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以为：俄罗斯是个盛产回忆录的国度。目前看过的回忆录里，茨维塔耶娃，纳博科夫，爱伦堡，赫尔岑，吉皮乌斯，利季娅，帕斯杰尔纳克，曼德尔斯塔姆夫妇，甚至家属的作品，契诃夫的妹，老陀的老婆，茨维塔耶娃的女儿，再加上海外兵团：纳博科夫，布罗茨基，蒲宁……就没有一本是难看的，一个饱经苦难，百姓饱受兴亡之苦，长期被专政禁语的国度自然是这样。
曼徳尔斯塔姆夫人说很多西方友人都不相信她写的东西——
我觉得应该指经验的匮乏以至于想象力无从落脚。他们怎能想象布罗茨基仅仅因无业就得负罪劳改？还有茨维塔耶娃报不上户口，以及利季娅，只敢用密码去记录身边发生的事，而且随时可能因这纯白描的捍卫记忆而被抓捕流放——这种封口力度有多大多细致？利季娅因为视力衰弱只能用一种进口的黑头笔，结果她每次收到的外国包裹，友人赠送的笔，笔端都被整齐地切去，根本不出水。记得读阿赫玛托娃传记时，提供回忆的人说她和“俄罗斯诗歌的月亮”正在聊天，突然听到楼上一阵打转的巨响，屋顶的粉尘散落，大家都知道，这是特务机关在装供窃听使用的扩音器，并且视之为常态，继续聊天不误。那个接受的心态接近于“世间多少无奈事，只能一笑付呵呵”。
那受过迫害的几代人，顽强地力图还原历史，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利亚这样评论《日瓦戈医生》：“这几个形象带着痛苦走入人的心房，因为我们熟悉你所描绘的他们，我们爱他们、我们又失掉了他们，因为他们死了，或是走了，或是过去了，如同疾病、青春、生命一样会过去……你做了只有你才能做的事，——
没有让他们无名无姓地、不为人知地离去，你用自己的呼吸与劳动使他们有了生命。”而赫尔岑则说：“凡是不敢说的事，只存在一半。”
写这个俄罗斯系列，还有个原因是精神上的亲缘感。这时不得不说：意识形态确实压倒一切。中国人（也许还有东欧读者，总之是社会主义阵营中呆过和呆着的兄弟们）看这些回忆录，真的是一点都不会有隔膜。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影响，看着分外眼熟。我们反正也有“文化大革命”，伤痕文学嘛。作家就像搬家的大杂院里找地方下蛋的母鸡一样，慌乱又恐惧，思想和观点都无处安放，也不敢发表，有啥难懂？
所以，他们的回忆录，对我来说，是听精神亲戚述说家族往事的亲切。并且，一个人的成像效果，往往是在旁观者眼中。我一直不喜阿赫玛托娃，直到读到利季娅记录的阿赫玛托娃的日常碎语，那个点评他人的快语毒舌，很率性，一下把“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从高大全形象里给解放了；茨维塔耶娃我素来觉得她狂暴，直到看见斯洛宁记叙她笨拙的热情：她把家里最后的胡萝卜茶端给一个客人，那个人其实是个小偷，还有她不轻言流泪的骄傲——就像某女回忆桑塔格，说她电视机上放着扳手，因忙于学问无心也无睱修，例证桑塔格的勤奋，这细节比整套文集都有说服力。
因为人人都在回忆，每个人都身兼观众和演员：爱伦堡和帕斯杰尔纳克眼中的茨维塔耶娃，落差甚大，而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关于会面的记忆，则干脆成了罗生门，在《人·岁月·生活》里，爱伦堡用踢踏舞似的活泼笔墨描绘了各路洛东达咖啡馆的末代名士，转身他自己又被沃洛申写成了满头乱发的怪咖——
靠着多年阅读形成的方向感，小心翼翼地剥落伪饰，挤掉主观渲染的水分，采信更有力的供词。这样和材料百般周旋，一次次穿越迷宫，对我，是百玩不厌的游戏。
再说到一个技术问题：俄罗斯回忆录中有一种是切片写法（比如爱伦堡，帕斯杰尔纳克），其特点是擅于陈述“文学事实”，叙和议的比例及糅合度都很好，但并不是纯工笔细描，细到腻的那种。给人事立传成文的手工艺，中国古代有“春秋笔法”，在俄国，我姑且命名为“舞蹈家”笔法吧，有高挑骨架，肌肉紧实，柔软的力量感。还有一种是混凝土写法，就是曼德斯塔姆夫人那种，思辨厚实，夯实有力。但说实话，第一遍翻阅时，感觉是有点滞意的。不过复读时，突然觉得走出了泥泞——
俄罗斯的东西读第二遍时，感觉会很好（旧俄小说也是）。盖因其信息的立体化。第一遍一边看，一边记，要摸熟人物和事件，看时会觉得有点粘稠。第二遍一段段拆开看，省下这层全局注意力的消耗，专注于阐释，论辩，抒情，一个个细节的手感，细细摸过去，轻松又美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