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的惊人假设从前述各派管理理论的发展中，我们不难看出理论假设的威力有多么巨大。托马斯·费里德里曼说：“世界是平的。”这也是个假设。他认为现在的社会必定抵挡不了全球化的浪潮，他说：“当世界变平的时候，你会感到自己也被铲平了！”我要说：“世界是不平的，并且永远不会平。”古人说：“不平则鸣。”“平”了就没声音了。而事实上，世界充斥着各种不同的声音。经济越是全球化，世界越是不平。因为全球化的经济将与个性化的国家政治、差异化的民族文化产生撞击。那时世界会更热闹，或游行，或动荡，或战争，反过来也许会导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前面讲过，世界是基于变而应变、而求变的。要时刻关注变化，必须提前去假设变化、引领变化。为了使我们搞企业的人更直接地感受到假设的巨大作用，我在这里想引用一下被称为“大师中的大师”、“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在他90多岁高龄所著的《21世纪的管理挑战》（1999年出版）一书中提出的令人惊异的假设。他说：“事实上，日本和所有南欧国家，都将在21世纪结束时走向集体自杀。”因为所有发达国家都将进入老龄化社会，以至于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必须推迟到“79岁左右”，而“现代世界上所有的机构，特别是企业，至少在近200年来，都假设人口会不断增加”。而这无疑是个过时的、极为错误的假设。德鲁克说：“从今以后，发达国家所有的机构必须将战略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假设上，那就是人口将不断萎缩，特别是年轻人口。”我们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在悄悄步入衰退，这要引起我们决策层足够的警惕才行，否则将“负债”累累。德鲁克甚至认为：“未来二三十年，人口结构将会左右所有发达国家的政治局势。政治不可避免地将要波涛汹涌。没有一个国家对此做了十足的准备。”如果说老龄化问题带来了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话，那么养老金问题可能将深刻改变公司治理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企业为谁的利益而经营？为员工、股东，还是为那些准备为自己攒点养老钱的人？现在全球资本市场有1/3的钱是养老金。那些替将来要退休的人投资的机构至少持有美国上市公司40%的股权，而在大型公司里的股权可能超过60%。同样，他们还拥有其他发达国家公司的股权。而这些持股人更看中的是二三十年后的经济收益，而不是短期收益。德鲁克说：“这是一场看不见的革命。”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非凡前瞻性和洞察力的假设可以使企业提前进行科学的战略决策，以适应未来的发展趋势。
处在信息时代的企业特别是我们国有企业，必须将更新、更多的信息作为补充材料并以此为基础来提出新的假设，以应付变幻莫测的形势。这样才能更好地洞察和把握未来的发展走向，才能占得先机和赢得未来。相反，如果不能从过时的假设中走出来，企业必然会走向死亡。当然，德鲁克的假设是不会成为现实的。目前一些国家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比如德国和俄罗斯。虽然德鲁克的假设不会成为现实，但这并不是说这种假设就失去了意义。事实上，德鲁克的假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德鲁克还说过：“管理既不是艺术，也不是科学。它只是实践。”这使我想起北大教授刘文忻的一句话：“经济学更推崇和相信直觉。”这两句话表面看起来是矛盾的，其实恰恰相反。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是完全契合的两种表述。一方面，企业的事情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就是一个实践、实践、再实践的问题，总结出来的艺术性、科学性没有太多的普遍意义，并且很快就会过时。另一方面，经济活动更是瞬息万变的，离不开天才的想象与直觉。后面我还会讲到这个问题。
假设的下意识应用
假设的应用是这么重要。也许我们觉得这很难在实际工作中去运用，那是因为我们很少想到去运用。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中已经下意识地应用了假设。比如说，制度的前提是什么？其实是存在一个“无赖假设”的，即把制度所发生作用的对象假想为无赖。这就是下意识的应用。我们企业所有的制度，有意无意地都遵循了这样的无赖假设。制度如果约束不了坏人，只能约束好人，就是不好的制度。什么叫制度？制度就是不讲道理的道理。前一个道理是小道理，后一个道理是大道理。也就是说，制度就是不讲小道理的大道理。再比如对搞物业管理工作的，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假设？我说应该有个幸福假设，即假设人们是永远追求幸福生活的，是追求舒适、干净、整洁的环境的，是追求绿化、美化、亮化的，是追求完美服务的，这样的假设是不会有错的。那么，也可以进一步做出假设：小区的居民对物业服务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根据这个假设，那么至少我们的工作心态、工作方针和工作方式都会有一个正确的、符合实际的方向。再比如，对我们从事干部管理工作的人来讲，某些时候还需要一个亲人假设，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干部，这样就会多一份理解、多一份谅宥、多一份关爱、多一份帮助、多一份耐心。还有，通常我们总要在做事之前做最坏的假设，并据此做出预案。比如安全预案等，都是假设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假如我们的会场失火了，怎么办？或者闯进了一名手舞菜刀的精神病患者，怎么办？这样的设想，就是假设，依据这样的假设制定的预案就是创新。
假设的水平往往决定工作的水平
据说英格兰足球队有一个球员，投掷边线球十分出色。经专家分析，他的投掷角度并非是物理学定律初速度45度的最佳角度，而是30度。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是假设上出了问题。因为人体结构对这一定律有一个修订值但被大多数的球员所忽视了。当年，美国兰德公司预测“中国将出兵朝鲜”，这是一个经典的假设案例。可惜美国政府没有购买这个假设。否则，历史就要改写，中、美、朝就不需要付出那么惨重的代价了。兰德公司是20世纪50年代在加利福尼亚州成立的一家决策咨询公司，“兰德”的意思是“研究和发展”RAND（兰德）是英文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研究和发展）的缩写。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颇负盛名，以擅长介入政府决策名扬天下。当时二战刚结束，形成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状态，为了在战略上取得优势，杜鲁门政府欲出兵朝鲜，但对中国是否出兵一直难以判断。兰德公司对美国出兵朝鲜，中国将会采取怎样的战略进行了决策分析，向美国政府索要巨额咨询费。美国政府不愿为“中国将出兵朝鲜”这几个字付出高昂的咨询费。结果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以志愿军的形式出兵了，与美国在朝鲜战场上进行了三年多的浴血奋战。后来美国远东军司令长官麦克阿瑟将军讽刺美国政府说：不愿花一架战斗机的价钱，却付出了数艘航空母舰的代价和几十万军人的生命打了这场预先可以避免的战争。据说朝鲜战争结束30年后，美国政府从兰德公司手中花重金买下了整套咨询报告。但不得不承认，美国对南联盟的假设是极其成功的，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准确的假设，使对手们在很多方面措手不及、弱势尽显。现代咨询业与专业预测机构的兴起，可以说是假设的改版和升级。
再比较一下我们与美国的假设习惯。我们每次开“两会”，都是假设所有的文件是最好的，然后展开讨论，自然绝大多数是欢迎的、赞同的声音，代表们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个个热血沸腾、热情洋溢、信誓旦旦。回去后面对现实会怎么样呢？美国的总统国情咨文，却是被公众假设成是有问题的，因此总是遭到批评，然而在一片质疑当中却不断得到完善。两种不同的假设习惯当然将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
给大家出个测试题：某人从某地出发，向南走1000米，再向东走1000米，然后向北走1000米，他会走到哪里呢？如果我说他回到了出发点，你相信吗？这就是个假设的问题。我们如果假设他是从北极点出发的，就会得出这个结论。
将某一假设作为目标会迅速带动全面创新
三星公司在面临危机时曾大胆提出：“三星的手提电脑要比索尼的薄一厘米。”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完成这个任务却意味着不仅将彻底扭转危局，甚至会跃居亚洲电子“老大”的位置。提出“一厘米”的假设，一场全面创新的战役就此打响了。三星公司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一飞冲天。我想，目标甚至可以不是为了达到而确立的，而是为了在努力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实现追求状态的最佳化而确立的。如果这样去确立目标，那么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将会发生。
养成了假设的习惯，创新的能力就会提高
提出假设，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养成了假设的习惯，假设的能力自然就会提高，那么创新的能力、工作的水平也就提高了。这里，我着重解释一下“习惯”这个词，以及为什么强调说要养成假设的习惯。“勉强成习惯，习惯成自然。”这句话很重要。比如，人人都知道健康很重要，但很少有人能够持之以恒地形成良好的饮食起居习惯。在一次参加安全会议的时候，我讲过这样一段话：“工作流程要变成动作习惯。理念要变成行为习惯。总结要成为思维习惯。求甚解要成为思维习惯。习惯要靠养成。点滴积累成习惯。优秀其实是一种习惯。竞争，就是体现在习惯上的竞争。习惯即文化。或者说，文化是习惯的背景，习惯是文化的主角。超一流企业做文化，超一流企业比习惯。养成习惯是痛苦的。痛苦之后是快乐的。痛快痛快，先痛后快。”养成好的习惯，的确很重要。习惯是什么？其实，习惯就是文化。文化又是什么？文化就是行为的积累。两匹马屁股的宽度等于马车的间距，等于电车间距，等于铁轨间距，等于美国火箭推进器宽度，等于罗马战车间距，谁能说清是为什么？这个文化形成的过程是复杂的，是传承下来的，也是合理的。
我们说有的企业是创新型的企业，那么，首先是因为这个企业有一个持续不断地进行创新的习惯，有一个持续不断地进行创新的文化。我们很多管理者，其实有意无意中正在扮演扼杀公司员工思维创新潜能的角色。好的管理者，要努力建设并形成一个可充分激发员工进行创造性思维、充分开启每名员工智慧潜能的优良企业文化氛围。领导者的责任，就是释放下属的能量。企业的每一名员工，都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比如，随时将自己头脑中闪现的想法记录下来，日积月累积攒下来就意味着创造性素材在潜移默化地增长，往往在这些生机勃勃的创意、“杂草式”的构思和异想天开的奇思妙想中，就孕育着创新。纸条、小本子、手机录音、电话留言，都是记录的好载体。领导者则要对思维创新者所表现出来的古怪行为付出宽容和忍耐。再比如，对司空见惯的老构思、老套路，也要不断地赋予新意，使老构思、老套路在新的条件下重新焕发生机。这样做，很多时候比我们重起炉灶去进行全新的探索更为节省成本，也更为快捷有效。我们总要在错误的发音中学会语言，也同样总要在将杂草丛生的想法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学会创新。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愿意将心中的构思表达出来，并愿意付诸实践。
科学是什么？科学的本质乃是人类的好奇心。或者说，科学乃是大自然对人类好奇心的一种回馈。哲学是什么？哲学就是人类在惊奇后的思考。问题是，面对星空我们要深深地感觉惊奇。好奇心就是创新的内在动力。保持好奇心，就是保持创造力。创新无处不在，创新不分大小。我们每个人都要试着去当发现者、发明者、创新者、创造者。如果认为自己不是创新那块料，那么原来所具有的创造性潜能将慢慢丧失掉。
我们常说，思想决定行为。可要知道：习惯就是行为的积累，习惯性的行为将形成或改变性格，而性格决定命运，所以应该说习惯决定命运。好的习惯就是一种修养。修养重于学识。当年，苏联准备发射第一艘载人航天器，组织了一批宇航员参观宇宙飞船。其他宇航员都是穿着鞋子走进座舱，只有加加林脱掉了鞋子，穿着袜子小心翼翼地进入飞船。最终，加加林被选中，成为苏联飞天第一人。素养、品格和好的习惯确实是最好的通行证。
不同的假设会形成不同的工作方式与重心
我们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企业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可以说，这已经是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假设。其实，我们也可以据此进一步做出假设：企业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选用机制的竞争。这个假设无疑也是成立的，并能使我们的工作更有针对性和操作性。人才不是凭空产生的，人才选用机制显得更为重要。我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到人才，没有看到人才的培养、选拔和管理机制。甚至我们还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企业之间的竞争就是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竞争。这个假设更为具体，更为实际。人才机制是哪里来的？人力资源部无疑是个关键所在。基于这样的假设，就会对企业的人力资源工作有一个全盘把握。再往下推演，可以说，企业之间的竞争就是人力资源部经理之间的竞争。越往下的推演越具体。各企业人力资源工作水平之间的竞争，取决于人力资源部经理的认知水平和实践水平——对国企而言，更取决于他的价值观。这个假设还包含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含义：作为企业的一名人力资源部经理，不仅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要足够，而且还要有正向影响“一把手”的能力，也就是具有说服本企业老总的能力。说服能力不够，政策再好也推行不了，就做不成事情。说服不了老总，人力资源部经理是有责任的，甚至是不合格的。而且人力资源部经理还要有很强的明断力，能够从下属那里获得正确的意见和建议。这又是个分辨力的问题。所以，人力资源部经理的含量（内涵与外延）应该是相当大的。
不同的假设带来的巨变是：整个工作方式都产生了变化，整个“打法儿”都变了。当年周恩来曾指出：计划所造成的节约是最大的节约，计划所造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这可以说是一种假设。在计划经济年代，就是一种切合实际的、有效的假设。再比如，假如我们会场突然停电了，怎么办？假如我们用于播放幻灯片的电脑坏了，怎么办？事先我们有没有预案？事先有没有像飞机多备用几个发动机一样多备用几台设备？这就是个工作水平的问题，这些都是基于假设做出的。当年邓小平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一个人大报告，五千字就管用了，这在今天是个奇迹。这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思想的问题。想想看，五千字就应该管用。这就是一个假设，假设五千字就能解决问题。从“写材料”的思维来看，是不可能的。但在伟人那里看，五千字足够了。老子的《道德经》就是五千言。《孙子兵法》也仅约六千字。毛泽东的文章都不长，很有激情，更像散文，形散却神聚，《矛盾论》、《实践论》篇幅都不长。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去完成起草人大报告的任务，必然会带来认识上的创新和写作上的创新。所以说，不同的假设带来的是不同的工作方式、工作重心和工作结果。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曾批评过“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的形式主义现象。他自己讲话、写文章都很有特色，特别简短有力，善于抓住要害，从不冗长繁琐。他在70年代末强调实事求是问题时曾说：“毛泽东同志讲过：‘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119篇文章中，很少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语录。语言完全是自己的，独具特色，生动、新鲜、朴实、精辟，没有一句空话、套话、八股腔，简明扼要且内涵深刻丰富。我觉得，能坚持说自己的话，是真本领。就像袁枚说的，“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在企业里，没本事，讲话才多；没思想，头脑不清晰，写材料才长。
假设的错误会带来很严重的恶果
假设是处于现实、处于已知，基于空想、基于判断，面向未来、面向未知的一种创造性思维。科学始于假设，假设错误就会带来违反科学的行为。依据错误的假设开展工作，会带来很严重的恶果。永动机就是个错误的假设，许多人耗费精力去研究，以至于法国科学院200多年前就形成决议宣布永不受理关于永动机的发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大搞“人民公社”、“大跃进”、“三五年超英赶美”，这就是基于“人性善”、“新社会人们都有高度觉悟”这样的假设。事实证明，愿望是良好的，实际却不是那么回事。新中国成立初期那种觉悟和热情维持一阵子可以，长久下去是不行的。光有好的愿望没有用，关键是要找到实现愿望的办法。邓小平后来痛定思痛地说：“办事靠觉悟，短期可以，长期不行；对少数人可以，对多数人不行。”于是，才有今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百年”的假设。
其实，毛泽东早就预见过社会主义要经历至少一百年的建设时间。伟人对于时间的感觉是很敏锐的，他们的预言往往是极准确的。早在1961年，蒙哥马利元帅访华时就对毛泽东说：“再过50年，你们就了不起了。”50年过去了，今日中国的崛起，印证了蒙哥马利元帅超人的预见性。当时毛泽东就敏锐地听出蒙哥马利元帅的言外之意，正是今天西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所以，毛泽东马上对蒙哥马利元帅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的一些话，今天重温感觉很了不起：“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些话透着超人的预见性，今天读来我们深感震惊的同时又不免心痛。当时苏联赫鲁晓夫头脑发热，提出“15年赶英超美”，我们是苏联的小兄弟，才提出“三五年赶英超美”。
假设的错误是会带来巨大恶果的。美国也同样会犯这样的错误，断定中国不会出兵朝鲜，就给美国带来很大的损失。世界上80%的坏事都是好人干的。搞经济，完全靠觉悟是不行的。改革初期，实行土地承包，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这就是人性利己一面的体现。张五常说：“市场上总是一片砍价声，这就是人性的声音，是本能的呼声。”政府（或企业）的责任，就是设计和出台能够反映这种人性呼声的制度。所以，基于人性假设做出制度安排，是经济规律的一种要求。搞经济工作，搞企业管理，就要重视这个问题。
小结：变与应变是这个时代永恒的主题。由此我们必须培养假设的意识与假设的能力。那么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呢？有这样一些关键词：“抽象”、“勇气”、“观察”、“气质”、“直觉”、“想象力”、“洞察力”、“信息”、“实践”。这些关键词，有些我是当作思维创新的气质性来看待的。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