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拒不签字引起两军将士的疑虑。张学良的放蒋主张使部下深为担心，多数意见认为：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是张、杨的个人行为，没有具体保证，不能轻易放了蒋介石张学良硬着头皮做部下的工作，张、杨为此发生争执，两军内部更是频出强硬信息。最终周恩来出面调解才达成释蒋共识张学良早已定下释蒋决心，但过于仓促的“无条件释蒋”，使张、杨失去了制约蒋介石的“底牌”
在蒋介石接受了西安方面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之后，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便提上议程。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放蒋、怎样放蒋？西安方面参与事变的将士，包括张、杨都有着不同的考虑，这些不同的考虑，本来是正常的，也与放蒋本身无关，因为张、杨早已就放蒋问题达成高度一致。但是，一刻不离开西安，蒋氏悬着的心就放不下。何况，“不同的考虑”本身潜藏着变数，这再度引起多疑的蒋介石和宋氏兄妹的不安……蒋氏拒不签字引起两军将士的疑虑。张学良的放蒋主张使部下深为担心，多数意见认为：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是张、杨的个人行为，没有具体保证。不能轻易放了蒋介石实际上，放蒋的和平谈判是分两步进行的。
第一步，即商谈使蒋答应张、杨、周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各项条件。但是，在谈判开始之前，蒋介石就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作担保，而不作任何书面签字。
既然是谈判，就有一个签字生效的问题。没有签字的协议，谁来保证它的真实性，谁来保证它的效力。蒋介石所讲的以“领袖的人格”担保，这是开天辟地第一次，不能不让人有所担忧。
蒋介石为什么不签字？是为了在历史上不留下任何文字的东西，以维护他个人的所谓领袖尊严，还是一开始他就为此后违背承诺而埋下伏笔呢？
起初，西安方面并未过多考虑，张、杨为了抗日的民族大义，认为，只要蒋能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剿共”，领导抗日，不签字也是可以的，就是签了字，想撕毁协议，易如反掌，拿他也没办法。周恩来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央，毛泽东复电时，也同意可以不签字，并说：“要他签字干什么，签与不签一回事嘛！他要推翻的话，签了字也没有用。”（1）但是，随着谈判的进展，这个问题凸显出来，这就出现了第二步，即怎样担保，以及怎样对蒋介石的“领袖的人格”担保进行某些约束。
这一步的工作中共已经做了，24日晚的蒋周会谈，实际上就是索要蒋的进一步担保。宋子文在12月25日的日记中记述了这一过程。宋写道：
周见了委员长，解释说：一年来，中共一致在力图避免内战，以保存国家实力。他们并未从西安事变中索取任何资本，所提建议措施与数月前之主张并无二样。现在他们想要他做出如下保证：（1）停止“剿共”；（2）容共抗日；（3）允许中共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解释其主张。
委员长答日：红军北上抗日一直为其心中愿望，若如周之所言，他们愿意停止一切赤化宣传，听从他的指挥，他将视其军队如己出。在“剿共”之所有岁月里。他一直记怀中共之领袖，他们许多人皆曾为其部下。既然他能对桂系施以仁怀，那他对中共亦一定能慷慨对待。他已委托张来改编红军，若红军对其效忠，他们将享受胡宗南军队一样之待遇。在他充分休息后，周本人可亲赴南京，继续讨论。（2）从宋子文上述日记透出的信息看，周恩来是从抗日的大局上要求蒋介石作出进一步保证的，涉及较多的是抗日和“剿共”的大事，不可能详尽到张、杨及其他参加事变的将领个人的安危问题。
张学良自恃与蒋介石、宋美龄的特殊关系，特别是发动事变他本来就没有加害于蒋介石的意思，而单纯为了抗日，现在抗日的要求蒋介石答应了，他认为应该放蒋回去。至于个人安危，他早就置之度外，张曾不止一次地说：只要抗日能实现，就是牺牲我张学良，甚至东北军，也是值得的。所以，他对安全保证的问题较少考虑。
而作为参加这次事变的众将士来讲，安全保证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当蒋介石拒不在协议上签字的消息一传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将士觉得，蒋介石不签字，就是想着将来不认账，这关系着十几万人的生命，不能轻易放他走了。
17路军的将领们反应很激烈。他们认为，张学良同蒋介石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蒋介石可能会原谅张学良，但决不会原谅一同参加事变的17路军的将领。他们甚至想干脆把蒋介石杀掉。
东北军的将士也不同意在没有具体担保的情况下放蒋。
于是，张、杨委托他们的智囊幕僚讨论提出意见。23日下午，高崇民主持召开设计委员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杜斌丞、申伯纯、王炳南、应德田、卢广绩等。会议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和平谈判的条件；二是在什么条件下才能释蒋。与会者关心的是最后一个问题，因而讨论自然地集中到这个问题上面。对这个问题，与会者辩论非常激烈，他们提出须有下列二项保证才能释蒋：
一、“中央军”撤出潼关，解除对西安的军事威胁。建议由阎锡山出来做保证人。并将潼关至洛阳之间划为缓冲地带，由晋军驻防，使蒋介石想报复也报复不了。
二、先释放在上海被捕的救国会“七君子”，取信于全国人民。
和平谈判的会议记录人应德田情绪激烈地说：蒋介石是大家提着脑袋捉的，不是张、杨两个人的事情。他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不行！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手里，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干脆就先把蒋干掉。
会议最后作出决议：没有保证，蒋不能走。
发动事变的另一个主角——杨虎城，也主张有条件放蒋。
杨虎城原本是不主张放蒋，或者说是主张缓一步放蒋的。12月18日，周恩来与其会谈后形成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共识。但是，对于放蒋，他坚持必须是有条件、有保证的。20日，张学良在新城指挥部同杨虎城商量正式谈判和释蒋问题时，杨虎城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必须改变，蒋介石至少应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表明这一态度。当天，宋子文已到西安，张学良告诉杨虎城：蒋介石已经暗示可以同意张、杨的团结抗日主张，但由于他不在南京，无人作主；并说抗日是有准备的，只是没有完成，不能不采取稳健办法，等等。据此，张学良希望杨虎城同意放蒋。他说：“蒋屡次表示，他以人格作保证，看来不至于欺骗我们。”杨虎城说：“放他是一定的，你不要着急，看看下一步再说。”24日上午，双方谈判当中，宋子文提出蒋介石下令停战撤兵即回南京的要求，杨虎城与周恩来都没表同意。
杨虎城为何对有条件释蒋如此执著？
这是因为，杨虎城从1929年附蒋以来在多年与蒋打交道的经历中感到，蒋介石根本不是一个守信义的人，与他谈信义是幼稚的。杨不止一次说：与蒋介石斗，“中国任何军阀，包括我们在内，都‘经不下’（陕西话“斗不过”的意思），只有共产党才够得上蒋的‘敌手’”。因而，他对蒋介石的担保根本不信，他虽然对放蒋没有意见，但对如何放法，却认为必须严密考虑，绝不能轻信所谓“人格担保”。只有抓住了他的辫子，才能使他有所顾忌而不至自食其言，或回过头来打击报复。
扣蒋之后，杨虎城及其亲信曾设想过对蒋的处置方案：
（一）“挟天子以令诸侯”，留蒋在西安，以“三位一体”保证蒋的安全，让蒋在西安发号施令；（二）要蒋签署秘密协议，保证不外泄；（三）由蒋向全国作一次广播，或有一个政治性文件，表明态度，可不涉及协议具体内容。（3）随着谈判的进展，前两项已经不能成立，但要蒋公开表明态度还是可以考虑的，也是可以做到的。按照杨虎城的意见，像放蒋这样重大的问题，必须三方面取得一致的意见，特别是应当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他一贯认为，共产党对付蒋介石的办法多，而且比较高明。放蒋之前，也还必须有一套布置，对部队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所以，他不同意匆匆放蒋。
杨虎城这种想法，代表了西安内部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有资料表明，除了张学良本人外，其他人都主张有保证放蒋。24日午夜，中共中央在给周恩来的复电中也表明了这样的态度：
杨虎城一直主张有条件释蒋。捉蒋后，他曾与幕僚们商议过，设想与蒋签署秘密协议，至少要蒋向全国发表一次广播讲话，以表明态度，杨担心没有相当保证就释蒋，难免他回京后不对事变发动者进行报复。张杨部下也大都主张有条件释蒋。（4）周恩来也是主张有保证、有条件释蒋的。他同杨虎城一样担心蒋动摇，并考虑让蒋作出相关保证。24日晚，在给中共中央报告蒋介石对谈判态度的电文中，周恩来指出：“蒋目前在西安环境中有抗日愿望，但南京环境不改，他又将回到动摇中去，现在从撤兵、（改）组（政）府、与我方秘密协商及公开宣传上找保证。”（5）在此前一天，周在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与宋子文谈判情况的电报中，即请示中央指示放蒋的条件。24日上午，中共中央派时任政治局常委博古携带中央的指示来到西安。就在这天深夜，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周、博，指示：
甲、在下列先决条件下恢复蒋自由：（一）全部中央军向河南、绥远二省撤退。（二）南京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一切既往，并召开救国会议之命令。蒋亦发表同样宣言。此条件即取消讨伐令，承认张、杨与我们地位。（三）部分的释放国犯与共产党。
乙、依目前情势，没有这些条件而释放蒋是危险的。张、杨即使战败，挟蒋在手还有文章做。
丁、张和杨及我们应有坚持的决心。（6）
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所提的这些条件，有利于促进团结抗日大局的形成，同时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势力的膨胀，无条件地放蒋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而后来事实的发展也证实了中共中央的远见。
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这一指示，25日上午，周恩来拜会杨虎城，商议释蒋条件，杨虎城对中共的释蒋条件表示赞同，周、杨议定：蒋介石须发表一个正面表示态度的文件然后回南京。
周恩来和中共的态度张学良是清楚的，杨虎城的态度张学良也是清楚的，东北军和17路军将领的主流思想张学良更是清楚的。这几支力量都主张“有条件放蒋”，这个形势使张学良思想压力很大。
“三位一体”内部的思想反应，只是张学良产生压力的一个方面，更大的压力来自于蒋介石和宋氏兄妹。
宋氏兄妹22日来到西安，还未谈判即与张学良讨论释蒋问题。张学良表示他个人极愿立即恢复蒋的自由，但这个问题关系许多人，不能不征得他们同意。
宋美龄亦感到张学良处境艰难，他说服部下和杨虎城等人的难度，不亚于她说服蒋介石。于是，就说：“那你就快点把我的意思转告给他们。假如他们要和我面谈，可以让他们来见我；凡是委员长不愿见的人我都愿意代替委员长会见他们。我在这里等你回话。”这时已经接近深夜。
张学良从高公馆出来，立即召集杨虎城等人开会，一直开到午夜过后。围绕放蒋问题，争论十分激烈。散会后，张觉得时间太晚，就没有到宋的住处去。而宋美龄等着张学良来报告结果，却一直未睡。到凌晨2时，仍不见张来，就打电话向张催问。张学良遂赶到宋的住处，告诉她：“他们不愿意释放委员长，他们认为我和子文与你交谊甚厚，我固然可以保住性命，他们怎么办？他们责备我把他们牵进了旋涡，并提出我们提出的条件无一条承诺，就急于释放委员长，这不是把自己推入绝境吗？”（7）得此消息，宋美龄又与张讨论到3时始才就寝。
谈判取得成果后，宋氏兄妹再次提出释蒋问题。宋子文先在由张、杨、周参加的会上提出，由蒋介石下达“中央军”撤离陕甘的命令，之后蒋回南京。这一提议只有张表示同意。宋子文又亲自找杨虎城谈释蒋问题，杨坚持蒋不能马上离开西安。
这一消息，使宋美龄担心起来。她在南京时担心的是何应钦等人的讨伐主张，她怕何借机除掉蒋介石，即使蒋不被炸死，只要战端一开亦恐导致大规模内战，使日本乘机而入。到西安以后，这种担心更加重了。因为她认为：
四周军队皆整装待发，叛军之后，复有共军，此又为委员长剿讨之寇仇也。……所谓东北军者人数众多，军械精良，其作战计划，即以后之共军为唯一之后盾，万一战事发动之日，即共党重生其活力之时，其影响将如电流之疾走，酿成空前之内战，召到不可预测之浩劫，而虎视眈眈之帝国主义者，正悬盼中国内战之爆发，俾得藉口以大规模之侵略完成其编制中国之迷梦，则此种现象之造成，自将引起彼方无限制之干涉。（8）因而到达西安后她力劝蒋介石尽快答应张、杨的条件，使蒋能尽快离开西安。最难的一关“谈判”已经闯过了，谈判的协议达成了，没想到，又出现了“担保”问题，这不能不使宋美龄心生疑虑。
宋美龄的疑惧再大，解决此一问题也只能依靠张学良。因为，蒋介石与杨虎城素来不和，此前的1934年蒋曾突然罢杨所兼任的陕西省主席之职，派来了邵力子，实际上是来监视杨的。事变发生后杨的态度传到南京，宋氏家族对张始能理解，而对杨则冷淡得很。这种感情基础，使宋氏兄妹不可能去做杨的工作，也做不通杨的工作。而“三位一体”另一个重要一方的中共和它的代表周恩来，宋美龄与周从未有过交往，宋子文也只是这次事变来西安才认识周。蒋介石十年“剿共”与中共结下的冤仇，宋美龄也不敢想象中共能帮助他们什么。
这样，宋氏兄妹就只能施压于张学良。张学良很讲“义气”，他认为，自己以前已经许下诺言，只要蒋介石答应他的条件，他就放蒋。现在协议已经达成，理所应当放蒋。在大多数不同意他的意见的情况下，张学良急切中竟然还设计了这样一种放蒋的方式：偷偷把蒋化装送走。
提出这个方案是在蒋介石与周恩来会谈之后。
送走了周恩来，屋里只剩下蒋介石、张学良、宋氏兄妹等4人。宋美龄说：汉卿，委员长手令的期限是3天，我从南京来时，又求何应钦将军展限3天，明天是南京进攻的日子了。另外，我和委员长都是信奉基督的，你能不能把明天动身作为最好的圣诞礼物送给我们呢？
张学良回答说：孔院长也刚刚来了信，他也是这个意见，说如果能于圣诞前后护送委员长离开西安，返回南京，那真是圣诞老人送给的一件最伟大的礼品。只是杨主任现在还有些犹豫，明天我再去劝劝。城里是他的部队，守城门的也是17路军，杨主任不松口，我不好办。
宋美龄就使出她的“激将法”：你是一个副司令，难道没有其他什么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