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一诚惶诚恐地来到了陇剧团。来之前他思量了很久终于下了决心，回家向爱人张帆说：“我以后凶多吉少，你和孩子都要受连累，不如咱俩离了吧，你为了孩子生存另寻出路吧！”爱人深知他的为人，眼泪如断线珍珠般流了下来，说：“等你死了再离，你不死咱们就一起过，再大的罪过，我和你一起顶着”。王天一听了很感动，有这样的妻子作后盾我还怕什么？陇剧团的劳动改造，没有他想象的那么严酷，无非是押运布景、道具，搭个台子，剩下来的事情就是根据剧情设计布景、服装之类，好在这后一种事情还跟他的绘画艺术有关，所以他干得很尽心，把一切搞得井井有条，想拼死拼活也得干出成绩来，最难忍受的是团里有些人对他的歧视和白眼，叫他干活都是吆五喝六命令式的。有了成绩都是别人的，有了过失都算在他的账上，生怕开他的斗争会。古装陇剧《枫洛池》的演出获得了成功，上海戏剧学院对这部戏的人物造型特别欣赏，向陇剧团请教是如何设计的？这本来都是王天一可以解说的，但座谈时，都是团长出面去谈设计经验，王天一根本不能出席。剧中的人物造型是王天一设计构思，特别是人物的发型，历来古典戏曲都是平装，王天一根据唐宋时期的历史人物头式，改成了高装头饰。这种头饰在陇剧中第一次出现，后来甘肃及全国不少的剧团都采用了，效果非常好。到北京演出《康布尔草原》因为他是右派，他画的草原布景未用。但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制作的布景搭起来后无论如何达不到理想效果，不得不现打电报，连夜将他制作的布景拉到北京演出，立刻效果就出来了。获得了全国演出的一等奖。在陇剧团他的处境就是这样的，荣誉都是别人的，出了闪失就是右派分子王天一的，
他既是不可少的业务人员，又是剧团的苦力，凡是出力的活都有他的，在城市演出时，他要往汽车上搬运戏装道具箱；到农村演出时他得打前站，先去看场址、搭舞台，有时夜间还得看戏台，演出完了，他还要爬高上去拆台子，把卸下的戏装再搬运回来。
大概是因为王天一任劳任怨的劳动感动了上帝，陇剧团后来给他派了个美差，驻守到上海、苏州跑服装厂，为剧团设计制作戏装。这工作令他喜出望外，因为总算可以接触绘画艺术了，要知道，他是一个戴着帽子接受改造的右派分子呵！他更加克勤克俭，不舍得多花一分钱，每天跑完了戏装厂，他就到苏州特有的公园和园林去观摩树木花鸟、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苏州的自然景色是兰州不能比的，此刻他萌发了放弃油画改学传统花鸟画的念头。他记录了各种花卉、树木鸟类的速写，小桥流水充实了他对自然的爱，他相信总有一天，这些都会变成他笔下的素材。
1961年夏天，班禅大师进京路过兰州，陇剧团赶排《枧洛池》欢迎他。打电报要王天一从苏州回来设计制作新布景。王天一奉命匆匆赶回，一下火车就投人工作，设计完了，又去在高架上画布景，太阳晒得他大汗淋漓，干了三天三夜，等把这一切忙活完了，他也倒在地上吐了血。在医院躺了许多天，他又赶回苏州，又一次倒在街头的公共厕所里，扫厕所的工人发现了他，把他又送进了苏州医院。但这是劳动改造的考验啊，他自己又能说什么呢？
在陇剧团，与政治上的歧视、白眼相伴的，还有艰苦生活的磨练，每月生活费只能借20元，粮食定量供应，这些他都得计算得很精细地享用，除了自己吃用，还得省出点粮票支援家里的爱人和孩子。当时爱人上班，要不是靠外婆和孩子们捡煤渣、挖野菜艰苦度日，他的家恐怕早已支离破碎了。陇剧团厨房的大师傅是个好心人，姓张，他说我看王天一不是坏人，同情他，看他每天劳作，实在饿得不行，就把蒸馒头的屉布收拢来，帮他刮下沾在屉布上的馒头皮，再捡些白菜根来煮煮，补充饥肠，有时饿得实在不行，还吃过作猪食用的豆腐渣。这样的日子苦熬了四年，终于在1962年错划甄别中右派的帽子被摘掉了。然而在他的历史档案中仍留着尾巴：假地下党控制使用，不能重用，就是说在陇剧团里，他仍然不能挺起身来，像常人一样生活。果然，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他又一次被打入牛棚。如果说前两次劫难他能挺过来，那是因为无论多么严酷，他还能画画，拿出的作品虽然不能署他的名字，但心情还是愉快的。这次劫难却剥夺了他绘画的权利，以前所有的罪名都被统统翻了出来，还加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挂上了黑牌子，早晚两次请示，每天只能做劳务，不准沾绘画的边儿。有时夜间睡觉也不安稳，被造反派提溜出去过堂，逼供信。一次拳打脚踢，还上了软刑。家里人都成了黑五类，受到非人的歧视。他心胸坦荡，对造反派的这些胡作非为，从没有屈服，他想我没有罪，他始终牢记着一条，对于我来说艺术创作和求索就是生命，就是生活，只要一息尚存绝不放弃，他搞到了绘画理论的书，偷偷藏在枕头底下，被勒令读红宝书时，他就把这些书包上红书皮，认真研读了一遍又一遍。他坚信云雾终会散去，总有云开日出的一天，他写了一首自忍的五言诗：
古今论忠奸，历来有沉冤。
丹青传千载，赤心待平安。1973年，他的档案材料被第一批送到了军代表主持的省文化厅党组会议上，他第一批被解放了。在以后落实政策时，说他是一个奉公守法、历来不为个人利益争执的人，他是经得起考验的人，恢复党籍是理所当然的，文件可以说给他作了一个公正的结论：王天一数十年勤勤恳恳工作，经得起考验，给甘肃的美术事业做出了贡献。这次平反后，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口气十分坚决地提出离开陇剧团，到一个能够专心绘画的单位去。这个要求必须满足，不满足，就回家种地去。敦煌千佛洞省文化厅同意了他的请求，调他到省博物馆去当美术师，他和爱人商量，博物馆的美工是研究历史绘画、临摹壁画，基本上属于美术范围的工作，搞美术创作恐怕不行，但他对继承美术传统，提高美术修养还是有益的。在这里工作，有较自由的时间，对他在美术事业的探索上也是有作用的，便同意了这个安排。
甘肃是个石窟艺术的宝库，除了世界着名的敦煌石窟之外，还有麦积山、炳灵寺和丝绸之路上的许多石窟。这些古代遗留下来的艺术宝库是所有有志于美术创作者心想神往的地方，而王天一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从事古代壁画的临摹和研究。这使他原来近乎沮丧的心情变得兴奋起来，他想要在绘画上搞出自己的风格来，一个是到生活中去，一个是到传统中去。分配到博物馆来，从后一种意义上说不失为一件幸事，到了敦煌千佛洞后，他的第一个感觉是过去在画册上和影视中看到的敦煌壁画实在太少，太浅薄了。这里连绵25公里，仿佛走不完的壁画群，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天穹顶姿态各异的飞天，没有重样的，宗教人物的手脚上千上万只中没有一只是败笔，古代绘画师对生活观察的细微，实在令人叹服。他找到了当时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先生，他对王天一是了解的，也知他的“遭遇”，热情地叫夫人李承仙给他找来一串钥匙，说：“这里的所有开放的、没有开放的洞窟你都可以进去看看，需要临什么就临什么。”这使王天一增长了不少知识。后来他又到了嘉峪关古墓群的所在地。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属于魏晋时期（公元200-420年）的墓葬群，已发现的墓场有11座。从外面看是一个个砂粒土堆，墓里的浮土已经过清理，从地表到墓底有八九米深，
不能直上直下，要从斜坡道爬行约二三十米到达墓底。墓里用大块的砖炮的墙面上都有壁画，汉代的砖比较大，有的一块砖上一幅画，有的是两块、四块拼在一起画的，一块一块整齐地镶嵌在墓壁四周。11座墓里，9座墓室内的砖画数量最多，大概有700余幅。看到这些近二千年前的绘画真迹，王天一真是兴奋得心都要跳出来。这时“四人帮”虽已垮台，但极左的阴影还笼罩在中国大地上，他想，与其在地上再受折磨，还不如钻到地下去和这些宝贝绘画为伴。外面戈壁滩的炎阳高照，墓底却很暗、很凉，他沿着门道爬进去，用一件军大衣裹身，墓室里有一种特有的霉臭味，他带了一瓶白酒，用嘴喷洒在周围，找来一头大蒜砸开后塞住两个鼻孔眼。第一个夏天嘉峪关的同志从附近的酒泉机场借来一台小发电机，解决了墓内照明问题，第二三个夏天借不来发电机，他就在土坑上面，趁太阳高照，放上一个大镜子，把阳光反射到墓室里，在墓室再放面大镜子，把阳光反射到墓壁上，用折射的原理把光亮再用一面镜子引到墓里，工作条件比敦煌石窟还要艰苦，但此刻他已经与古墓下的宝贝融为一体，他坐着临，趴着临，有时干脆仰卧在墓室里临，不肯放过有价值的每一幅画。开始是对临，后来他发现工作效率不高，就带上透明纸轻轻地铺在画砖上，照原样把线条描下来，回到地面上再拷贝到宣纸上，作到和画砖上的效果一模一样，他知道自己是中国画家中第一个到这里地下墓室中来临画的，它的发现是前所未有的，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他深知责任重大，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池。
就这样，连续三年的三个夏天，他一直生活在魏晋墓群中，上午11点太阳当空照的时候进洞，下午三点钟将近日斜的时候爬出来，剩下的时间他就住在附近的农民家里，炕上放一张小桌伏案整理在洞内观摩研究的资料和画稿因为是博物馆保存，所以他严格按照文物资料的要求，整理得非常详尽具体，对于那些在绘画上有艺术价值的，他则一一挑选出来精心绘制，准备在今后的绘画中参考。汉代基本上没有画在墙上的壁画，画家们都是在墓砖上作画，在中国已发现的汉墓中，风格大同小异，但魏晋墓中真迹却在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完全不同。这些画在更大程度上描绘了古代劳动人民生产和他们的民俗风情。画工们操笔像画速写一样留在墓砖墙上，其用笔之简练，表达人和事之生动，是中国美术史上极为宝贵的资料。
三年的辛苦没有白费，他把文物资料如数交给了博物馆，把当时绘画用的颜料取下样品交给考古工作者们去化验，挑选出来的艺术形象较好的画作则作为美术资料，分为11个部分保存。包括一千七百年前的耕作场面，古代牧区生活，丝绸之路上的采桑图，贵族生活场面，庄园和坞壁，屠宰和庖厨，壮观的军事画面，古代狩猎、禽兽、文化生活画卷，邮驿使图等，他请敦煌研究所的常书鸿写了序，嘉峪关文物管理所所长高凤山写了简介，自己则从艺术角度写了“魏晋墓砖画的艺术特色”。他把倾注了三年心血的作品和资料一古脑儿带到了北京我的寓所，喜爱艺术的我看到了这些古代画作，当然枰然心动，连夜帮他写出了魏晋墓砖画分类介绍，并帮助他认识了当时中国外文出版局新世界出版社的社长陈休征同志，这位社长从这些作品中也体会到王天一的苦心和艺术品味，当即拍板用中、英、法、日四国文字出版，王天一成了把这一地下发现全面推出的第一人。
牵牛花
五十年代中期王天一与黄胄同在西北军区的文化部美术室工作，闲时谈起一个画家的创作道路，黄胄说：“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必须有一手绝活，例如齐白石是一位全能的大家。但提起他，首先人们会想起他笔下的虾，那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姿态，简直让人爱不释手。我喜欢画驴，你想走花鸟画的路，你就选择一种花突破吧！”王天一听了心领神会，可惜的是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使他无法实现自己的选择，最终到了失去自由的时候，他想画人物，没有下去深人生活的权利，想画山水更没有条件去游历名山大川。这时他想起了黄胄的建议。朝夕相处的老伴张帆最了解王天一的心情，找来一包牵牛花籽，没有阳台就在窗台上种了两盆牵牛花，早上几只家雀飞到窗前，每天和牵牛花相伴，触发了他的灵感，这花朵在朝霞中显得生气勃勃，我观花画花总不会有人干涉？何不画这牵牛花呢？于是就铺开画纸，饱醮笔墨和颜色画了起来。画着画着他不禁把花的命运，和他自己坎坷经历联系了起来，有感而题诗一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