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之前的漫漫长夜，范增喜欢待在家里，默默无闻，爱好琢磨问题，研究奇谋诡策，有机会就给周围那些深陷困境的人出点好主意，指出哪里的路有坑，哪里的路走过去没事，帮助大家过好日子。日子长了，大家都知道这人很有主意、脑子相当好使，对于同样的事，他总是看得更透彻，当别人想破脑袋只看到一步时，他却能轻而易举地看到两步、三步甚至更远。他属于传说中未卜先知、掌握大势的仙人。
由于年龄偏大、背景惨淡、身处偏远，在天下一统、需要和谐、讲求规矩的秦帝国里，即使拥有身怀绝技、通天感地的半仙之体，史书上也很难给他闪动身影的机会。除非他能帮着秦始皇活得更长，乃至于使皇上成仙得道，最好能使其活成千年不死的妖精。当然，身逢秦帝国摇摇欲坠、造反有理的年月，范增的好日子就来了。
从此，他不用想着忍心屈志混入帝国的公务员队伍，成为掌握特权的贵胄；也无须通过向皇帝进献奇丹妙药，获得豪宅广地。在他面前延伸出一条不失体面的路——加入民营的造反公司。如果事业成功，依然会获得对得起自己聪明才华的高贵身份，成为人前显贵、锦衣美食的富家翁。更为关键的是，像他这样出类拔萃、身体健康、虽老不死的人物，从投身造反事业之初，就完全可以非常高调、非常张扬地尽情挥洒才智，一步登天，进入核心决策层，无须夹着尾巴做人做事，熬资历，等机会，对一个已经进入“古来稀”的老人来说，造反事业绝对是他相当看重的。毕竟，对他而言，这一辈子就这一回轰烈地打拼了。
当陈胜、吴广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正是范增及时地跑到当时势力最大的造反队伍头领项梁那里，向正在不知所措的项梁献计，“立旧楚国的王族直系后裔为起义领袖”，将民营造反公司“国有化”，从而积聚了人心，壮大了声势，起义队伍重新集聚在一起。从此，拨云见日，范增有了地位，队伍有了根基，事业有了奔头。当项羽带着大家杀到咸阳时，范增早已经荣升为项羽的“亚父”了。
当然，大家都知道，范增在鸿门宴上充分表现出那种料事如神的本领和宏大的政治视野，非常透彻地看出装傻充愣、玩低调的刘邦所深藏的秘密和无尽的野心，准确地嗅出刘邦身上漫漶出来的帝王气质。可惜，他没有说服缺乏宏观政治思维的项羽下定决心杀掉刘邦。他只能私下里组织一次“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刺杀。在鸿门宴，他是孤立的，是无助的，是一个被敌我阵营共同抛弃的第三类人。他忍受着因超人的智慧不能得到施展而带来的痛苦，承受着只有自己醒着而战友们都睡不醒的孤独。对于这样一个垂暮之人，没有任何人怀疑他的智慧和忠诚，都非常理解他的痛惜和无奈。“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这句话成为他愤怒的绝唱。他痛斥项庄，暗骂了项羽；他要杀掉刘邦，得罪了项伯。在自己的队伍里，他没有了不离不弃的朋友和强大的同盟者，他被彻底边缘化了。那一夜，他走上人生的巅峰，并开始走向谷底。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在范增有限的出场中，他其实始终扮演着刘邦前进道路上的“捣乱者”。他“稳、准、狠”地抓住了能够颠覆项羽成功事业的关键。除了刘邦，在他看来其他人都是不足论的草芥，好像只要刘邦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一切才皆有可能，否则无论如何折腾，最后都跑不了身死国灭、不得善终的结局。因此，在云谲波诡的战争中，除了针对刘邦，史书中没有记载他对于项羽其他的战略规划和战术指挥发表过睿智的言语。他也许出于不屑，或者他根本就是只懂得“抓大放小”的政治家而非军事干才。也许是说了，还是苦口婆心型的，但是无人理解，无人执行。
然而，范增没有像其他爱惜自己羽毛的高人，如陈平、韩信，离开项家军，投奔敌营，寻找出路。他充满了怨气，但依然从一而终；他辛苦地挣扎，但从未言放弃。在他悲催无助的境况下，陈平施展出一个低劣庸俗的反间计，他就被轻易地踢出革命阵营。在同一时刻，项羽出于讨厌，刘邦出于恐惧，两个死对头挽起手臂，都成为盼望他早死的敌人。最后，他再一次发出预言，“天下事大定矣”，以此羞辱幼稚可笑的项羽，并讽刺性地让项羽好自为之。然后，主动要求回家养老等死。在回乡路上，他进一步满足了所有人的愿望，背疽发作而死。他逃脱了胜利者的惩罚，更避免了亲眼看到自己给予厚望的事业走向末路，及时快速的死亡实际上成全了他，让他免受更大的痛苦。
范增的人生充满遗憾，这种遗憾被后来的苏轼之类的文人骚客们无限放大了。他看到了黑暗的结局，却眼睁睁无法阻止，因此，他被失败者和失意者们寄托了无限的哀思和同情。所以，虽然他是挑动不义杀戮的罪魁祸首，他是阻止天下统一的坏人，可是，我们很难恨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