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回答：实在万不得已，我们可以动用武力，但那样对你太危险了。我可以带委员长偷偷地出走，你和端纳飞往洛阳，我给委员长化装，用汽车带他出城，把他带到我的军队驻地，从那里驱车到洛阳与你们会面。（9）宋子文表示同意这一计划，但宋美龄坚决反对。她的理由集中于两点：一、委员长的体力忍受不了长时间的汽车旅行；二、如此离开西安未免太不体面。
蒋介石在一旁听后大哭：你们光想着回去，回到南京又有什么意思？在西安栽了这么大的跟头，名声、地位、尊严全毁了。作为一国统帅，到了这种地步，在人们心目中还有什么分量？你成全我吧，还是把我和美龄一起处置了干净！
蒋介石的话，当然还是对张学良“激将”，他绝对不是真心想死于西安。但是，从蒋介石和宋氏兄妹的激将和张的回答能够看出，张学良是真诚地希望放蒋早回南京的。这里面也折射出“三位一体”和部下的一致态度是对张学良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
张学良硬着头皮做部下的工作，张、杨为此发生争执，两军内部更是频出强硬信息。最终周恩来出面调解才达成释蒋共识面对宋氏兄妹的释蒋压力，张学良已经很难站在他的部下的立场上选择有条件释蒋了。加之宋美龄否决他的极端方案，使他只能面对他的部下和“三位一体”，通过解释工作达成一致。
他指示鲍文樾、马占山、米春林、卢广绩、杜斌丞等人去见宋子文。24日中午，这5人与宋子文会面，进一步就保证必须实现协议提出要求。宋子文听后向将领们解释，委员长在这里是不会亲笔下达命令的。他拍着胸脯，竖起大拇指保证委员长回京后绝不咎既往。但大家仍觉得只是口头的表面承诺而已。
下午，张学良委托周恩来继续与宋氏兄妹接触，自己在公馆召开设计委员会会议。此前，设计委员会决议形成的两条意见，23日晚高崇民已写信告诉了张学良。围绕大家提出的有条件放蒋的问题，张首先简要地通报了和宋氏兄妹达成的协议，并透露：兵谏的目的已经达到，很快要放蒋离陕。然后严肃地对大家说：
“听说你们昨天开会，也有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你们可以向我提，但是我现在要警告你们，不许你们在外面随便乱讲，尤其不许你们任意胡闹。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做错了一点，我们担不起。你们有些什么意见，现在可以当面和我说。”
会场沉默了几分钟后，有人开始发问：“蒋、宋答应我们的这些条件，究竟有什么保证没有？他们将来说了不算怎么办？”
张学良厉声问：“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被问者显得很紧张，但还是把昨天设计委员会决议的那些保证条件一一说了出来。
张学良听了大家讲的保证条件，很诚恳又很自信地回答说：
你们所提的这些意见，我都考虑过，都是行不通的。你们要知道，蒋现在是关在我们这里，他现在说什么话，何应钦都不见得肯听。我们逼着蒋下命令，如结果无效，怎么办？我们且不说到这层，即使蒋的命令还生效，可是这是我们逼着他下的，不是他心甘情愿下的。那么，他的命令下了，也发生效力了，譬如潼关以西的中央军开出潼关以东了，上海爱国领袖七君子被释放了，政府也改组了，到那时，你们放他不放？保证实现了，当然要放他。但是他这样做是逼迫的，不是心甘情愿的，一定心存报复。他回到南京，开出潼关的中央军又开回潼关以西来了，释放的爱国领袖又被逮捕起来了，改组的政府又改组回来了，甚至你们压迫他对日宣战他都肯，可是回去以后，他又同日本妥协了。到那时，你们怎么办？你们怎么办？所以我说你们那些意见都是行不通的。我们提出的条件，只能他在原则上承认了，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都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
至于提到要阎锡山来做保证人，那更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自己了。我们不请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在西安事变以前，我们联共抗日的一些情况和主张，是同阎锡山说过的，他也曾向我们表示赞成和支持的。这次事变发生以后，我们打电报告诉他，向他请教，他回电向我们提出好几个“乎”，什么“促进抗日乎，破坏抗日乎，停止抗战乎，扩大抗战乎”，最后并质问我们“何以善其后乎？”只是满篇责备，毫无半句同情。他把给我们的电报，又送到南京的报纸去发表，不知他脑子里打的什么算盘。这样的人我们不同他共事，不让他投机取巧找便宜。（10）张学良说了这番话后，大家又问：那“红军和杨主任的意见怎样？”张说：“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杨主任虽有些不同意见，但是他是识大体的。”（11）这次会议张学良并没有说服大家。当晚，东北军和17路军的将领联名连夜给宋子文写信，要求：三方谈判达成的协议必须签字，只以“领袖的人格”作保证是不行的；“中央军”必须立即撤出潼关。这两点做到，才能让蒋介石走，否则，张、杨答应了，我们也誓死反对。
宋子文于25日早晨看到这封信，大吃一惊。他赶陕转给蒋介石、宋美龄看。蒋、宋看后也吓了一跳，让宋子文赶快找张学良想办法，并让宋子文亲自去找杨虎城，恳求杨早日放蒋走。宋向杨保证，蒋走后，“中央军”立即撤出潼关。杨仍然没有答应宋的要求。
此时，张学良也收到一封来信。写信者是主持设计委员会的高崇民，高在信中亦反复说明无条件放蒋是危险的。
联想到前两天晚上与应德田见面，应同样坚持无保证释蒋是“放虎归山”的言论，张学良感到，必须尽快放蒋，否则可能会出现意外。
在得知宋子文与杨虎城谈话结果后，张学良立即于上午8时许，赶到新城大楼去做杨虎城的工作。恰好遇上了高崇民，张对高说：“你的信我看到了。我告诉你，咱们自己请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头砸自己脚。只要于国家有利，牺牲我个人，牺牲东北团体，在所不计。”高崇民问：“这是‘三位一体’的事，不能由咱一家决定啊。”张拍拍高的肩膀说：“周先生比我还和平，只有虎城犹豫不决，我去说服他。”（12）张学良在一天时间内两次说出“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周先生比我还和平”这样的话，与事实是不符的。是他不了解中共的态度吗？显然不是。因为24日宋子文提出释蒋要求时，周、杨均未同意此一提议，而张学良也在场，他能读不懂周的意思吗？
是有意淡化他在这一问题上与中共的分歧吗？这一点是有可能的。因为，中共在“三位一体”中说话是很有分量的，只要中共不公开反对释蒋，他做杨虎城及其部下的工作就可能做通。张学良同时还认为，西安事变是他与杨虎城共同发动的，只要杨虎城同意放蒋，中共是不会反对他的。正是这种认识，使他后来没有与闻中共，就自作主张地放蒋了。
张学良来到新城大楼之后，会见了杨虎城及其高级将领。就在这里，张、杨发生了激烈争吵。
张学良表示，他要释放蒋介石，他对杨虎城说：
我们发动事变的动机，是请求委员长领导全国一致抗日，不顾一切，而不是考虑我们自己的后果如何。他既然已经答应把我们的建议提交中央政府讨论，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们就不应畏惧个人的损失和死亡。（13）而杨虎城等人坚持要蒋介石写一书面保证。
东北军和17路军将领们的情绪也难以平复，他们坚持要求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张学良只好耐心地向他们解释：
我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在西安？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久拖不决，不把他尽快送回南京，事情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就会有违我们的初衷：我们为了反对内战而发动此次事变，反而有可能引起比今天更大的内乱；我们为了抗日而逼蒋，更大的内战一起，就等于帮了日本的忙；我们为逼蒋抗日而将他扣在西安，他答应了抗日，再把他扣着不放，反倒会使答应我们抗日的领袖因此而失去领导地位或有损他的声誉。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14）张学良虽然费尽全力，但杨虎城和两军的不少将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双方僵持不下，周恩来只好出来“打圆场”，建议张学良“稍加休息”，而他则向杨虎城陈情利害，充当起张、杨两人之间的调解人。
周恩来本来是不主张马上放蒋的。他刚刚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与杨虎城商定，在下列条件下释蒋：
第一，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
第二，南京及蒋介石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
第三，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15）
但是，面对这一突然情况，为了抗日的大局和“三位一体”的团结，周恩来又站出来做杨虎城的工作。
杨虎城最终听从了周恩来的意见，放弃了要蒋介石签署书面文件的要求。他接受了蒋介石的口头允诺，置个人的安全于不顾，慨然答应放蒋。这样一来，周恩来算是帮了张学良一个大忙，当然蒋介石则是最大的受惠。
几年之后，曾经参与营救蒋介石的端纳先生在菲律宾被日军俘获，关押在集中营中。蒋介石为报昔日端纳的救命之恩，请求美国远东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组织了一次代号为“洛斯巴尼斯”的军事行动，救出端纳。端纳在吕宋岛接受采访时，向新闻界证实了周恩来对蒋介石从西安脱险的巨大贡献，他说：
周恩来……实际上是1936年西安事变中的关键人物，是他把蒋将军从绑架中解救出来的。（16）约翰·鲁兹在他的《中国传奇般人物周恩来的非正式传奇》中，也记述了是周恩来的帮忙才使蒋介石顺利离开西安。
文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