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端木蕻良并没有自始至终地参加“一二·九”运动，但他仍旧在“一二·九”大屠杀发生以后逃离了北平。1936年元旦的第二天，端木蕻良途经南京，和一个朋友冒雪游览中山陵，回来后，当即搭车南下上海。
二十四岁的端木蕻良只身来到上海这个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住在大夏大学的胡思猷处。他一安顿下来，就和当时也搬到上海编辑《世界文库》的郑振铎联系上了，他们又开始商谈关于出版《科尔沁旗草原》的具体事宜，因端木蕻良对“有碍处”不愿改动而又暂时搁置下来。一想到他那呕心沥血创作的《科尔沁旗草原》在出版道路上的搁浅，端木蕻良的 “心头大大的凝结起来”。他似乎有些激动甚至愤怒，这种激动和愤怒又变成一股新的更强烈的创作欲，这欲望开始逼迫着、刺激着端木蕻良，就好像当年创作《科尔沁旗草原》那样，他几乎不能自控。2月中旬，端木蕻良与南开同学饶斌相遇，同住善钟路。可是那时候，一个东北青年，人生地不熟，贸然出现在上海的街头，自然会非常招眼，甚至会被怀疑是北平“一二·九”的学生代表到上海来活动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端木蕻良就和“一个朋友，去跳舞，或者跑到在兆丰花园的草地上去打滚”，做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等到别人习惯了，他又开始创作他的第二部长篇——《大地的海》。
如果说《科尔沁旗草原》记载的是端木蕻良的父系家族的历史的话，那么《大地的海》就是描述端木蕻良的母系家族的故事——农民的故事。端木蕻良说：“我离开了土地，来到了海上，我感到无比的寂寞和怀恋，对于那稻草的香气和原野的空旷。《大地的海》的全文，便是我对于土地的爱情的自白。”和描写“九一八”之前的故事《科尔沁旗草原》不同，《大地的海》的故事是发生在“九一八”以后了。因此和《科尔沁旗草原》相比，《大地的海》显然更加具有“思想”倾向性，它直接地反映了抗日的情绪。但是，端木蕻良反映他的抗战情绪是通过人与土地之不可分割的感情来抒写的，也是直接通过他塑造的抗战英雄来表现的。他写得非常顺手，仅仅花了五个月的时间，1936年6月18日，《大地的海》完成了。这一天，苏联作家高尔基逝世。然而不幸的是，《大地的海》和《科尔沁旗草原》的出版命运差不多同样地悲惨。
还在端木蕻良刚刚到达上海不久，大概是2月中旬的时候，端木蕻良就又以“叶之琳”的化名给鲁迅写信，目的是请求和鲁迅相见。根据《鲁迅日记》2月22日记载：“得叶之琳信，即复。”大意是拒绝了端木蕻良求见的要求，端木蕻良竟因此而永远失去了和鲁迅见面的机会。当端木蕻良完成了《大地的海》的那一天，他想立即抱着稿件去见鲁迅，但却受到好友善意的“斥责”，说他未免狂妄。于是端木蕻良便想到把稿件先寄给《作家》杂志，试图请他们视鲁迅健康代转，不料一转眼的工夫，稿件就被《作家》退了回来。更让端木蕻良生气的是，他还发现《作家》杂志的编辑根本没有看过他的稿件。这是因为在寄稿件的时候，端木蕻良特别多了一个心眼，他故意把其中的一页倒放，结果退稿的时候，这一页仍旧是倒放着。这一事实使端木蕻良意识到，像他这样一个无名小辈的作品，编辑部是不屑一顾的，甚至官样文章的退稿信也不屑回一封。连鲁迅先生支持的刊物也是这样，更何况其他刊物了。端木蕻良深感自己过去对文坛太不了解了，想法太天真了，对此他非常失望。
但是端木蕻良又不能甘心，他在7月10日再次以“曹坪”的名字直接给鲁迅写信，并附上了《大地的海》的两个章节，信中苦苦倾诉了自己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和家庭背景，并把稿件在《作家》编辑部的遭遇告诉了鲁迅，大有“告状”的意图。同时他又说：“如果先生以为有全部颂读的价值，我再全部寄出，否则不要再作愚蠢的浪费吧。”鲁迅回信，并让端木蕻良把稿子寄给他。端木蕻良立刻在7月18日给鲁迅寄稿又附一信，信中诉说自己近年来的创作过程以及今后的创作计划，等等。端木蕻良说：鲁迅看完了《大地的海》，说是好的，但鉴于当时出版长篇，不是很快就可以办到，要他赶快再写点短篇。
在这段时间里端木蕻良仍旧得到郑振铎的鼓励，郑振铎也叮嘱端木蕻良写一些短篇，由他拿给《文学》杂志。不久，端木蕻良完成了他的短篇小说《鹭湖的忧郁》。在写完了《鹭湖的忧郁》以后，端木蕻良决定为自己取一个别出心裁的笔名，于是他决定给自己取一个难以模仿的笔名。他先把平时少有人用的复姓“端木”作为姓氏，又把东北家乡红高粱的别称——“红粱”二字移来为名，变成了“端木红粱”。可是迫于当时的形势，公开用“红”字是犯忌的，大有“左”的嫌疑。所以，端木蕻良又灵机一动，按谐音法，把“红”字“改为”雪里蕻(一种专制腌菜的菜名)的“蕻”字。这个“雪里蕻”是广东的写法，在北方则写成“雪里红”。作家王统照看了觉得“端木蕻粱”不像个名，又把“粱”字改成了“良”字，这样在小说《鹭湖的忧郁》发表的时候，署名便成了“端木蕻良”，并且一直沿用至今天。
这一年的8月1日，对于端木蕻良来说应该是相当重要的。这一天，他的短篇小说《鹭湖的忧郁》，经郑振铎的推荐终于发表在上海的《文学》杂志第七卷第二期上。这是端木蕻良在正式的全国性文学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文学》杂志在当时是具有相当权威性的，而且影响也很大。因此，当端木蕻良这个名字铅印在《文学》杂志上的时候，也就标志着端木蕻良登上文坛的第一步。胡风首先撰写了题为《生人的气息》的评论，文中指出：《鹭湖的忧郁》“这一篇无疑地是今年的创作界底可宝贵的收获”。
和那个时候的青年作家一样，端木蕻良非常想得到鲁迅的注意和直接教诲，他不断地给鲁迅写信。端木蕻良到上海以后一共给鲁迅写过八封信。当端木蕻良收到鲁迅希望他“赶快写点短篇……”的回信以后，立刻将手中的《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寄给了他。鲁迅很快复信说：这篇文章“也好”，但又说：“一般的(时式)的批评家也许会说结末太消沉了也许不定，我则以为缺点在开初好象故意使人坠入雾中，作者的解说也嫌多，又不常用的词也太多，但到后来这些毛病统统没了。”端木蕻良回信说：“……寄回来吧，让我改一改。”但是鲁迅回答已经寄给《作家》了，是否能发表要到16日才知道。结果这一期的《作家》延至18日才和读者见面，端木蕻良的短篇小说《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作为端木的“百哀图之一”终于刊载于上海《作家》二卷一期上了。这是鲁迅第一次帮助端木蕻良发表文章，也是最末一次。因为在10月19日，鲁迅去世了。
鲁迅为什么没有像不久前接待帮助萧红萧军那样的来对待端木蕻良呢？甚至没有抽空哪怕接见一次端木呢？难道仅仅因为端木1936年出现在上海的时候，鲁迅的健康状况已经坏到不允许他再见一个有才华的东北作家吗？按理说，鲁迅一向是非常乐于帮助文学新人的。这一次可以说是意外，但又可以说是意料之中。因为晚年的鲁迅对那些新冒出来的前来求助的文学青年是越来越存有戒心。他曾多次对那些人的真诚性和可靠性表示怀疑。据曹聚仁在他的《鲁迅评传》中披露，鲁迅曾在1933年夏天给曹的一封回信里写到，“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乎意料之外者，历年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因为年纪渐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渐在回避了”(347—348页)。非常巧的是，几乎就在同时，鲁迅给北方“左联”《科学新闻》的编辑端木蕻良写了第一封信。或许正是鲁迅对一般青年所采取的回避策略使得端木蕻良始终没有得到见鲁迅的机会。另一方面，鲁迅此时对“左联”的不满和戒心也是越来越重。他之所以接近萧红和萧军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他经过了调查证明二萧毫无政治背景之后才敞开双臂接受了这两个愣头愣脑的东北青年。然而在当时，端木蕻良并不了解鲁迅的心思，或许还以为“左联”的背景可以帮助他接近鲁迅，结果“左联”身份很可能反倒成了他接近鲁迅的障碍。
鲁迅的逝世，对端木蕻良来说，除了与其他一般大众文学青年的悲哀相同之外，似乎还掺杂了一层更加复杂的感情，就好像是在黑暗中千辛万苦地刚刚扑捉住的一线曙光，刹那间变成了泡影。他懊恼不及地说：“这时，我的痛苦是可以想象的，因为，我如果真的‘狂妄’些，便早就能够和鲁迅先生见面了。但是，在我刚刚可以直接向先生取得教益的时候，伟大的心灵却停止了跳动，这个打击，对我是无法形容的！”当时在文化人的圈子里，端木蕻良还是非常微不足道的，甚至在鲁迅的葬礼上都没有人认识他。端木蕻良自己曾经相当形象地描写过他在鲁迅葬礼上的处境，他说：“我一个人悄悄的送你。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和我说话。”他又说：“我因为穷、独、裸，没有人走来告我的(指鲁迅的噩耗——引者)。”还好鲁迅在死前推荐了那篇《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这惟一的一次直接提携足以使端木蕻良尊称鲁迅为“永远的师傅”。声称自己是鲁迅的门徒，在当时对于想要成为作家的青年人来说，实在是一张相当有用的通行证。这也就可以理解到当时一批文学青年为什么常常会把这个从来也没有见过面的大文豪鲁迅奉至终生为师的地位。假如鲁迅活得长一点，端木蕻良很有可能会像萧军、萧红那样，成为鲁迅更直接的门徒。但是，端木蕻良竟始终无缘得到活着的鲁迅的接见，抑制不住的眼泪只有宣泄在鲁迅的棺木旁。端木蕻良在他的散文《永恒的悲哀》里透露：他曾经在鲁迅的棺木旁默立了五次。最后他一个人孤孤零零地拖在送葬的行列后面，参加了鲁迅的葬礼。在瑟瑟的秋风当中，他把鲁迅的形象和父亲的形象重叠到了一起。他想到他的父亲也是死于秋天的。他曾经把曹雪芹当作父亲的形象而崇拜，这一次，他把鲁迅也放到父亲的位置上，鲁迅比曹雪芹似乎更接近现实，对他的影响也更直接。
由于鲁迅和郑振铎的推荐，“端木蕻良”这四个字开始出现在文学杂志上。不久以后他的名字便在报刊上出现得频繁起来，例如《文学》、《中流》、《作家》、《国民周刊》等。渐渐地，端木蕻良那种独特的塞外风格、异国情趣，以及其中渗透着的伤感怀旧和爱国情调引起了不少读者和批评家的注意，他们当中有胡风、茅盾等。很快端木蕻良便开始和这些人来往。由于第一部著作在出版道路上搁浅的经验，端木蕻良意识到，要在文坛成功，必须首先要被有名望的评论家所承认，所接受，否则是寸步难行的。
1936年11月里的一天，胡风告诉端木蕻良，有一个叫宋之的的要约他去吃茶点，地点在上海的“大东酒家”。当端木蕻良和胡风应邀入席的时候，才知道在座的除了宋之的以外还有姚克和茅盾。这是端木蕻良第一次和茅盾见面，那天大家谈得很高兴，临行时，茅盾将自己的地址告诉了端木蕻良，并约端木蕻良去看他。这以后端木蕻良依茅盾所嘱，经常到茅盾家里做客。当茅盾得知端木蕻良的母校是南开中学，而且端木蕻良的二哥还在南开任教时，便让他和二哥联系，设法把女儿沈霞转到南开读书。但后因抗战爆发，此事未成。
鲁迅去世以后，一些文学青年更多地聚集到茅盾的周围，茅盾便组织了一个“日曜会”。“日曜会”每逢星期一在上海的“新雅酒家”碰头，因而，在那里端木蕻良经常同王统照、沙汀、艾芜、蒋牧良、罗烽等聚会。这是端木蕻良第一次参加的一个比较正式的文学沙龙活动，同时也是端木蕻良第一次在文化圈子里亮相。
自1936年的10月到1937年的7月，端木蕻良一共发表了十一篇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在这些作品里，端木蕻良曾经不止一次地流露了他的孤独感。这倒可以推测：那时候的端木蕻良，虽然开始参加了一些文化界的社交活动，但并没有深入其中，也并没有得到同行的真正认同。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倒是帮助了端木蕻良，使他避免了被卷入1936年间的有关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间的政治大论争。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记录可以证明端木蕻良卷入过这两个口号的辩论，因而他可以集中精力安心读书，闭门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