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真够怪的，给我们讲《中国现代史》和《世界现代史》的张扬老师和高扬老师是系上两位有名的口才好的老师。他们讲课胸有成竹，口若悬河，不说废话，也不重复。好倒是好，就是给学生的记录带来困难，手稍微慢点，就漏记，如果是思想一不集中，那就误事大了，就会把重点和要害的内容记不上，内容记的不全，最后总复习时就抓瞎了。所以，同学们都十分注意记课堂笔记，经常是桌子上摆着墨水瓶或备两支钢笔。尽管如此，期末考试时，大家都生怕自己记的内容不全，相互对笔记，相互补充。在对笔记的过程中，每每发现陈孟东的笔记记的较全，他写字的速度很快，字很潦草，有些字只有他自己才能看懂。凡是有同学和他对笔记，他总是不厌其烦，有些认不得，他还会耐心地讲给别人听。考试前，他常和笔记记的差的同学在一起互相帮助。当然，他自己的成绩每次都考得不错。就这样，陈孟东这个不善言谈、不张不扬的同学逐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当时学校很重视对学生的德、智、体、美的教育，全校还开展军事训练，成立有“国防俱乐部”，其中分为射击和无线电报务，陈孟东担任无线电报务队的队长兼书记，利用课余时间在生物楼的地下室嘀嘀答答的训练，他每天晚饭很少按时吃，都是同学们给他带回宿舍吃凉的。他既要训练，又要带领队员们参加比赛，社会活动越来越多，而他对专业课的学习从不放松，一有空就去阅览室，看很多课外书籍。他去世多年后，我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一个用已发黄了的纸包着的东西，打开一看，原来是他学生时代用很粗糙的灰色纸作的卡片，卡片上记满了资料，有的是关于历代的丧葬制度，有的是关于宋代的土地关系。对于我来讲，当时尚不知卡片为何物，抄资料也只是写在本子上。而陈孟东则开始准备作专题的研究，默默地做着卡片，而且保存的是那么的好，看来他早就怀着远大的抱负在学习历史，学习考古。
随着形势的变化，校园的风气有所改变，读书的气氛越来越浓了。在我们这个政治性极强的班上，也开始重视专业学习了。也就是说，看人不仅看政治口号喊得高不高，还要看学习成绩怎么样，由“先红后专”变成了“又红又专”。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班的班干部由原来的清一色的调干生，开始掺进了一些“普中生”。团支部改选，陈孟东被选为年级团支部书记，他是第一粒掺进班级领导层中的“沙子”，非常醒目。那个时候团支部的工作十分活跃，要求团干部及时掌握团员和广大青年的活思想，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和团员及团外青年交朋友。陈孟东这人，虽不善言谈，但他和谁都谈得来，而且和那些很孤僻、不愿与人交往的同学处得都很好。我们班当时有两个同学，性格较古怪，很孤僻，同学们也不大愿意接近他们，而孟东则和他们成为知心朋友，一起去图书馆看书，一块儿玩，一块儿谈心。而且他还与高我们两级的一位被他班同学认为性格古怪的同学交上了朋友，那个同学毕业分配到外地后，还经常给他来信。有一次，我不解地问陈孟东，说：“我看你性格也不怪嘛，你咋尽交一些别人不愿接近、性格古怪的朋友？”他的回答让我震惊，他说：“交朋友不能往上看，不能只交比自己强的人，要往下看，那些各方面不如别人的人，他很自卑，也很孤独，一旦有人去主动接近他，他会很感动，他会以很真诚的心对别人，我就喜欢真诚的朋友。”孟东学生时代的这段话，我记忆犹新。事实上，他几十年来一直是以一颗真诚的心对待周围的人，特别是那些处于弱势、需要人去帮助、需要人去拉一把的人，他不仅愿意去接近，而且尽其所能帮他们解决工作上及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这一点文物系统的同志是有目共睹的。
大学二年级时，我们年级分出了考古专业，我和孟东都选择了考古。考古班的十几位同学均是来自普通高中，年龄较小而家境都十分贫寒，靠国家给的助学金维持生活（那时的学生都不交学费）。考古班分为两个小组，我和陈孟东、陈全方、王丕忠等八位同学分在一个小组。接触的多了，发现陈孟东比大家更困苦。当时他家里兄弟姐妹共八个，他排行老大，父母似乎根本顾及不到他，衣服很少，入学的两个冬天他都没穿过棉裤（那时学校的教室和宿舍均无取暖设备，老师和同学冬天都需要穿棉衣、棉裤）。他穿的是家机织的土布裤子。五六十年代西安的冬天是很冷的，穿着单裤过冬，那滋味是可想而知的。
大三时的冬天，班上开会通知说学校要给家庭困难的同学发放一些御寒补助费，让班上有困难的同学个人先写出申请，由班上评议，然后报系上批准。会后，在往回走的路上，我很自然地就想起穿单裤过冬的陈孟东同学，于是，我不假思索的给他说：“你应该写个申请，争取补助点钱给你买条棉裤。”他的回答仍旧让我吃惊，他说：“咱班家庭困难的同学那么多，补助费肯定不会有多少，那就先尽更困难的同学吧，我不准备写申请。”结果他确实没有申请。在班上评议的时候，大家都对他的情况很清楚，还是给他补助了四元钱，他买了条棉裤。孟东经常谈起此事，多少年来一直铭记着党和国家给他的温暖。
1960年5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对自己担负的各项社会工作更加努力地干，学习上也更加刻苦。1961年他和我们班的另几位同学被抽出来，在陈直教授的带领下标点《汉书》，那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白天和大家一起上课，利用课余时间去标点。标点《汉书》的工作，对他打好专业基础确实帮助很大。
二
1962年夏季，我们毕业了。那时大学毕业生分配，不存在双向选择，服从组织分配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当然，那时也不存在分配不出去而待业的问题，只要在学校没有犯大错误，都有工作干，只是地区和工作性质理想不理想而已。
往届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大多是面向全国，像撒胡椒面似的一个省分一两个。而我们毕业这一年，情况比较特殊，因国家经济困难，西大的考古专业停办了，我们就成了最后一届的考古专业毕业生。当时的陕西省文化局还算是有远见，认为这些毕业生应该先储存在陕西，哪怕一时派不上考古的用场，以后总会有用的。所以，我们考古班的同学除两人考上马长寿教授的研究生和三个参军的以外，其余的八人全留在省文化局系统。事后我得知，当省文化局人事处杨伯声处长和干事王宏勋去历史系调阅我们档案的时候，当即决定陈孟东留在局里社会文化处，我们七个人再由局里分往下属的省博物馆、省文管会、半坡博物馆和省图书馆。
因陈孟东的工作先确定，他早于我们离开学校。我送他前往局里报到时带的全部行李是一个铺盖卷和几捆书。事先局里已给他分了一间平房的集体宿舍，和他同宿舍的是办公室搞行政的王思聪同志。按照当时文化局的规矩，局里干部都要住在机关集体宿舍，无论白天或晚上，什么时候有工作，就什么时候处理，没有上下班的明确界线。星期六下班后可以回家，但星期日晚上必须回机关。那个时候文化局局长是鱼讯，他是延安时代的老干部，据说鱼局长就是按延安时代的工作精神要求他的部下。当时大家都习以为常，根本没什么意见，如社会文化处的老同志——王世昌已是七个孩子的父亲，家庭拖累很大，他也照样是一周回家一次。
我来博物馆时孟东已上班，他根本不可能请假来送我，我雇了辆三轮车把行李拉到了博物馆，接待我的是管人事的张培民同志。当时馆总务科把我安排到一间三个人住的集体宿舍里。
在西大毕业前夕，我们已经结婚，虽是成了家，但却是有家无室。星期六他虽然可以回家，但无处可回，只能在星期天到博物馆的陈列室来找我（我当时在陈列部当讲解员）。
他每次到我所在的历史陈列室，总是如饥似渴地看陈列柜中的各类文物。他很高兴地对我说：“看你分的工作多好哇，整天守着这么多的文物随便看，能学到好多好多东西。想想咱在学校的时候，老师领咱们来参观博物馆，每次都是走马观花，看的很不仔细。想自己来看吧，又没钱买票。”事实确是如此，那个时候博物馆的门票仅仅只有五分钱一张，但对于身无分文的穷学生来说，孔庙的大红门是可望而不可进的。孟东对他和我分配的工作都十分满意，他常鼓励我说：“我们都分到了专业对口的单位，一定要好好努力工作，在专业上要做出成绩。”
也许是政府机关有它的特殊纪律和要求，孟东在局里工作一段以后，有一天星期日回来，他语重心长而又带有严肃的口气对我说：“我们是夫妻，分别在上下级单位工作，各个方面都要注意影响，都要严格要求自己。我在局里的工作你不要打听，不要过问，更不要拖我的后腿。你要在博物馆做好你的事情，大学生在工作上，就要像个大学生的样子。”几十年来，我一直记着孟东的这段像是鞭策、鼓励，又像是“约法三章”掷地有声的话。
他上班两个来月，局里决定抽调他去陕南洋县整社，时间是八个月，要到第二年的五六月份结束。对于他的事，我不敢干预也不能干预。只是在他下乡的期间我要生孩子，心里不免有些顾虑和害怕。他说：“你怕什么，到时把你母亲叫来伺候月子，生孩子有医院呢！我不在没有关系。”他如期走了，去的地方是洋县的一个山区，交通十分不便，寄封信要走十几天的时间。
偏偏不幸的是我坐月子非常不顺利，生了孩子刚出院我就病了，我母亲刚从农村来西安，连东西南北也分不清，更不会上街买东西，什么事都靠同院的同事帮忙干。更使人着急的是孩子没奶吃，整天饿的哇哇直哭。因为我是集体户口，孩子无法报户口，没有户口的孩子根本就订不上牛奶，所以经常是以稀面糊糊给她充饥。
还好，生孩子之前，馆里给了我一间7平方米的房子，这个房子的后墙有一个很大的窗子，窗下是一条通往另一个家属院的路，因房小窗大，所以路过的人，对我房内的一切可以是一览无余。后边家属院住着一位老先生叫李子春，李老每逢路过我的窗下，看到襁褓中瘦得皮包骨头的孩子，十分同情，他就给我孩子起个名字叫“操心儿”。碰巧李老的一个姑娘正在哺乳期，孩子9个多月，而李老每天不让姑娘给她孩子吃饱，让省出的奶水来喂我的嗷嗷待哺的女儿。
博物馆的同事们看我的日子太难过下去了，就给孟东以我的名义发了封电报，催他回来，但不见回音。又过了几天，我的情况仍无好转，博物馆以组织的名义又给他发了封电报。这次他回电了，回电说整社没结束，他不能回，请馆里和我谅解。等他整社工作结束回到西安时，我们的女儿已过了“百天”。
1964年的春天，女儿刚满一周岁，文化局又派他参加社教工作团去陕北的安塞县社教，记得和他同去的有局计财处的李志荣同志，还有省体委的屈文栋同志。孟东仍是二话没说，背上行李高高兴兴地奔赴了陕北。他们住的是一个叫“羊圈沟门”的地方，在那里，社教工作队员们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由于劳动强度很大，干什么都要肩扛背背，生活条件又差，再加上很多人住在一个又暗又潮的窑洞里。本来体质就不十分强壮的陈孟东，秋天查出患上了肺结核，开始他不敢写信告诉我，后来因为安塞县买不到治这个病的特效药——雷米封，他不得不写信让我在西安给他买药寄去。知道消息后我急得直哭，但也不敢拖他的后腿。我清楚，他自己不回来，我让他回，他是不会回的。
年底，社教结束了，他回到家里，简直像个犯人一样。衬衣和被褥上的虱子成串串，我用六六粉杀，用开水烫，处理了很长时间才消灭完。而对于这一切，他却不以为然，还说：“那怕啥，老乡身上比我还多。”
他回来时，我们的女儿已什么话都会说，对男同志，还能分清谁该叫“爷爷”，谁该叫“伯伯”，谁该叫“叔叔”，可就是没有“爸爸”的概念，总是把她爸叫“叔叔”。我当时住的是一个大杂院，大家关系处得很好，常常相互开玩笑。有同志就故意逗我女儿，问她：晚上你家床上睡了个谁？女儿顺口就答：睡的叔叔。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很长时间在院子里一直把这事当作笑话流传。现在细想想，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
在局机关工作期间，孟东很注意向老同志学习。当时社文处的处长是程西铮和高志祯同志，程西铮处长工作特别细心，无论文物上的大事和小事他都每天动手记下来，记了很多工作日记，孟东受他影响很大，记工作日记的习惯就是从那时养成的。他和高志祯处长的关系特别好，高调到群众艺术馆后，他们是常来常往的知心朋友。局长鱼讯和副局长路鸿逵都是老革命，他们对年轻干部的要求很严厉，孟东对局长们很尊重。他们作为上下级关系虽然只有几年的时间，但相互的感情很深。多少年后，离休在家的路局长听到孟东去世的消息，伤心地瘫坐到沙发上很久站不起来。鱼讯老局长早就和孟东不在一个系统了，而孟东去世后，他不顾年老体弱，也不顾天气寒冷，执意要去给孟东送行。在殡仪馆的休息室里，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老泪纵横，嘴里只说出几个字：“可惜了！太可惜了！”我知道在陕西话里“可惜了”三个字包含着很多很多的内容。
三
1966年的5-6月份，孟东被省委宣传部抽调在西安办抗大展览。大概是7-8月份，他和省博物馆的张伯龄同志去北京收集有关资料。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洪流先全国一步，造反的标语随处可见，带着红臂章的红卫兵满街都是。有一天他和伯龄正在街上走着，突然过来几个红卫兵，手里拿着剪刀，把张伯龄的长辫子给剪了，说是破四旧，张伯龄吓得直叫但不敢反抗。辫子是剪了，满头的头发长短不齐，乱得像个鸡窝，回到招待所，借把剪刀，服务员帮她稍加修理才能外出继续工作。还有一次，他们走在一个中学校门口，看到一群学生在批判他们的老师，并给这位老师剃了“阴阳头”（头发一边剃光，一边留着）。他们在街上还看到一群红卫兵在打几个上了年纪的人，被打的人已经头破血流，红卫兵高喊“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孟东回来后，多次给我讲他在北京街头的见闻，他怎么也不理解学生侮辱老师的事情，更不理解当街把人打得头破血流。
不久，西安的红卫兵也起来了，文化系统闹得也很凶，文化局被视为宣传封资修的大本营，除路局长是刚调来不久，抓不到“罪证”之外，其他的几个局长全被揪出，被下属单位的红卫兵拉出去批斗和游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