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虽然每天可以一个人练习吸碗，也可以品味小强的信，但还是觉得心慌意乱的。好不容易等到把麦子收上场，我就外出了。这次外出不是偷偷走的，是二哥来信叫我去的。二哥原本在将台中学补习，由于那时家里实在困难，我们三个（还有三哥）大小伙子加上两个妹妹，要吃要穿，还要往学校带干粮带面和学费。半年糠菜半年粮的家境，自然供养不起。还有，那个阶段经过了“89学潮”，正是学校教育转型期，学生受社会的影响，思想极不稳定，人在学校心却不在课堂，有弃学走向社会思想的学生不在少数。就在我外出不久，二哥也与班里的几个同学相约，跟上包工头离家出走了。他在内蒙古一个叫阿盟的地方打工，活儿还是修路。由于工地上缺少劳力，二哥从家里写给他的信中得知我在家中不安分，也得知我在外面闯荡时学会了开车，就叫我也到工地上来，那里正好需要人开车。
我按照信上写的地址，在阿盟找到了二哥。这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地方，城市建在一片很开阔的沙漠和草原交接处，一条小河从沙漠和草原穿过，也从城市边缘穿过。巍巍贺兰山依稀可见，平时被笼罩在灰蒙蒙的雾霭之中，要是天气大晴，便会看到高山上的松树和羚羊、麋鹿之类的动物。
在二哥的主张下，我们贷款买了一辆小型客货车，在工地上拉货。我得到了自己喜爱的职业，开上客货两用车子，如同出笼的鸟儿，奔波在筑路工地与城市之间，运料拉货，进城采购东西，也给职工灶上买菜和肉食。工地上人手实在紧张了，我就开着翻斗车运土拉沙，这比我在天祝时更活便，更有灵活支配的空间。因为年轻，生活有保障，馒头肉菜尽着吃，也因为有了用武之地，便不觉得困乏，一天到晚，多时工作十多个小时。至于工钱的多少，我都懒得理会，有二哥操心。单是这份心情就很让人满足。其实，心情好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一起做工的还有几位年轻的女性。这里是汉族、回族和蒙古族杂居的地方，工地上也有几个蒙古族姑娘和大嫂。也许我活泼，头脑灵活，也乐意帮她们做事，她们尽管都比我年龄大，但还是喜欢与我交往，其中云屏和托菲娅与我最能谈得来。
云屏长得憨憨的，面容白净细腻，性格开朗活泼，像个瓷娃娃。她是家中的独生女，父母亲都是牧医，父亲整天出诊，带着医包骑着马奔波在草原上，母亲则留在家里坐诊，为上门的患者看病。这世事真会开玩笑，父母都是医生，漂亮的独生女儿却患有一种癫痫病，动不动就犯病。这样的情况，读书自然不理想，有几次在课堂上犯病了，学校怕担责任，就找了借口让她退学了。退学在家的云屏有时也帮父母打理药铺，但天性外向的她却不喜欢孤独单调的只有三口之家的环境氛围，就说要到外面闯荡一番。我们工地上的建筑老板老赵常到云屏家药铺看病取药，一来二去，与云屏的父母很熟悉，就想要云屏到工地上搞出勤统计。作为医生的云屏父母，也懂得女儿这种病不能让她太孤独，而要使她心情好，让她在人多的环境中摔打，有利于她的身心健康，就允许了。
其实，云屏的病情并不可怕，不会轻易犯病的，不犯病时与健康人一样正常，有说有笑，工作起来一丝不苟。她天性活泼，并不安分坐办公室或者拿着本本在工地上走一圈儿了事，而是喜欢到人多的地方瞅热闹，也喜欢跟着我的车子拉货运料，更喜欢进城转悠。她对我产生好感（确切地说，是我们互相产生好感），是在一次进城的途中，从工地到县城，不算太远，二十公里的样子，但是要经过一段开阔的草原。在山里长大的我，开车奔驰在大草原上，就感到心旷神怡，激情奔放。何况车上还坐着两位美女（还有一个是托菲娅），我就情不自禁地唱起“花儿”来了：
白杨树儿谁栽哩？
叶叶儿，咋这么嫩哩？
娘老子把你咋生哩？
模样儿，咋这么俊哩？
这一唱，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云屏说：“阿飞还会唱山歌？我也喜欢山歌哩。”
我来到工地时，就改了名字，叫彭飞，小名“晨儿”再不要人叫了。这里除了二哥外，其他人都叫我“阿飞”。这个称呼，当地人与外地人的用意不同，外地人特别是南方人，多是在名字前面缀一个“阿”字，以表示亲切，是一种爱称，可是在北方，特别是我们那里，意思就完全变了，“阿飞”常与“流氓”连在一起，称“流氓阿飞”。云屏这样称呼我，是她按着别人的口气叫的，我自然看成一种亲近，而且觉得不是一般的亲近。
我一边开着车，眼睛注视着前方，一边顺着云屏的话说：“那好啊，你也唱一首吧？山歌本身就是少数民族唱的，云屏姐一定唱得好呢，你看人家德德玛，唱得多好啊！”
云屏说：“我哪能跟人家草原皇后相比啊？我听了你的歌，就想唱唱嘛。”她说着唱了起来：
高高山上的红日头，
晒得莲花抬不了头；
若要莲花抬了头，
一朵花儿遮日头。
云屏的嗓子真好，高亢而清脆，神情也自然，看来她是唱惯了的。我就请她再唱一首，云屏也不客气，就又唱了：
黑鹰儿恋着山，
骏马儿恋草原；
草原姑娘的那个心哟，
恋着心中的阿凡！
唱完了，她怕我听不懂，就问道：“阿飞，你知道阿凡是什么意思吗？”
我说我不知道。
她就说：“以后你就知道了。”说着又开始唱了：
白蛇恋许仙，
吕布戏貂蝉；
尕妹妹的心哟，
装着憨憨的阿凡！
我说：“你总是阿凡阿凡的，阿凡是你的心上人吧？他现在哪里啊？”
云屏听了就笑了，呵呵呵地笑个不停。
托菲娅就说：“阿凡不是具体指那个人，是指一个人心中追求的那个恋人。”
我顺口问：“那么云屏姐心中的那个阿凡是谁呢？”
云屏说：“你猜？”
我说：“你心中的人，我怎么能猜得到？你说吧！”
云屏叹了一口气说：“唉，也许，也许远在天边吧！”
一直闭着眼睛听歌没有说话的阿健硬硬地抛了一句：“谁晓得他是谁呢？反正不是你，也不是我。”
别看我当时年龄小，其实我已经经过了好多事情，也看过许多闲书，对于她的这句话，我还是能领悟到某些意思的，与“远在天边”相延伸的词就是“近在眼前”。眼前有谁呢？车上的男人就我和阿健两个人。可是阿健已经结婚了，都三十多岁了。我呢？才将近十六岁，还没有成年哩，她不会指我的。我想可能是乱唱哩，并没有表达什么特有意思，就也扯着嗓子唱起来：
天上的白云如马儿跑，
阿哥的肉哟，地上的阿哥哥醉了；
想起尕妹妹对我的好，
阿哥的肉哟，就想跟你睡了……
这一唱，车上的两女一男三个人立即笑得前躬后仰。
阿健骂道：“球大的个人，心还野得很。有人跟你睡，你能行吗？”
在工地上，大家都熟悉了，开玩笑骂粗话是家常便饭，对于女性也不例外，谁也不会计较的。阿健是陕西人，说话总会带着粗话，开口闭口不离一个“球”字。
听了大哥哥阿健的话，我笑着说：“呵呵，别看我年龄不大，家伙却不小。谁要是不相信，试试就知道。”
两位女性听了，边笑边用手指掐我。说我真坏，坏到家了。
阿健严厉地制止，他说：“玩笑归玩笑，可别动手了，小心把他逗燥了，把车开到阴沟里去了。”
从那以后，我与两位大姐的接触就多了起来。
托菲娅不在工地上，她姥爷家开的超市离工地不远，她多时帮助照看店铺，我常常到超市买东西，一来二去就认识了。这次她要乘我的车顺便进城调点货，不想在途中通过唱花儿和开玩笑，再通过我帮她搬运货物，替她跑东跑西，便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她似乎也对我产生了好感。在今后的日子里，我总喜欢往她的店铺里跑，哪怕是买一包烟、一瓶水或者一颗口香糖，都要专门去一趟。
云屏呢？她有事没事总是主动找我。她喜欢那条小河，总是相邀我到离工地不远的小河边走动。小河接近工地时，由于人们抛下的杂物充塞，脏乱而混浊，到了镇子里，纯粹就成了污水坑，腥臭难闻，因此，我们都喜欢走很远的路，到小河上游去走动。上游的河水不大，河水清清的，像一条小溪，河床上是各色的小石头，多是圆圆的，也有其他形状的。我们就蹲在小河边，一边捡石子玩，一边天南地北地谈论着话题。
我和两位蒙古族大姐的情况自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有一天吃饭时阿健哥把我拉到僻静处，对我说：“阿飞，你小子球大的个人，一下子就谈了两个？咱说个丑话吧？这种事牵扯人多了就出问题，女人都爱吃醋，要是吃起醋来打闹起来，可是臊毛哩，你二哥也在工地上，他的脸上也是不好看的。依我说，你挑上一个，把另一个让给我吧！”
我听了心中便有了气，就说：“人家跟我处朋友哩，又不是找对象？人家多大了，我才多大？能处对象吗？你都有老婆孩子的人了，还给人家女孩子打主意啊？小心我给嫂子说了着。”
阿健听了，拍打着我的肩膀说：“阿飞是你误会了，我没有那个心思。我是想给我兄弟找一个对象，他都快三十了，还没有对象，我父母都急成病了。”
我还是有些不高兴，就说：“那你自己问人家去。她们谁愿意谁不愿意，那是人家的事，与我无关。”
我说是这么说，心里头还是酸酸的。
我并没有理会阿健的话，还是与云屏和托菲娅密切来往。有一天傍晚，云屏来找我，说是她阿爸早上去城里调药还没有回来，请我帮忙开车子接应一下，我信以为真，就把活儿给一个同事安顿了，开着车子带着她一起走向她指定的路线。可是到了一个岔路口，她却要我把车子拐进岔路口。我就拐进了。车子行进着，云屏给我打开了一瓶露露，递给我，说：“你开慢点，喝了再走吧？”
我接了过来，边开车边喝。
云屏说：“那天你唱的什么花儿，好听哩，你再唱一遍吧！我想再听听。”
我扭头看了她一眼，觉得她神情有些不自然，就说：“那天人多，大家一路上沉闷，心一热就唱了，献丑了，你才唱得好呢。”
云屏说：“嗯，你唱得好呢。特别是那一首。”
我问：“哪一首？”
“就是嗯就是……你说想跟谁睡觉的那一首……”她吞吞吐吐地说着，就小声吟唱起来：
天上的白云如马儿跑，
阿哥的肉哟，地上的阿哥哥醉了……
我连忙说：“哪里哪里？那天人多，气氛好，是胡谄哩。在你们面前再不敢唱了。”
她说：“我倒希望你今天放开嗓子唱哩……”
也许是她看我漫不经心的样子，就再也没有说话，而是继续吟唱着那首花儿的调子。
行进到偏僻处，她要我停车。
我不知道她要做什么，就停了。
刚一停车，她就搂住我吻我的脸庞和嘴唇。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搞懵了。原来她今天约我，是要做这事的。
我立马想到了李小强经过的事。心中就涌上一股燥热。就也搂住了她。
正在这时，却听见一阵摩托车的响声朝着这边来了，就连忙推开了她。
摩托车开到我的货车旁边停下了。我一看，是托菲娅骑摩托车来了。
她喘着粗气说：“有急事，赵老板到处找你哩。你上哪里去？”
我问有什么急事？
她说：“我也不知道，反正不是一般的事，他都到超市找了好几遍。”
我看了一眼云屏，说：“看来不能帮你了。”
又不得不调转车头往回返。
我在前面开着车子，托菲娅就骑车跟在后面。
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云屏，涨着脸一言不发。
回去后，我找到工头老赵，他还在托菲娅的超市里等待。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三缺一，让我顶人数玩几把麻将。
后来我才知道，赵老板并不喜欢玩麻将，这次是托菲娅专意安排的。
二哥也知道了我跟两个女青年的事。就有意监视我。有一天晚饭后，他把我叫到车上，对我晓以利害。
他说我年龄还小，还不到谈对象的时候。再说了，少数民族的女孩子，不可能跟一个比她们年龄小的愣小子去穷山沟里过日子。
他把事情看得很严重，他说：“要是让人家家长知道了，纠结村里的一帮人，轻则打断你的腿，重则有性命之忧。挣上挣不上钱事小，有个一差二错，我这当哥的可咋样向父母交代呢？”
他还提醒我：云屏有羊角疯病，要是她犯病了，有了麻烦如何处置？
那时我年龄小，听了二哥的话，就有些胆怯。在今后的接触中就有意避开她们。
封冻前，路修成了。我和二哥领了工钱，就收拾回家。人工一个工日是十五块钱，车子一个工日是一百块，三个多月下来，扣除了借款，我们哥俩领到了一万两千多元。这些钱一部分归还贷款和利息，剩下的钱要填补二哥结婚的费用，我们都舍不得花。
一想到这一离开云屏和托菲娅，可能这辈子就再也难以见面了，我心里便有些难受，想要见见她们，可是见哪个呢？如何见呢？两个一起见，肯定不好，也不行。只见其中的一个，不见另一个，良心上过不去。在二哥和其他人的一再催促下，我还是硬下心肠决定谁也不见。
就在我们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时，云屏骑着自行车来了，她埋怨说：“也不告知一下。”说着从车子后架上取下一个包，又说：“这里面是一些吃的东西，你们带在路上吃。有机会了来转转。时间长了打打电话。”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呆呆地望着她。二哥接过提包，说：“真让你费心了。我们会时常联系的。”又说：“你的病情刚好转了，以后还得多加小心。”
在二哥的示意下，我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热得发烫，她的眼睛里饱含着眼水，稍有动作，泪水便会流下来的。我低声说了声“保重”，就放开了她的手。转身上了车，向她招手再见。她也挥手告别，眼泪已经流了下来。
车子启动了，我的心里倏然涌上了一股热流，酸酸的。这时，我从反光镜里看见阿健在向二哥使眼色。二哥摇了摇头。不知道他们两位过来人是否理解此时此刻我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