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封禅书》所引《汉旧仪》阙“常以八月祭以太牢，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2页。诸语看，高祖令“常以岁时祠以牛”之“岁时”，当指秋八月秋收之时，与里耶简中以三月春播之时祠“先农”的时令不甚相符；且从《史记·周本纪》“周君、王赧卒（前256），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于狐。后七岁，秦庄襄王灭东周。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史记》卷4《周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9页。的记载看，周名实俱灭后，秦人对周人先祖后稷似乎没有任何祭祀行为。
再者，《史记·封禅书》所载秦人祭祀的对象相当庞杂，以周秦故地雍为例：
而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逑之属，百有余庙。西亦有数十祠。于湖有周天子祠。于下邽有天神。沣﹑滈有昭明﹑天子辟池。于杜﹑亳有三社主之祠﹑寿星祠；而雍菅庙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岁时奉祠。唯雍四畤上帝为尊，其光景动人民唯陈宝……秦以冬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见，通权火，拜于咸阳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经祠云。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亲往。《史记》卷28《封禅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75～1376页。
其中湖（今陕西潼关东）有“周天子祠”，诸注家无说，不知所指。至于故周之右将军“杜主”，“索隐”曰：“其鬼虽小，而有神灵”。除“周天子”与“杜主”外，并无周先祖后稷在内，只是到高祖八年才“修复周家旧祠”，“立后稷之祠”，即“灵星祠”。《史记·封禅书》“正义”引《汉旧仪》系年于高祖五年，恐误。《后汉书志》卷9《祭祀下》系年为“高祖八年”，中华书局，1962年，第3204页，《通典》已见上引。本文从《后汉书》、《通典》所主汉高祖八年说。据此，笔者大胆推测，里耶秦简及周家台秦简所见祠“先农”之简文，可能与周人先祖后稷无涉。
三
里耶秦简中以“少牢”祭祀“先农”，是为见诸出土文献中的最早记载。少牢，《左传》襄公二十二年：“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杜预注：“四时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礼记·王制》：“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少牢”应是诸侯祭祀社稷或诸神的礼制标准。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诸侯为郡县”《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4页。主宰郡县的守、令，可以“诸侯”身份主持官方祭祀。由于里耶简残阙，据简文我们仅知道是以“少牢”祭祀“先农”，由仓“是”及其佐“狗”准备提供祭祀所需物品，主祭者及参与者付阙，然依“诸侯社稷皆少牢”之制度推测，当是地位高于“仓”及“仓佐”的郡县长吏。因此，将里耶简中“祠先农”视为官方的祭祀行为，是有依据的。
然而，由于秦朝短祚，现存史料中似乎未见郡县长吏以“少牢”祭祀的记载。入汉之后，郡县长吏以“少牢”祭祀的事例则屡见史乘。高祖八年十一月，“令士卒从军死者为槥，归其县，县给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长吏视葬。”即是首见史载之例。《汉书》卷1《高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5页。至于同年于郡国县邑所立“灵星祠”，“常以岁时祭以太牢”，以“县邑令长侍祠”，很可能是由于以周先祖后稷配食“灵星”，祭祀对象身份特殊，故以“太牢祠之”。值得注意的是，《续汉书志》卷9《祭祀下》注引《汉旧仪》曰：“古时岁再祠灵星，春秋用少牢礼。”《续汉书志》卷9《祭祀下》，第3204页。如果此说可信，那么，在汉初以后稷配食“灵星”之前的祭祀，所用皆是“少牢”之礼，亦证汉以“太牢”祠“灵星”，应是一特例，并非常礼。
如果说汉“灵星祠”是在每年八月进行，与里耶秦简所记三月“祠先农”节气不甚符的话，而《史记·封禅书》所载高祖十年春准有司奏请，“令县常以春二月及腊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裁以祠。”“春二月”，《史记会注考证》引王念孙语曰：“《汉志》，三月作二月。”可见原有作“春三月”者，后据《汉志》改为“春二月”《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80页。《史记会注考证》卷28《封禅书》，第791页上。与里耶秦简相对照，虽有春二月、三月之别，但均是在春耕时分以“少牢”祭祠主农事神只之行为。《汉书·郊祀志》亦载其事曰：“令县常以春二月及腊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汉书补注》引清人王念孙语曰：“稷上脱一社”。《汉书》卷25《郊祀志》，第1212页。《汉书补注》卷25《郊祀志》，第539页上。“社稷”，《后汉书志》卷9《祭祀下·社稷》述其沿革时曰：
《孝经·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谷之长也。”《礼记》及《国语》皆谓，共工氏之子曰句龙，为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谷疏，自夏以上祀以为稷，至殷以柱久远，而尧时弃为后稷，亦植百谷，故废柱，祀弃为稷。大司农郑玄说，古者官有大功，则配食其神。故句龙配食于社，弃配食于稷。郡县置社稷，太守、令、长侍祠，牲用羊豕。《后汉书志》卷9《祭祀下·社稷》，第3201页。
其中所云殷商时既以“弃（即后稷）”取代“柱”配食“稷”，可能不确外，其余所述基本可信。表明至晚在高祖十年，命县长吏在春二月（或三月）以“少牢”祭祠“社稷”的制度已经形成。而且汉以前历代祭祠“社稷”之时间，载籍中似乎没有明确之记录，因此《史记》、《汉书》所载汉于春二月（或三月）祭祠社稷者，可能载籍所见最早有明确时间的记录。另据杜佑的解释，以汉四年，“诏御史令丰谨理丰梤榆社”，为汉祠“社”之始；高祖十年，“令县常以春三月及腊，祠后稷以羊彘”，为汉祠“稷”之始。杜佑：《通典》卷44《礼四·沿革五·吉礼四·社稷》，王文锦等点校，第1267页。据《通典》，上引《汉书·郊祀志》“令县常以春二月及腊祠稷以羊彘”，似乎未如清人王念孙所曰“脱”字；至于“春三月”，也未循《汉书》改为“春二月”。如果《通典》所说可信，似乎可以认为，自高祖八年八月以后稷配食“灵星”，立“灵星祠”后，十年春二月（或三月），又以“能平九土“的句龙配食于“社”，“植百谷”的弃（即后稷）配食于“稷”，另立“社”、“稷”之祠，令郡县长吏以“少牢”祠之。或依《汉书》、《通典》说，单独祠“稷”，目的在于祈求有年、五谷丰登。
秦与汉初皆以十月为岁首，里耶“祠先农简”明确纪年为秦始皇“卅二年（前215）三月”，周家台“腊日”祠“先农简”虽然没有准确纪年，但据整理云，秦二世元年（前209）“为本墓简牍纪年最晚的时间”。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简牍》，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56页。其中所载的祠“先农”简，大体上可以反映秦始皇晚年的祭祀制度与民间风俗，并且去汉初未远。里耶简以少牢“祠先农”事在春三月，汉高祖十年春二月（或三月）亦以少牢祠“社”与“稷”，两者在制度上是否有渊源关系，由于史料所囿，不敢遽定。但是，仅以祭祀制度而言，汉初若干举措沿袭秦制，则是不争的事实。《史记·封禅书》载：
二年（前205），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进祠，上不亲往。悉召故秦祝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因令县为公社。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史记》卷28《封禅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78页。
可见在汉室初创阶段，在祭祀制度上基本沿袭秦制，故有“悉召故秦祝官”，“如其故仪礼”之举。因此，从礼制的角度考察，汉初以“少牢”祠“社”、“稷”，与里耶秦简以“少牢”祠“先农”，似乎应有某些渊源关系。
与里耶秦简所载官方祭祠“先农”不同的是，周家台简所载“腊日”祠“先农”的“塞祷”，则完全是私人行为。“塞祷”，又作“赛祷”，《韩非子》卷14《外储说右下》载：“秦襄王病，百姓为之祷；病愈，杀牛塞祷。”王先慎注曰：“塞、赛义同。《史记·封禅书》冬赛，索隐赛，谓报神福也。《汉书》赛并作塞。”王先慎：《韩非子集解》，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36页。腊祭，《左传》僖公五年载“虞不腊矣”语，唐人孔颖达疏曰：
“虞不腊矣”。“正义“《月令》：孟冬腊门闾及先祖五祀。腊之见于传记者，唯《月令》与此二文而已。《秦本纪》惠王十二年，初腊。始皇三十一年，更改腊曰嘉平。蔡邕《独断》云：“腊者，岁终大祭，纵吏民宴饮，非迎气，故但送不迎。”应劭《风俗通》云：“案礼传，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汉改曰腊。腊者，猎也，田猎取兽祭先祖也。”此言“虞不腊矣”，明当时有腊祭，周时腊与大蜡各为一祭，秦汉改曰腊，不蜡而为腊耳。《十三经注疏》（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95页。
可见秦汉时期的腊祭，不同于周时的所谓“大蜡”，而是“各为一祭”关于腊、蜡的区别，以及如何时“合一”等问题，另请参见黄菊珍《舍泰父而择先农——由（关沮秦汉墓简牍）看腊、蜡合一》，《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其所祭祀对象虽有“门闾及先祖、五祀”之多，但由于祭祀者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汉书·郊祀志》载：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怀柔百神，咸秩无文。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而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大夫祭门﹑户﹑井﹑灶﹑中溜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典礼，而淫祀有禁。《汉书》卷24《郊祀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93～1194页。
因此，周家台秦简所见祠主以“人皆祠泰父，我独祠先农”为辞，于祭祖的“腊日”特别礼祀，以求禾多畜繁，于一邑之中为最，企富求财的目的相当明确，这与“塞祷”报神求福的心理是一致的。
里耶古城（今湖南龙山县），据一些学者考证，秦时为洞庭郡之迁陵县。沙市周家台，秦时属南郡（治今湖北江陵）所辖，与秦洞庭郡南北相邻。两湖地区自古以来，即是中国最早进入农耕时代的区域之一，素有重视农耕之传统。仅以考古所见新石器晚期大溪文化（约5000BC～3000BC）稻谷遗存出土情况为例，其中就有湖北枝江庙山等有十九处之多、湖南澧县三元宫等有六处之多。参见袁长江、郑洪春《神农氏炎帝是我国原始农业的开山鼻祖》附“中国史前稻谷遗存出土情况一览表”，霍彦儒主编《炎帝·姜炎文化与和谐社会》，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因此，里耶与周家台所见祠“先农”简表明，至少从秦始皇时代起，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祭祠“先农”不仅作为一种礼制而存在，即使在民间也同样受到尊重，特别是在某些企盼致富者的眼中，甚至成为先于祖先而享受祭祀的对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当与两湖地区农业发展程度不无关系。
如果将里耶、周家台祠“先农”简与传世文献综合考察，尽管“先农”代表何种神只尚不能准确界定。然而，入汉以降，随着高祖八年令诸县立“灵星祠”，以后稷配食；十年春二月（或三月），又令诸县祠“社稷（或稷）”，以“少牢”祠之。尽管秦时“先农”似与“后稷”无涉（见上文），但作为一种体现重农思想的祭祀制度，两者之间恐怕亦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再至东汉初年，随着“三皇五帝”系统的最终确立，炎帝与神农氏传说的整合完成，“先农”的形象，就固定在“神农炎帝”身上，并且“告祠先农”，也由汉初诸县长吏祭祠的对象，上升为天子籍田时必备的礼仪。《后汉书志》卷4《礼仪·耕》载：“正月始耕。昼漏上水初纳，执事告祠先农，已享。耕时，有司请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诸侯、百官以次耕。力田种各耰讫，有司告事毕。”注引贺循《藉田仪》曰：“汉耕日，以太牢祭先农于田所。”《后汉书》志4《礼仪上·耕》，第3106页。汉代首行籍田之礼是汉文帝。《史记》卷10《孝文本纪》第423页载，二年（前178）正月，文帝诏曰：“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文帝虽然首复籍田古礼，但籍田之时是否祭祀“先农”，史无明言。是后，历代王朝多遵循此制，“神农炎帝”以“先农”的身份，享受天子的“太牢”祭祠。如《晋书》卷19《礼上》载，晋武帝泰始四年（268），“有司奏始耕祠先农……于是乘舆御木辂以耕，以太牢祀先农。”《晋书》志19《礼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89页。是后此类记载甚多，兹不赘引。
总之，里耶、周家台秦简所录之“先农”，不仅是我们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关于“先农”的出土资料，结合传世文献综合考察，对于深入探讨“先农”与“神农炎帝”之关系，以及中国历代祭祀“先农”礼制之演进，实为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