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戏冠全国的北京人艺，最近又在其“小剧场”里上演了鲁迅先生的《过客》。以我之孤陋寡闻，犹记得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文艺》上，曾刊有山东作家肖平的一个短篇，题目是《墓场与鲜花》，内容是描述两个男女主人公在“文革”前后的人生际遇，特点是故事中始终有鲁迅先生的《过客》相联串。当时我曾为这篇小说鲜明的特色、深刻的内涵所倾倒，后来也曾注意到它被评上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再往前追溯，1939年10月19日，重庆文化界纪念鲁迅先生逝世3周年的时候，抗敌协会剧协曾把《过客》化装演出，胡风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过客小释》；1940年8月，香港文化界召开鲁迅60诞辰纪念大会，并于即日晚演出了《过客》。
从以上数十年间的片段事实，我们可以集中为这样一种认识：鲁迅先生的《过客》，不仅是其全部译著中唯一可以上演的作品，而且成了深邃的中国社会舞台上颇为人民所珍爱的一个保留剧目了。
二
其实，《过客》不过是几千字的一个小诗剧。
说它是“诗剧”，它又明显地没有歌德的《浮士德》或郭沫若的《凤凰涅槃》那种分行的形式或韵白，所以，若准确名之，《过客》其实是一个散文诗剧。所谓小诗剧，不过是一种不严格的习称。
或谓：鲁迅的《过客》是一种“短剧体的散文诗”。
即使在过了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对于我们的文学体裁研究者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富有诱惑力的问题。
但我们应对鲁迅先生的这一发明创造采取“拿来主义”则是毫无疑问的。
三
从《过客》中我们可以幽深地感受到，“短剧体散文诗”表面上是剧、文、诗三位一体，其合理的内核仍然是一颗诗魂。
这颗浓郁的诗魂，在《过客》中是采取象征主义的手法来表现的。
所谓象征主义，一般均以法国波德莱尔于1857年出版的《恶之花》为始祖，它主要地是一个诗歌流派。
鲁迅的《过客》师承欧洲象征主义，但又摒弃了波氏等人的颓废与神秘。他把寓意深远的象征方法和入木三分的现实描绘完美地结合起来，独创了一种中国式的象征主义，并且由诗而至“短剧体的散文诗”，极大地拓展了象征主义的新边疆。
这在当时的中国，可算是一种表现方法上的突破。
四
《过客》中的环境，最是常言所说之典型环境：黄昏，杂树和瓦砾，荒凉破败的丛莽，小土屋，一段枯树枝，一条似路非路的痕迹……这固然是旧中国腐败凄凉之社会环境的艺术写照，又何尝不是人之生命长途中都会遇到的艰窘时刻的逼真象征。
创造典型环境是为塑造典型人物服务的。鲁迅先生在《过客》中描给我们的三个人物，都可谓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那个口口声声“太阳下去了”的“老翁”，只知“前面是坟”，认为“不如回转去”，他显然是一个在人生的坎坷处失却斗志，悲观厌世者。而那个约三四十岁（人到中年）的“过客”，尽管“走得渴极了”，却只知道“前面”，誓言“我不回转去”，这是一个多么感人的勇于韧性战斗、奋然而前行的强者形象啊！至于那个“约十岁”的“小女孩”（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只知道前面“有许许多多野百合，野蔷薇”，其纯真催人泪下，又颇令每一个趋向成熟的读者感到揪心。这是一个满怀希望、向往光明的新人的象征，富有深入髓骨的艺术感召力。
三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还在走着人生的长途。鲁迅先生的神来之笔，一直让他们走进了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心中：是学习“过客”负重而前行，还是首肯“老翁”的“夕阳咏叹调”？抑或是满足于“女孩”那种“鲜花”般的梦幻？
回答，回答！每一个认真看完《过客》的人都要作出自己内心深处的负责任的回答—
这就是鲁迅先生作为“人类灵魂的考问者”的权威之所在。
五
不仅如此。“奋然而前行”的“过客”，其实也有自己生命的另一面：
他“眼光阴沉”（加重号系笔者所示）并没有闪着明亮的光，这不仅是来路之黑暗所使然，而且昭告着他对自己未来的善恶并不肯定。
的确，他“从东面的杂树间跄踉走出”之后，曾经“暂时踌躇”；他也曾对“老翁”所说“料不定可能走完”有所“沉思”；也曾对“老翁”的“休息”劝告“默想，但忽然惊醒，倾听”—并诚实地宣告：“我愿意休息。”
对于小女孩给的“布”，他也曾“颓唐地退后”，这只能解释为他当时对于实现稚嫩者的期望尚无把握，深恐自己挑不起这一副人生的重担。最后：“过客向野地里跄踉地闯进去，夜色跟在他后面。”
“闯”，固然是“奋然而前行”了，但尚有“夜色跟在他后面”—“阴沉”，这又是一种“阴沉的目光”！
但正因为尚有这种“阴沉”，“过客”之奋然而前行才更有意义，也才更加真实可信。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曾经说过：“出自内心的，也就能进入内心。”
这就是《过客》之所以能够深入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艺术力量之所在。
六
《过客》写于1925年3月2日。当时的鲁迅先生，思想上正经历着一个大飞跃前的苦闷时期。这一点，正如冯雪峰同志后来在1949年4月写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流露了鲁迅的虚无感和阴冷心境最厉害的，莫如他的散文诗集《野草》。”
的确，《野草》中的《过客》，主要反映了一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同时也流露出存在于当时作者思想里的同样的冲突。当时的鲁迅先生，一方面感到了黑暗势力的浓重，着力地描绘了它；另一方面又觉到战斗不能松懈，坚持了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
鲁迅先生自己在1925年4月11日（即《过客》写完一个多月时）致赵其文的信中曾经说过：
“《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
是的，《过客》是一曲悲壮的战歌。在人生的漫漫长途中，“过客”将永远鼓舞我们更勇猛地向前，去谱写我们自己的生命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