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茂贞仅用一个月便使得凤翔叛军不战而内溃，彻底平定了李昌符之乱，大显天子龙威。要知道，僖宗继位以来，中央军不管是对河东、河中的沙苑大战，还是在朱玫之乱时对邠歧联军的作战，还没有取得过对藩镇作战的胜利。这次酣畅淋漓的胜利非同寻常，无论对孱弱的僖宗，还是残喘的朝廷都是意义重大。天子果然龙颜大悦，李茂贞也因功再次受到嘉奖。光启三年（887）七月丙子，朝廷“制以武定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兼洋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户李茂贞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等使。”李茂贞不仅成了无比尊崇的使相，不久他又被封为陇西郡王。更为重要的是，他仅仅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就从武定军节度使升任凤翔节度使，使他有了割据的资本。胡三省在此时此处注曰：“为李茂贞以岐兵跋扈张本”。
凤翔雄镇，中唐之后号称“国之藩篱”，地位和实力非同小可，对李茂贞而言乃是虎踞龙盘之地。李茂贞统领凤翔镇的同时。理所当然地拥有了凤翔镇的边防军，实力大增。凤翔镇土地虽狭，然该镇西依六盘山，南靠终南山，兼有秦岭之险、渭水之利，进可攻，退可守。此地又兼有井盐制造之特许，连河西，通西域，招商引贾，所获颇丰。加之士卒久战吐蕃，强悍勇猛。在当时李克用居于河东一隅，朱全忠伏于汴梁数州的情况下，凤翔镇四周并无强邻，正是李茂贞掩有关中的大好时机。
李茂贞从此在晚唐政治舞台上取得发言权。光启三年（887）闰十一月，王建急攻成都，西川节度使陈敬暄告难于朝，僖宗诏遣中使和解之余，又令“李茂贞以书谕之”，调解双方矛盾。已为地方实力派人物的李茂贞俨然以调解人的身份出现，而晚唐这种调解通常又以强藩为之，这说明李茂贞的实力和地位已今非昔比，渐露强藩面目。
就这样，唐朝统治集团的屡次兵乱，将李茂贞一步步地推上了称雄一方的王者宝座。虎踞雄藩的李茂贞羽翼渐丰，割据态势已成。
四、兼并山南——平定诸杨之乱
据有凤翔雄藩的李茂贞与其他藩镇诸雄一样，必然要求对外扩张。这种扩张既有内在的张力，即李茂贞个人野心的膨胀，又有外在的动力，即当时藩镇互相兼并扩张的政治局势。而表现在行为方式上，一种是权力上的膨胀延伸，表现为干政；一种则是地域上的开疆拓土，表现为兼并。由此，李茂贞开始逐步走上扩张坐大之路。
唐僖宗文德元年（888）三月，为宦官所把持的唐中央政府，又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政治变乱。饱经忧患的唐僖宗驾崩，其弟、唐懿宗第七子李哗即位，即唐昭宗，成为唐朝真正意义上的最后一位统治者。此时，大宦官杨复恭自领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左神策军中尉，一面统带禁军，弄权于朝，党同伐异；一面又广收武人为“假子”，或典禁军，或为方镇，以为外援。在杨复恭假子中，杨守立为天威军使，杨守信为玉山军使，杨守贞为龙剑节度使，杨守厚为绵州刺史，“其余假子为州刺史者甚众，号外宅郎君。又养子六百人，监诸道军”。另外，杨复恭之兄杨复光假子中亦有任节度使者，如杨守亮为兴元节度使，杨守宗为忠武节度使，杨守信为商州防御使，杨守忠为洋州武定军节度使，“其余以‘守’为名者数十人，皆为牧守将帅”。由此，杨复恭从中央到地方拥有一个庞大的势力网。其跋扈擅权之行径引起了刚刚即位并急于巩固自身地位的唐昭宗的不满。两者随即在权力争夺上矛盾激化。
唐昭宗大顺二年（891）十月，有司上告杨复恭与其假子玉山军使杨守信谋反。昭宗立即做出反应，命天威都将李顺节（胡弘立）、神策军使李守节将兵进攻杨复恭府第。杨复恭部将张绾率领家众拒战，杨守信又引玉山军之兵前来助战，李顺节等率领的禁军竞“不能克”，可见杨复恭之势力。其实，所谓的谋反并没有切实的证据，只是唐昭宗为了除掉杨复恭这个心腹之患，便顺水推舟，意欲将杨复恭等人一网打尽。杨复恭自知境地不妙，已为朝廷所不容，遂逃往杨守亮等人控制的山南地区。随后，他们“同举兵拒朝廷，以讨李顺节为名”，发动叛乱。
诸杨反旗已举，朝廷大兵压境。对于野心勃勃的李茂贞来说，这是一次扩张的绝好机会。从实力和地域两个因素上分析，王建刚得西川，羽翼未丰，且经东川侵山南，道险路难，进军缓慢，给养也是问题。而李茂贞蓄势已久，内外无忧，且凤翔地接山南，距离较近；南出散关即至山南。若能兼并山南，不但可占据汉中之险，巩固凤翔的南部边界；更可以趁势占有山南西道所辖之文、利、集、阆等川北诸州，打开通向蜀中的大门，虎视东西两川。从而在战略上以攻代守，为进一步逐鹿争霸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唐昭宗景福元年（892）正月，李茂贞经过百般谋划，带领关中的附镇静难王行瑜、镇国韩建、同州王行约、秦州李茂庄等五路诸侯上言“杨守亮容匿叛臣杨复恭，请出军讨之，乞加茂贞山南西道招讨使”，并声称“自备供军粮料，不取给于度支”。李茂贞为首的关中诸镇出兵平叛，竟然不仰国家财政，自备钱粮。如此违背惯例之举，若非巨大的利益驱动，李茂贞等人是断不能为的。由此可见其急于扩张的迫切心情。这次联名上疏实际代表了晚唐一支新兴地方势力的崛起。
出兵山南仍需借助于唐中央的影响力。这是由于李茂贞出身禁军，作为神策军将领，他深知天子之诏的号召力。而当时的唐廷，虽然丧失了对各地的实际控制，却依然是天下名义的共主，四方贡奉的中心。李茂贞主动上表求加职名，这应视为他开始干政的标志，其意欲“挟天子令诸侯”的政治图谋已露端倪。至于唐廷，似乎也看出了李茂贞出兵的目的所在，“朝议以（李）茂贞得山南，不可复制，下诏和解之。”在朝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南衙诸臣“以邠、凤皆有中人内应，不敢极言，相顾辞逊。”可知，此时的朝廷上下，已经明显感受到了李茂贞的咄咄逼人之势。朝廷原本以禁军出身的军官出镇凤翔，是为了进一步巩固京畿周围的防御，加强中央集权，不想却自己埋下祸根。
可是李茂贞的虎狼野心，并非早已流于形式的“下诏和解”就能作罢。李茂贞的跋扈妄为终究要挑战中央权威。该年二月，在没有得到朝廷授意的情况下，李茂贞决定联合静难节度使王行瑜擅自发兵攻打兴元。这个举动宣告李茂贞正式开始走向跋扈扩张之路。这也说明李茂贞已由唐王朝的维护支持者演变为一股新的分裂离心力量。李茂贞和唐廷角力的开始就是他走向割据的开端。
在李茂贞发兵的同时，唐昭宗一怒其专征，二忧其“得山南之后有问鼎之志”，因此拒绝了他请加“山南西道招讨使”的请求。没有满足要求的李茂贞便开始上书执政之宰相杜让能和杨复恭之后掌握神策军的权宦西门君遂，书信的具体内容因记载缺失不得而知，但肯定说了一些过激的“陵蔑朝廷”的话。这也是李茂贞首次上书在言语上陵侮朝廷，跋扈之强藩面目渐显狰狞。以至于性格刚烈，颇有英武之气的唐昭宗实在不能容忍李茂贞这样一个借助朝廷之力刚刚出道的节度使如此无礼。昭宗乃召宰相、谏官商讨应对之策，希望有所举措。但李茂贞早已在朝中尤其宦官集团里布下了眼线，以至于“宰相相顾不敢言”。此时，给事中牛徽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朝臣的意见，他认为：“先朝（僖宗朝）多难，茂贞诚有翼卫之功。诸杨阻兵，亟出攻讨，其志亦在疾恶，但不当不俟诏命耳。比闻兵过山南，杀伤至多，陛下傥不以招讨使授之，使用国法约束，则山南之民尽矣！”简言之，与其让李茂贞私自出兵，不受约束，还不如授之以名，或许还能在名义上多少挽回一点朝廷的面子。对于这个务实的意见，昭宗还是明智地接受了，最后以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李茂贞终于如愿以偿，讨了一个“奉诏讨逆”的名份。李茂贞在这次与唐廷的角力中获得胜利，他也通过这次挑战皇权的试探进一步证实和巩固了自己的强藩地位。
在李茂贞与朝廷角力的影响下，禁军随后又发生分裂。神策左军中尉西门君诬杀天威军使贾德晟，天威军部下千余骑兵出奔凤翔，“李茂贞由是益强”。始终不肯与李茂贞合作的西门君遂在此时处死贾德晟，有清除禁军中亲凤翔势力之嫌。他后来也因此为李茂贞所逼杀。这场变故其实反映了出身禁军的李茂贞在中央军中的威望及禁军中的派系之争。
在讨伐山南方面，凤翔部队进军异常顺利。由于王建、顾彦晖等在南线展开对诸杨的攻势，杨复恭、杨守亮集团面临南北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景福元年（892）七月，李茂贞攻克凤州，感义军节度使满存逃奔兴元。之后，又连下兴州、洋州二州，武定军节度使杨守忠败逃。李茂贞新掠两镇之地，“皆表其子弟镇之”。八月，李茂贞进逼兴元。辛丑，凤翔大军攻克山南西道治所兴元府。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判官李巨川与杨复恭、杨守信、杨守忠、杨守贞、满存等突围而遁，逃奔阆州（今四川阆中）。李茂贞遂表其假子李继密权知兴元府事。乾宁元年（894）七月，李茂贞遣兵又攻拔阆州，至此占有山南西道全境。“杨复恭、杨守亮、杨守信帅其族党犯围走”，自商州（今陕西商洛）奔河东，仓皇不择其路时被华州兵俘获。八月，韩建献于阙下，斩于长安独柳，诸杨叛乱至此遂定。
李茂贞发动这场战争，先后吞并了感义军、武定军、山南西道、龙剑等四镇之地，他甚至还遣假子李继臻一度占据了山南东道的金州等地，可谓是战果辉煌，获利颇丰。李茂贞也因此尝到了兼并扩张的好处。由于这场战争是李茂贞在唐廷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擅自发动的，故而战后在山南西道的归属问题上立即与朝廷产生了矛盾。在节度使的任命上，李茂贞表其假子李继密为兴元留后，并“坚请旄钺，昭宗不得已而授之。”自此之后，“（李）茂贞恃勋恣横，擅兵窥伺，颇干朝政，始萌问鼎之志矣。”
（第二节）李茂贞干政
藩镇割据是中晚唐政局突出的政治现象。晚唐以来，经过黄巢大起义的涤荡，唐廷业已无力维系全国统治，政出多元的态势已显端倪；地方藩镇势力迅速整合重组，形成以朱全忠、李克用、李茂贞等强藩为主导的新的藩镇区域格局。藩镇在地域上的兼并必然伴随权力的扩张，藩镇干政正是这种权力延伸的必然结果。藩镇尤其是强藩多通过干预朝政来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只不过干政的目的、方式和烈度不同罢了。晚唐之前，藩镇干政的主要方式是抗命跋扈，表请节钺，以争取权力世袭、维护既得权益为核心，而很少直接干预朝政的制定和实施。而晚唐自广明（880）以后，群雄割据混战，日渐衰弱的唐廷不仅失去了对各地的控制，就连朝命制定也要唯强藩马首是瞻。藩镇尤其是强藩多通过干政来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这与唐中期以来藩镇跋扈迥然有异，既是晚唐以来皇权衰微的直接体现，又是这个时期鲜明的政治特征。
从晚唐藩镇干政的发展轨迹来看，干政并非始自李茂贞。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僖宗任命郑畋为柑，主持朝政。凤翔节度使李昌言“自以袭（郑）畋而夺之镇，今畋当国，内不喜”，遂于七月上言“军情猜忌，不可令畋扈从过此”。郑畋因此被迫罢相。凤翔节度使李昌言这次上表干预执政大臣的任命，“可以认为是唐末方镇干政的开始”。光启元年（885），大宦官田令孜专权，为夺盐利导致沙苑王师溃败，天子出幸。期间，河东李克用、河中王重荣、邠宁朱玫、凤翔李昌符多次上表请诛田令孜。田令孜被迫贬为西川监军使，交出朝权。之后，朱攻逼迫百官奉立嗣襄王李煴为帝，他“自为宰相专权”，垄断军务、财政大权，命由己出。这都是干政的极端表现。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秋，宰相张溶率王师讨伐李克用，唐军惨败。次年正月，李克用遣使上表，迫使唐廷贬黜宰相张濬、孔纬，是为李克用干政。可见藩镇干政的目的、方式、烈度不一而同。
李茂贞出身神策军，亲历晚唐数次朝廷变乱和车舆播迁，对朝廷虚实知之更深。在藩镇兼并扩张的大环境下，他盘踞凤翔雄镇，鲸吞山南，虎视京师，割据态势已成。势力不断坐大的李茂贞遂“恃勋恣横”，或“擅兵窥伺”，或“辞旨不逊”，骄慢跋扈，凌弱朝廷，“颇干朝政”，甚至抗命逼宫，杀相劫君，达到唐末藩帅干政的顶峰。其具体表现为以干政为主题的四次与唐廷的正面交锋。
一、强吞山南。胁君杀相
在藩镇兼并扩张的大环境下，位居雄藩、野心勃勃的李茂贞早就对山南西道觊觎已久。景福元年（892）正月，李茂贞抓住大宦官杨复恭叛逃兴元并与杨守亮等人举兵抗命的时机，率领关中诸镇即静难王行瑜、镇国韩建、同州王行约、秦州李茂庄共五节度联合表请讨伐杨复恭，并为李茂贞讨一个“山南西道招讨使”的名号。李茂贞主动上表求加职名，这被视为他干政之始。唐廷却认为李茂贞既得山南，则不可制约，遂下诏和解。然李茂贞不听朝命，擅自伙同王行瑜举岐邠大军进击山南。李茂贞一面挥军南下，抢占地盘，以使进讨山南成为既定事实，一面继续不停地上表求加“招讨使”的名号，还向执政的宰相杜让能、权宦西门君遂施压，书信中“辞语不逊”，有“陵蔑朝廷”之言。这是李茂贞首次公然违抗诏命。唐昭宗迫于压力，只得加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给了李茂贞一个“奉诏讨逆”的名分。李茂贞也首次尝到了干预朝政的甜头。随后，李茂贞仗持“天威”和优势兵力于当年八月攻克兴元，至乾宁元年（894）七月彻底吞并山南西道等四镇之地。
事实占领是晚唐藩镇兼并的潜规则。虽然取得了对山南地区的实际控制，但李茂贞明白当前的首要问题还是应该以一种朝廷任命的合法手段将战争成果确定下来。于是，他表其假子李继密权知兴元府事。唐中期藩镇滥觞以来，节度使同时兼任治所州府的刺史或府尹。李茂贞此举用意正是想让朝廷授予李继密山南西道的节钺，将山南西道一镇堂而皇之地变为自己卵翼下的属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