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大事记
位于故宫东北角的沙滩北京大学红楼，是五四运动的思想策源地。现今的沙滩北大红楼已经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知何时，在它东边的五四大街和东皇城根北街的交接地方竖起了一块纪念新文化运动的金属雕塑，遗憾的是上面雕刻的五四领袖人物却没有陈独秀和胡适。
陈独秀和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新文化运动是自先秦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的真正大变革，它深深影响了此后中国的发展路径。而其中，二人延续一生的传奇友谊，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了解他们二人的传奇友谊，了解他们相知、相识、共事，而后又分道扬镳，最终却又走向合一的故事，我们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走向的轨迹，乃至当下中国的现状，都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1915年9月，从日本回来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杂志，他的刊物具有强烈的启蒙精神，意在通过刊物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旧文学的批判，而对两千多年以来思想文化和国人精神都呈固化的国族带来新的破题。新文化运动也就至此而始。
此时的胡适还在美国留学，正在和众多同学论争白话入诗的问题。同学中明确支持胡适的只有陈衡哲，胡适整日处于同学们的善意嘲笑中。但无疑，胡适的此举与陈独秀正在做的事情都在一个方向上，那就是尝试对中国的旧文化、旧文学进行改造。
早前，陈独秀在日本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期间，就知道一个叫胡适的留美学生给刊物投过稿，稿件还颇有见地。如今自己的《新青年》正需要好稿件，他不由得想起了胡适。老友也是同乡的汪孟邹和胡适非常熟悉，于是他找到汪孟邹，托他将自己创办的杂志寄送给胡适，同时向胡适约稿。
处于被质疑境地中的胡适，一开始并没有给陈独秀来稿，直到1916年二人直接通信好几次后，他在一封给陈独秀的信中才说出了自己心里关于改造中国旧文学的想法：“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西欧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这样的见解正合陈独秀意，遂催促胡适翻译了一些西方文学作品刊载于《新青年》。同时，陈独秀在信中也谈了自己对中国旧文学的看法，他认为旧文学最缺乏的是写实，所以应该提倡写实主义的文学。胡适也非常赞同他的看法，在回信中具体提出了自己的思考结果，他认为新的文学需要“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话。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五须讲求文法。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正愁改造旧文学无可行操作原则的陈独秀见信大喜，立刻去了一信，将自己的欣喜以及疑问一起告之胡适，并催促胡适尽快将之形成为文。
在陈独秀的大力鼓励和信任下，1917年1月，胡适的思路也进一步打开，不久《文学改良刍议》寄到了上海。这次胡适经过深思熟虑，将原先的八项主张调整为了：“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陈独秀对胡适的思路有了完全清晰的理解，非常赞同胡适的主张，立刻在《新青年》刊载出来。并且，他在胡适文章的基础上大胆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此时的陈独秀看到了新文学的新生命乃至未来，他在《文学革命论》中大胆地高呼：“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中国“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文学革命以出乎他们意料的态势，在社会上蔓延开来，二人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自此，两个人虽然远隔万里，心灵上的跳动却完全一致。
不过，此时远在海外的胡适，对自己文章引起的轰动，心里却有点打鼓，他不知道这样的结果会不会对自己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因为，关于白话入诗就使自己在留美的同学中深陷孤立。要知道，同学们可都是正受着西方开放教育的青年啊，他们尚且如此怀疑和反对，乃至嘲笑，那国内传统保守的国人对他的态度，更是可想而知了。在这关键时刻，陈独秀以果敢的勇气给予了胡适极大的支持，充分体现了一个思想界领袖的气魄。他告诉胡适，就是因为传统的坚实，所以更不要害怕阻力，推动中国文学的改革，必须以毅然决然的心态去干，否则将会一事无成。多年后，胡适回忆起陈独秀的鼓励，他不得不承认，正是陈独秀的这种冲决一切的勇猛态度和作风，给了他投身文学革命的勇气。二人的频繁来信交流，也使得文学革命问题的讨论一步步向深处发展，彼此从对方那里吸取灵感和支持。正是二人这样的携手、互助，才造成了以后如火如萘的新文化运动。
1916年年底，《新青年》杂志的发展态势非常好，陈独秀决定从上海到北京再招募一些股本，想将杂志规模扩大。不想遇到老友沈尹默和汤尔和，他们二人都在北大任教。此时的北大正在蔡元培的锐意革新下呈现欣欣气象，但师资力量却仍然缺乏，二人乃向蔡元培力荐陈独秀。陈独秀和蔡元培也是旧相识，以前还是革命同志。在蔡元培的诚意邀请下，他答应到北大任文科学长。不过陈独秀对蔡元培承诺的是暂任，是有着试用期的暂时任职。之所以如此，一是怕自己干得不好，二是他在心底认为胡适正是这一职位的最佳人选。且他一开始就向蔡元培推荐了胡适，说胡适比自己更能胜任。由此可见，虽然直到此时二人仍未见面，但陈独秀已经对胡适非常地信任和欣赏。远在美国的胡适得知此消息，仅仅博士答辩结束，没等博士学位证书最终发放就启程回国了。
胡适的到来，让陈独秀欣喜异常。二人终于见面了。陈独秀望着小自己12岁的胡适英姿勃发，心里对发起新的文化运动立时有了更坚定的信心。胡适在陈独秀的推荐下，任职北大教授。同时，加入《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立刻从原来的一个外围人员成为杂志的重要成员。由此，他们开始了对旧文化、旧道德、旧文学、旧伦理的全面扫荡，新文化运动以更迅猛的态势席卷神州大地。在他们的周围很快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周树人等等。一个向旧世界开火的团队诞生了。旧的文化阵营在他们的火力“炮轰”下，几度来回，很快就败下阵来。他们更是直接帮助青年，传授他们新的知识和理念，协助创办宣传新文化的刊物，等等。短短几年内，他们宣扬的新的文化、新的价值观等影响了国内大批知识分子，更是熏陶了一批批成长中的青年。《新青年》已经成为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思想界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向往的中心。
直到1919年，二人的关系大体上表现为陈独秀对胡适的赏识、提携，也可以说是陈独秀竭力推出了胡适这颗闪亮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