庆龄会面，要求宋在谴责张学良扣蒋的声明上签字，宋庆龄不仅没有签字，还说：“张学良做得对，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只是我会做得更甚于此。”而刚刚过了一个晚上，也就是13日，宋庆龄就改变了主意，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此时担任全国各界救国会总干事的胡子婴后来回忆说：
12月13日，孙夫人叫我到她家去，把西安事变告诉了我。作恶万端的独夫民贼落入罗网，我以为她一定会高兴的。哪知她带着焦虑的样子问我能否陪她到西安去。我好奇地问她：“去做什么？”出乎我意料的回答是：“我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她看到我惊愕，就婉转地给我解释说：何应钦等亲日派惟恐中国不乱：蒋介石被杀，内战势必全国爆发，日军就可长驱直入，侵占全中国。我很快地醒悟过来，决定立即随她去西安。孙夫人住在原法租界莫里哀路的一个小洋房里。她要我陪她步行到辣斐德路辣斐坊，去约请何老太太（何香凝）同行。何老太太患心脏病，经常睡床不起，一听这话，立即起床同意同行。我急忙回家，在银行没有停止营业前取出一些现款，准备作费用……我情绪很高，并对到西安后可能遇到的问题作了估计。关于动身时间，她约我晚上8时听最后决定，到时我接到她的电话，说：“不去了。”这和她说要去西安一样，使我吃惊。（19）能够证明宋庆龄突然改变态度的还有一件事，即宋庆龄去世后，上海宋庆龄故居在整理珍藏的宋庆龄遗稿时，发现一份关于西安事变的声明（英文打字稿）。宋庆龄在这份声明中，明确地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声明说：
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长期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结果，决不是什么“由张学良个人对蒋介石的不满而引起的”；而张学良发动事变的唯一的目的，“是劝谏蒋介石同意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抵抗日本的入侵”。但是局势异常复杂，如果对事变处理不好。就将导致一场“更大规模的内战”。这样不仅“将导致更深重的民族灾难，同时也给日本的入侵提供了便利”；在日本正扩大“入侵我国国门的危急时刻”，“内战必须停止”，“个人的不同政见都必须放弃”！所有军队的当务之急是：“求同存异，组成一个抗日的统一战线，任何企图阻碍此战线形成的做法都是在犯罪”。宋庆龄呼吁“每一个中国公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阻止这样一场灾难的发生。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保卫自己的祖国”。
宋庆龄在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主张的同时，还积极为沟通国共两党的联系而奔走。在南京，主张和平解决事变还有很多人，特别是蒋的亲属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以及蒋的军队嫡系。而为了了解中共的立场和动向，联系中共促使问题和平解决，宋美龄也找到了与中共有着密切联系的二姐宋庆龄。
宋庆龄接受了妹妹宋美龄的请求，找到了中共中央驻上海的代表潘汉年。这时潘汉年已经收到毛泽东要他“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20）的电报。潘汉年随即将中共中央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和已决定派周恩来等代表到西安参加协调谈判的消息告之宋庆龄，同时建议她劝说宋子文等人前往西安和张、杨以及中共代表共同商谈，谋求事变的和平解决。潘汉年还表示，自己愿亲赴南京，会见宋子文、宋美龄。
经宋庆龄介绍，潘汉年住进了南京宋公馆，他不仅成为南京了解中共立场的桥梁，而且通过宋子文、宋美龄，了解到南京国民政府对如何解决事变的态度，并通过做宋氏的工作，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对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积极作用。
上述情况说明，南京方面和地方实力派在事变发生后，没有向着与蒋介石分裂的方向发展，而是在力促释放蒋介石。
其二，张学良本人并无杀蒋的想法。张、杨发动兵谏的本意即“逼蒋抗日”。张学良在部署扣蒋行动时，就向有关将领强调：要活捉蒋介石，不要死的。他对孙铭久说：“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扣蒋行动打响和蒋介石失踪以后，张学良焦急万分，他命令105师师长白凤翔：“如果9点找不到委员长，就把你们的头送来！”并对大家说：“若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若找不到他，我便将自己的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去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为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那我张某人就成了千古罪人。”（21）扣蒋成功后，张学良多次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继续拥护他做领袖。”还说：“委员长今日诚然是中国的领袖，即今后还是需要他做我们的领袖，但领袖应虚心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过去专制皇帝不同，只要委员长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12月16日，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上发表演讲，公开宣称：“我们只求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要立于抗日战场的第一线，我们要在抗日战场上效死。”他呼吁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争，有力量出力量，有钱的出钱，尤其是武装同志，壮年同胞，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场上”。
张学良从扣蒋开始，就敞开和平大门，欢迎各界人士入陕斡旋，共商抗日大计。他在致南京国民政府诸要人和地方实力派的电报中，邀请他们“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是”。对宋哲元，希望他“亲来西安，或派全权代表前来”。对冯玉祥，希望他“速即命驾来陕，共决大计，力挽危舟”。张学良还致电宋美龄：“如欲来陕，尤所欢迎。”对端纳的西安之行，张学良非常欢迎，致电说：“此间态度一贯，君能来一视，甚佳。”同时，派出代表到各方联络，呼吁和平。并与南京当局的党、政、军要人保持联系，与各地实力派频繁接触，包括极力争取山西的阎锡山、平津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的支持，实际上在做着两手准备，并且把谈判和平解决事变放在第一位。国际和平使者端纳能够实现西安之行，把宋美龄的亲笔信送到蒋介石手中，促使南京与西安开始谈判，都是在张学良的支持下进行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时，张、杨与南京的和谈实际上已经启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