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意识里我把自己看成一棵树——一棵迁徙的树，迁徙的路途中常有尘埃在舞动，我走过大地时，不断地把触须拔起又扎下，最后我终于明白自己也将在一个土堆里完成最后的腐朽。
人常说树挪死，人挪活，其实到今天我才发现人其实也是一棵棵常挪常青的树。当我们发现自己在一个地方无法再呆下去的时候，我们总要千方百计地寻求生存之道。虽然这条道路充满艰辛，充满挑战，充满牺牲，但总有人要像候鸟一样迁徙，和那些游牧民族相比，我们缺少的是帐包和牛群。
我的出生地是山东青岛，青岛在我的意识里是个美丽的城市。我能够出生在一个的美丽的地方是我的造化，多年以后我有机会回到那个地方我愈加发现那地方美得纯粹，美得刻骨铭心。也许是我太想在那个地方寻求一个安身之所，所以我夸大了她的美。
但是那毕竟只是我出生的地方，父亲的工作在那美丽的地方找不到着落时，他只得回老家日照。单凭日照这地名，我想你也不会把她往坏里想，每天阳光普照，她仍有港口，海浪，海鸥、渔船，比起青岛来她或许只是气度不够恢宏，可同属沿海城市的她却多了几分小家碧玉式的恬静，她不热闹，但像居于深闺的女子，娴静、温雅，渔民的生活有条不紊，而且那地方还像南方一样出产水稻，真可谓鱼米之乡，生活很是富足。不幸的是母亲对这鱼米之乡很不“感冒”，她总是怀想云南，总把云南拖进梦境，以至于梦境里她常把波涛汹涌的大海看成是云南的崇山峻岭。看来母亲这棵长在云南山风中的树，真的无法在腥咸的海风中生活。那时我一岁，也就是属于丢哪都能寻找到阳光和雨露的小树苗，可以说哪怕是在外国，只要不切断我的根须，我依然可以茁壮地长成一棵大树。
但是母亲这棵生长在南方的树，在姥姥一封又一封催回的电报里坚定了回高原的念头，她忘不掉的还是那片红土地，她太眷恋那片红土地了。姥姥之所以拍电报是因为听说她听说我和母亲只能埋首在窝窝头和稀饭里，一年到头难沾荤腥，哪像云南有大白米饭，吃肉也不是那么难，猪肉虽然没有顿顿吃，但是满山遍野跑着的山鸡麂子之类也可以捉来打打牙祭。姥姥和母亲都在潜意识里夸大了云南的富庶，而父亲则不会像姥姥一样夸大日照的富庶，父亲那时像一个拙劣的辩手，在与妻子和岳母的这场辩论里总处于下风，最终他以失败而告终。我这棵小树和母亲那棵大树几乎是在一种强迫状态下移回云南的。一晃在云贵高原的红土地上就是多年。我两岁时，母亲由于姥姥的攻心作用，和父亲离婚，我和母亲长久地呆在姥姥家绝非良策，于是母亲就做点小生意，接着我到过大城市，但在繁华的地面上，我们无法找到一片土壤供自己栖息，我们伸向天空的枝叶被城市的人情所伤，被弥漫的烟尘戕害。于是我和母亲在短暂的城市之旅后，逃回乡村，我们母子不得不回到那片红土地上刨食，日子越过越艰难，贫瘠的红土地无法让我汲取到更多的营养，我枝条稀疏，面黄肌瘦，这是做母亲的无法忍受的。
我八岁，继父走进我的生活。继父是一棵来自豫南平原的树，那地方多盐碱地，自然条件恶劣。虽然平原广袤，但是他和母亲结婚时夸大其辞地说那地方美如仙境，他像精心设置了一个骗局，让我和母亲以及刚刚出生的妹妹心甘情愿地跟他回豫南。他向我描述：北方有棉花，像抒情的云朵，芝麻喷香，那瓜长得也有娃娃般大等等，于是我真的把北方平原想象成了童话里的仙境，而我和妹妹就是里面的天使。但是回去才知道在那盐碱地上我简直无法生存，语言不通，让我倍受欺凌和误解，无数个冬天都只以白菜大蒜为主菜，吃着能把喉咙刮出血的窝窝头。
我成了名副其实的豆芽菜，要吃没吃，要穿没穿，我这棵小树的外衣像在一个个冬天缺乏石灰的保护一样，冬肆意的折磨我，在凌厉的北风中我遍体鳞伤。冬天熬过，春天眨眼就过，夏天的水如肆虐的野马以冲决千里之堤的气势让豫南平原陷入沼泽之中。“人或为鱼鳖”，在后来读到毛泽东的这句诗时我深有感触，屋里能漂起的东西都漂了起来，院子里游鱼穿梭。我们来自高原，不是那耐涝的水柳，我们是经不起浸泡的泡桐，在这水乡泽国无法生存了。于是母亲携两个妹妹在水稍落时寻找一条返乡的路。但是母亲一去之后就像迷途的羊从此忘记了她的孩子还在豫南一样，当初说的水落后阳光普照时就来接我的诺言逐渐风干。我坚持到体无完肤，母亲毫无音讯，在寒风的凌厉中连我的灵魂都结上了一层厚厚的痂，母亲骗了我，像当初继父欺骗我们一样。回到云南才知道，原来母亲在一次做生意时早已远去。
高中时我已经长成了一棵似乎能经任何风雨的树，我简直分不清自己是耐涝的水柳还是耐旱的泡桐了，但是我还要回到红土地上去，我要把自己的伤和痛深深地掩埋红土地中。
我的触须必须挨近红土地才能扎得更深。我亲近每一块山岩，我渴望每一缕山风，这棵迁来徙去的树看来离不开的还是这片近乎贫瘠的红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