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圣诞节，蒋介石在重庆邀请周恩来吃饭，“委员长……感谢他的客人曾在西安挽救了他的性命。”（17）尽管杨虎城同意了放蒋，但中共却不能为了蒋而牺牲杨虎城及其两军的利益。在周恩来的斡旋下，蒋介石和杨虎城同意，以12月23日谈判取得的成果为基础，达成了一项默契。这个默契即由周恩来安排，使蒋夫人和宋子文在这样一份文件上签了字，端纳作为见证人。这份文件包括下列条件：
蒋介石同意：
（一）宣布并开始武装抗击日本的侵略。
（二）停止进攻中国共产党。
（三）容纳共产党共同抗日。
（四）把亲日派官员从国民政府中清除出去。（18）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7—271—278）日文资料，也记载了释放蒋介石的条件：
（一）撤退西安周围的政府军队。
（二）停止内战和“剿共”。
（三）发起全国规模的抗日运动。
（四）发给共产党军队军饷。
（五）释放上海救国协会的7位领袖。
（六）改组中央政府；撤换下列地方官员：上海市长；上海警察局长；江苏、安徽、江西和福建省的主席。（19）以上两份资料所显示的文件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都包含了张、杨的八项政策主张，其主要内容是一致的。从蒋介石随后的行动来看，这份文件无疑是存在的。但在蒋介石和蒋夫人日后“加工”成的《西安半月记》和《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却极力否认这一点，无非要挽回面子而已。
张学良早已定下释蒋决心，但过于仓促的“无条件释蒋”，使张、杨失去了制约蒋介石的“底牌”
释蒋，是张学良发动事变之初就有的考虑，但那时的“释蒋”考虑是有条件“释蒋”。宋氏兄妹来到西安后，随着宋美龄的和平攻势，张学良在放蒋的条件上逐步后退，22日，宋来西安的当天，谈判还未开始，张即表示他本人同意放蒋，并奉宋美龄旨意，连夜找杨虎城等人商议放蒋，因大家均表反对而无果。
初步达成协议后，张学良更坚定了放蒋决心。但是，达成的协议蒋介石虽表同意但拒不签字，这就使协议的效力受到质疑。于是，协议达成后还需要有其他保证才能放蒋成为多数人的意见，而张学良不同意增加保证条款，他认为，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就应放蒋，要给蒋介石留足面子。
24日上午达成协议后，下午张学良就召集部下开会，开始做放蒋的准备。
晚上，张学良、杨虎城在绥靖公署大楼举行（送行）宴会。出席这次宴会的有：张学良、杨虎城及其师级以上将军；蒋介石、宋子文及其随行人员；周恩来、叶剑英及其随行的中共人员。
宴会开始，神情严肃的张学良高举酒杯，激昂致辞：
委员长、周副主席、诸位兄长：
你们受惊了。我采取的这个行动，是不得已的，是请委员长共同抗日。我是有国仇家仇的人。希望在座的，为促进抗日运动献策出力，干杯！（20）张学良讲完后，一饮而尽，眼里饱含泪花，然后把高脚杯摔碎在地。
周恩来接着站起来敬酒。他说：
委员长，汉卿和虎城两将军，百里先生和各位老朋友：
张、杨两将军的行动，在促进团结方面贡献最大，通过这件事，希望各方面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我提议，为诸位的健康，为张、杨两将军的贡献，干杯！（21）这时，张学良站起来，第二次向大家敬酒，他说：
一个人要有救国救民的志向。有了志向就要努力去实现。我有我的志向。
现在国难当头，东北沦陷，华北危在旦夕，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说过“中国不亡有我”，我们军人更应当有“中国不亡有我”的气魄！（22）说到这里，张学良又是一饮而尽，第二次把酒杯摔碎在地。
当宴会进入尾声的时候，张学良走到蒋介石面前，恭敬地说：
委员长：
我这次行动的唯一目的，是拥护委员长抗日，我的国仇、家仇都没有报，我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您如果与我有共同心愿，也许不会有此事件发生。希望委员长回到南京，说到做到。东北不收复，我死不瞑目！为委员长的健康干杯！（23）张学良说完，第三次一饮而尽，第三次将酒杯摔碎。
蒋介石见张学良如此激愤之情，非常尴尬，沮丧地推托说，身体不好，酒也不能喝。宋子文急忙接过酒杯代蒋而饮。
这次宴会，等于宣布：蒋介石即将获释。
宴会结束，张学良即召集东北军主要将领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将领来到公馆，向他们宣布了释蒋的决定。
25日上午，张学良一面做杨虎城的工作，一面秘密告诉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整理行装，并把自己的简单行李交于端纳，关照端纳不要声张。（24）此时，他对自己卫队二营也不放心，令谭海亲率自己的卫士队担任警戒。
是何种因素促使张学良急于放蒋，又是何种因素使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安全越发担忧呢？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尽管受到来自多方面责难，但他始终没有对自己正义举动产生过动摇和怀疑。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到西安后，在对扣蒋行动进行充分肯定和赞扬的同时，曾对这种做法提出过温和的批评，周毫无保留地指出：
这次事变从善良的愿望出发，趁着蒋介石住在这里，出其不意，乘其不备，用惊险的手段把他提起来。这种做法，在方式上多少带有军事阴谋的性质，将西安与南京置于敌对地位，有引起新的内战的危险。
周恩来的话，使张学良感到有些不安。
宋美龄来到西安后，从另一个立场上更是多次对张的此次行动进行“批评”，还说什么张“性子太急切，且易冲动”，如事变处理不好，将酿成新的内战，给日本侵略中国以借口等，殊不知，没有西安事变，日本也会制造各种各样的侵华事变的。由于宋美龄与张良好的私人关系，张学良开始对这次行动的不足之处进行一些反思，自此以后，他多次讲道“劫持蒋介石自知不大合适”，认识扣蒋“此举的不当”等。
张学良最怕的是宋美龄所讲的引发内战、给日本侵略以口实。他没有料到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立即形成主战和主和两派，且意见尖锐对立。此刻，中央各路“讨伐”大军已经包围西安，何应钦的停战只有最后3天时间。单凭西安方面的军事力量是难以抗击南京方面的进攻的。一旦战事一开，不说保证蒋介石不被打死、炸死如何艰难，就是在东北军和17路内部也不敢保证不会出现激进行为。东北军主力放在了前线与国民党中央军对峙，西安完全在17路军的控制之下，而他对17路军的状况没有底数。二旦出了乱子，后果则不堪设想。实际上，事变中已经有了伤亡事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邵元冲跳窗逃跑时被打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被击伤右肩，蒋本人在翻墙逃往骊山时跌入深沟，断了几根肋骨和扭伤了髁骨。
如果蒋介石出现意外，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领袖地位，政治领袖则非汪精卫莫属，军事领袖则只能是何应钦，只有他才能叫得动蒋介石的那些黄埔嫡系将领。由亲日派汪、何主政南京，将肯定听命于日本，即便他们没有蒋介石那样的绝对权威。那样，将会出现另一种局面：群雄争斗，内战再起。无论是哪一种结局，都会给中国人民带来危害，可能出现一场较之国共之间十年内战更为惨烈的厮杀。
正当张学良苦思冥想如何说服杨虎城之时，他的东北军部下又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打击。一是东北军、17路军的高级将领和幕僚鲍文樾、马占山、米春霖、杜斌丞等人，坚决反对张学良“无条件释蒋”的意见；二是24日个别东北军军官探听到张准备无条件放蒋的信息后，甚至产生了把张和蒋一同杀掉的念头。
这两件事，使张学良甚为震惊，促使他决定，不仅要马上放蒋，而且要秘密放蒋，他认为，即使杨虎城同意蒋介石走，也难保杨和他自己的部下不会做出什么激进的事来。
（1）《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2页。
（2）《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
（3）《杨虎城传》，第121—122页。或参见《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208页。
（4）《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6页。
（5）《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4日，《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6期，第34页。
（6）《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7—308页。
（7）《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下），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48—849页。
（8）转引自《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9）《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下），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67页。
（10）《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下），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64—865页。
（11）《挽危救亡的史诗一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页。
（12）高崇民：《西安事变杂录》，裁《西安事变史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
（13）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载《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545页。
（14）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载《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545—546页。
（15）（日）西村成雄：《张学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
（16）《纽约时报》，1945年2月28日，第4版。
（17）约翰·鲁兹：《中国传奇般人物周恩来的非正式传奇》，纽约，1978年版，第89页。
（18）约翰森致胡尔的电报，1937年1月27日，美国国家档案馆893·00／13964。
（19）《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下），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56页。
（20）《张学良大传》（上），团结出版社2001年版，第368页。
（21）《张学良大传》（上），团结出版社2001年版，第368页。
（22）《张学良大传》（上），团结出版社2001年版，第368页。
（23）《张学良大传》（上），团结出版社2001年版，第368页。
（24）《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