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向宋申明，中共没有参加西安事变的发动，同时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周恩来说：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中共的政策也由“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旨在联合对敌。几年来，特别是近年来，中共中央一再向国民党提出团结抗战的要求，但蒋先生始终不听。这次事变是促进蒋先生改变政策的好机会，希望你们兄妹认清形势，劝蒋先生停止内战，走向抗日，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好处。
在周恩来发表长篇政见之后，宋美龄提出：中共既有为国为民的诚意，应在政府领导之下共同努力。周恩来立即表示：只要蒋先生同意抗战，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除蒋先生之外，目前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周还向宋美龄保证，西安领导人以最充分的敬意留住委员长，他对委员长不愿意与他们讨论国策问题而感到遗憾。周在这次长谈中，答应宋要他说服杨虎城，尽可能早日释放蒋介石的请求。
宋美龄在这次会见中，对周恩来干练的风度和政治家魅力感到钦佩，至此二人相约次日再谈。
24日，宋美龄与周恩来再次见面，宋向周表示了停止国共内战的意向，她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宋美龄两次会周，意在通过中共的助力使蒋介石早脱险境。而作为中共则不能不考虑维护西北“三位一体”的联合战线的利益。杨虎城的考虑虽有自身利益的因素，但在一定保证的条件下放蒋的设想，对于防止蒋介石动摇，确保抗日目标的实现，是有理有益的。因而，周恩来决定面见蒋介石，以确定蒋是否接受已经谈成的条件。周向宋氏兄妹提出见蒋要求后，宋子文认为，“中共手中掌握着开启时局之钥匙”，而且委员长安全离陕需要中共的助力。于是他爽快地向周答复“力促此事”。当晚10时，蒋介石终于同意与周见面。
周恩来是在张学良、宋子文的陪同下来到蒋的临时住所的。周走进蒋的房间时，蒋介石还躺在床上。张学良上前一步说：“委员长，周先生看您来了。”
“噢！”蒋介石显得尴尬地坐起来，这时，周恩来庄重地给蒋敬了一个礼，并与蒋握了握手，脱口称其为：“校长！”
称蒋介石为“校长”，是黄埔军校军人的一种习惯。1924年5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蒋介石被任命为首任校长，而共产党人周恩来被派到该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聂荣臻、恽代英、肖楚女、熊雄等红军著名将领也在其中担任重要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共产党人被迫离开学校。为扑灭革命火种，蒋介石曾悬赏8万元银洋索要周恩来的人头。
蒋自知对共产党血债累累，被扣之后，既惧怕共产党插手事变，又极不愿面见周恩来。听到周称他“校长”，他表情颇为复杂地点了点头，一只手按着在华清池逃跑时摔伤的腰，另一只手招呼周恩来在沙发上落座。一边叹了口气，口不择言地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对此，周恩来机敏作答道：“只要蒋先生能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然后，周说明中共决无不利于南京的想法，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并乘势说明了中共政策转变的始末，以及中共当前奉行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周恩来没有直接提要蒋在协议上签字的问题，而是从与蒋略叙家常开始。
周恩来的话题是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蒋经国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留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对党中这位身份特殊的党员在苏联的情况还是了解一些的，此时，蒋经国正在苏联乌拉尔重型机械厂担任副厂长，已经娶妻生子，并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公开宣称与蒋介石的关系即“他是他，我是我”。后来，蒋经国思亲思乡曾申请回国，但遭到苏联当局拒绝。
周恩来告知蒋氏，经国在苏联生活得很好，颇受优待。当蒋介石流露出对儿子的眷恋时，周不失时机地允诺，他愿意帮忙促成蒋氏父子的重新团聚。对此，蒋介石深表感谢。
周恩来问蒋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宋美龄抢先代答道：“以后不“剿共”了！”并再次感谢周恩来和中共的和平斡旋。
这时，周恩来提出了刚达成的六项协议，蒋介石沉默片刻后，表示：完全接受。并作了三点承诺：
一、我们肯定不打内战了。停止一切“剿共”行动，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各部队接受他的指挥。
二、由宋美龄、宋子文、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商谈，解决一切。
三、蒋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南京继续谈判。（19）蒋介石说完这些后，显出很疲劳的样子，就告知宋氏兄妹：“你们可以同恩来多谈一谈。”周恩来随即告辞出来。
由于蒋介石体力不支，周恩来没有与他长谈，从蒋氏那里退出后，周又对宋子文说：“委员长很疲劳，不能与之讲话过多，但有几件事必须落实。”据宋子文的日记记载，这几件事是：
一、胡宗南军队应调离陕甘。宋说：此点业已达成共识。周要求宋作出保证，宋作了保证。
二、委员长返回后应发表通电。宋说：“你起草电文，若我相信所拟各点能够接受，我将与委员长会商。”
三、提出人民应有言论自由之权利。宋答应将予以安排。
四、周要求逐步释放政治犯，宋答应尽力。
周恩来夜访蒋介石，进一步验证了蒋介石的和平意愿，并对他的三项承诺和宋子文承诺的各条表示认可，第二天，周致电中央报告说：
宋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要蒋、宋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走前还需有一个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估计此事，蒋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子文确具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改院布置。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好转的。
现在军事布置仍旧，并加紧戒备。
（蒋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20）由于周恩来基本认可了蒋介石及宋子文承诺的条件，因而，释蒋的谈判至此完成。此后，张、杨委托周与蒋、宋虽还有磋商，但已不涉及释蒋条件的问题。也就是说，12月24日晚，周与蒋的成功会谈，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画上了句号。
（1）《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7—318页。
（2）南京《中央日报》1936年12月17日。
（3）《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页。
（4）《何应钦——旋涡中的历史》（上卷），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50页。另见《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
（5）《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6）《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164页。
（7）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21日。
（8）《纽约时报》，1936年12月22日。
（9）《周恩来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413页。
（10）《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页。
（11）《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
（12）《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235页。
（13）《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72页。
（14）《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15）《张学良大传》（上），团结出版社2001年版，第360—362页。
（16）《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73页。
（17）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1936年12月28日。
（18）《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4日19时半，参见《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6期，第34页。
（19）《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4日19时半，参见《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6期，第34页。
（20）《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