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钱，一分都不能动！
在历史上，北京是数朝古都，是几百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北京看到故宫、天坛等一系列名胜古迹，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傅作义。
治事勤勉，从政廉洁
傅作义，字宜生，毕业于保定军校，曾被国民党授予陆军二级上将军衔。
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人才，傅作义堪称是身经百战的名将。在北伐战争中，他坚守涿州，敌人难进一步，从而声名大振。在抗日战争中，他坚持与共产党军队合作，与日寇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百灵庙战役中，傅作义率领国民党军旗开得胜，战胜了气焰嚣张的日本军队，当时共产党也给他发去了贺电，赞扬他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
抗日战争时期，傅作义主政绥远，在那里他屯垦治水，建设城乡，整顿金融，发展教育，使绥远成为了富甲一方的宝地。
曾任国民政府主席的国民党要员李宗仁先生评价说：“傅作义不单单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将领，同时也是一位很有能力的行政人才。至于他的勤政爱民，从政廉洁，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傅作义出身农家，自幼过着贫寒的生活，直到他身居高位之后，也依然坚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在平时，傅作义常常是身穿士兵服装和一双笨山鞋，而且他不戴任何能够显示自己地方的标志性物件，所以一眼看上去，和他手下的那些普通士兵没有什么区别。
傅作义外出的时候也经常是轻装简从，他反对前呼后拥般的“大阵仗”。傅作义抗日战争期间在绥西，外出的时候就坐一辆小型的卡车，跟司机一起在驾驶室里，而他的随员、秘书、警卫则都坐在后面的车斗里。要是不准备出远门的话，他甚至经常骑自行车外出，只带一个警卫。
有一次，傅作义骑车路过一家理发店的门前，当时正是寒冬腊月，理发店的老板把水都泼在了理发店的门口，所以结了许多冰，傅作义一不小心就摔倒在马路上，把腿给摔坏了。当时，很多人都前来慰问。傅作义对自己的手下张景涛说：“你去看看那个理发店的老板，问问最近有没有咱们的人去为难人家，要是有的话你给人家道歉，然后补偿人家的损失。”张景涛去理发店向老板说明来意之后，老板回答说：“没有，没有，确实没有。”张景涛说：“没有就好，如果有人来，你就说我来过。”其实那位老板当时非常担心因为此事给自己招至祸端，听张景涛这么一说，他心头的乌云马上就散去了，非常高兴地说：“傅司令不怪罪小民，真是量大福大，量大福大。”
1934年，傅作义的同胞兄弟傅作仁在山西原籍经商，由于当时经济萧条，所以亏损了很多钱。傅作仁无奈之下去绥远找傅作义，希望傅作义能资助自己，并且一开口就提出要十万元。傅作义听了之后很恼火，对兄弟说：“钱是绥远人民的，我傅作义绝对不能拿别人的钱来资助自己的兄弟。你如果没有经商的天赋，就赶紧回家歇业，不要打算在钱的方面图谋厚利。”就这样，傅作仁吃了闭门羹空手而回。
在国民党军队中，军官的克扣军饷中饱私囊的情况非常严重，但是傅作义却连自己的工资都拿去用在养兵上。他每次到军中视察，总是先到士兵中去探望。逢年过节，傅作义总是和士兵们在一起吃饭、娱乐。傅作义还提倡底层士兵直接给他写信，反映部队中的一些情况。凡是士兵来的信，他全部亲自阅读。对士兵提出的意见、要求，想尽办法去满足。有一次，他去看望官兵们时，有一个战士说冬天睡地铺太冷，他马上让军需部门赶制铺板，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给所有的战士做好了床。
傅作义反对打骂士兵，对那些体罚士兵的军官更是严厉地训斥；对抽吸鸦片、赌博、贪污公物和克扣军饷者，一律严惩不贷。
除了严格要求自己之外，傅作义对子女的管教也非常严格，衣饰饮食皆以一般水平为准，不能搞特殊化，平时亦不许随便外出游玩。还不准自己的手下用“少爷小姐”之类的称谓称他们，只许直呼其名。傅作义的子女们在他的严格要求下，都养成了艰苦朴素、勤奋学习的习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尽力。
到了抗日战争的时候，傅作义在自己的军队中提倡“生活标准化”。他说：“‘生活标准化’，就是要求我们的军官要和士兵们享受同样的生活待遇。这样做有几个好处。第一，可以让官员更加清廉；第二，可以拉近官兵之间的距离；第三，可以让人民更加信任我们；第四，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浪费。”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官员鹿钟麟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说：“傅将军的生活作风非常好，甚至可以用乡土气来形容。他十分刻苦节约，在他的部队里，官兵之间一团和气，亲如手足。”
北平风云
傅作义练兵带兵和著名将军冯玉祥非常相像，重视士兵的实战能力，那些从军校分派来的所谓高才生，先要到他所设立的训练团，接受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才能进入一线部队，为的就是清除这些学生身上的“傲气”和“官气”。所以，傅作义将军麾下的部队战斗力非常强，很多时候，日军听说傅作义将军的部队来了，马上就从进攻转为了撤退。
抗战时期，傅作义曾经担任第三十五军军长，后来又升至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任第三十五军军长。可以说是位高权重。
抗战结束之后，傅作义被调到了北平，负责北平周边的防卫工作。
解放战争开始之后，国民党迅速溃败，北方大部分地区都被人民解放军所攻克，而傅作义镇守的北平城，则成为了解放军在北方的最后一个目标。
当时，中央军委指示华北野战军先是包围了张家口和新保安，“围而不打”；而东北野战军则切断了北平和天津之间的交通干道，以防止国民党其他军队前来增援北平。在完成对北平的包围之后，解放军先是攻克了新保安，并歼敌20000余人。接着又拿下了张家口。
解放军的咄咄逼近让傅作义深感压力。与此同时，共产党北平地下党城工部加紧了对傅作义的争取工作，当时傅作义的女儿也是中共地下党的一员，她给父亲剖析了当前的局势和民族大义，劝傅作义脱离国民党，走到人民一边。在多方努力下，傅作义逐渐开始动摇。
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把傅作义列为43名重要战犯之一。共产党之所以这么做，其实是想保护傅作义，因为这样就可以提高傅作义在蒋介石方面的地位，防止蒋介石因怀疑傅作义而对其痛下毒手，但是当时傅作义并没有理解共产党此举的苦心，心生抵触情绪。
解放北平城
虽然傅作义错误地理解了中共的良苦用心，但是当时情势已经非常危急：要么就和共产党抗争到底，那时北平城势必会被战火所破坏。如果想要避免让战火蔓延到这个千年古都，那么就只能和中共合作。
最终，傅作义终于作出了决定，准备和共产党合作，走上和平起义的道路。
从北平被围后，蒋介石就要求傅作义赶紧率军撤退，但是傅作义以形势不允许为借口拒绝了这个要求。后来，蒋介石也意识到，傅作义肯定已经和共产党有所接触，所以给傅作义写了一封亲笔信，信里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表示自己对傅作义的看重，并且在此要求傅作义率领部队突围。但是傅作义以“坚守北平”为理由回绝了蒋介石。
不久之后，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也来到了北平，他对傅作义说：“如果你选择撤退，我们的海军可以在沿海地区援助你。”当时傅作义义正词严地说：“我们中国人的事情我们中国人自己能解决，就不劳外国朋友操心了。”这一切，都证明傅作义已经下定决心要和蒋介石决裂。
几天之后，傅作义又将邓宝珊接到了北平城。邓宝珊是傅作义十分信任的朋友，同时他和共产党的关系也非常好。邓宝珊到北平城后，与傅作义经常彻夜长谈。最终，傅作义正式决定起义，让邓宝珊作为自己的全权代表去和共产党谈判。
邓宝珊在通州马各庄和解放军重要领导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正式会谈，表示傅作义愿意起义，和平解放北平城。共产党当然乐意接受傅作义的请求，于是双方很快就达成了一致。
蒋介石在华北地区已经回天无力，所以只能一遍遍徒劳地要求傅作义带领部队突围，但是均遭到傅作义的拒绝。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将军正式宣布起义。这一天，北平城内的20多万国民党军转移到了城外，十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了北平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傅作义起义之后，受到了共产党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重要领导人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接见了他。毛泽东主席评价傅作义说：“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傅作义）功劳很大，人民永远不会忘掉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傅作义被任命为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水利部长和水利电力部部长、第一至四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公私分明，清白一生
新中国成立之后，傅作义依旧保持着自己的本色，为人民为国家鞠躬尽瘁。
傅作义的“偶像”是民族英雄岳飞，岳飞有句名言“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矣”，傅作义始终将这句话当做自己的座右铭。
傅作义自己带头，每月从工资中拿出一部分钱，和公杂费的剩余放到一起，作为公积金，用来开办经济合作社、工厂或设立贸易公司等。这些单位的赢利，又作为集体福利或积累基金，用于部队官兵的生活补贴、开办军人子弟学校（如奋斗小学、奋斗中学等。现奋斗小学在北京复兴门内闹市口大街西侧，奋斗中学在内蒙古杭锦后旗，都是当时由傅作义将军兴办的）、阵亡将士家属的抚恤以及伤、残、病、老人的安置等项开支。收支情况由经济管理委员会按规定将向全军公布。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这笔资金还积存有380多万元。1959年，国家经济困难，傅作义召集曾给他管理过公、私经济的部下，指示他们从存款中提取40万元来购买公债，其余全部上缴国家。并将上述情况写信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批示：“将公款存入人民银行，仍归傅支配使用。”但后来，傅作义对这笔款项一直分文未动。直到1974年春傅作义病重时，又一次将这笔钱上缴给了国家。
在20世纪50年代中和60年代初，傅作义先后将自己在北京东城史家胡同和海淀镇的两处住宅交给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归公分配，并将自己在西单小酱坊胡同的住房产权交给西城区房管部门，自己则按期缴纳房租使用。跟随他几十年的老部下说，傅作义将军真是做到了“公私分明，清白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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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卒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