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一生，四十多年为官，如果简单地划分，可以概括两个大循环：“在朝——地方官——被贬”。第一个大循环从反对新党的变法，外放到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乌台诗案后到黄州贬官。第二个循环从元祐元年开始进京做大官，因与司马光旧党的矛盾，外放杭州、颍州、扬州、定州；再后来，被贬英州、惠州，最后到儋州。那么，苏东坡这段在京城做官时期到底是怎样的风光呢？
如果粗粗地划分一下，苏东坡为官四十年，除去父母死丁忧，以及在路上奔波的时间，三分之一时间在朝廷，三分之一时间在外做官，三分之一时间在流放。
所以虽然有十一二年的流放时间，其中还有三分之二时期是风光，这里我们要说明一点，即使流放、贬官到边远地方，还算个官，不过是罪官，是受一定限制的官。所以，除去这一时期，苏东坡确实有过非常风光的时期。
苏东坡最风光的要数元祐元年（１０８６年）50岁那年，从黄州流放回来后的几个月中。
八年风光
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年），为表示对新法的不满，有一个管宫门叫郑侠的门卫，画了一幅《逃荒图》给神宗皇帝，据说神宗皇帝看了落了眼泪，说我的新法目的是为国家好，国家好了，老百姓也会好，想不到发生这样的灾难！
于是神宗皇帝开始感到过去对旧党的惩罚太重，要把旧党人才召回，来调和新旧两派的关系，对新法进行调整。这一年苏东坡被召回汝州安置，苏东坡上书请求到常州宜兴安置。批复迟迟不下。只好往京城出发。一个月后，突然传来神宗重病的消息，太后摄政，接着又得消息，神宗驾崩，朝廷同意苏轼到常州安置。东坡一家人立即南下。
原本是“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苏东坡打算在太湖之滨安度晚年，不料，这一家大大小小二十多口人刚刚经过一个多月奔波到达宜兴，路途劳顿还没恢复时，又接到朝廷任命，要他到登州（即山东蓬莱）做知州。这对苏东坡来说本来应该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家人们都对这新的任命高兴得跳起来。惟有苏东坡不以为然，他为不能悠游田园而叹息。
六月间便举家北上，想不到到任五天，新的命令又到了，要他立即进京，另有重用。可就在这五天里他还是给登州留下了很多政绩，还看到了海市蜃楼。
于是全家又转往京都，一会儿水路一会儿陆路，赶到京城时已是大雪纷飞的隆冬了。
当时新皇帝哲宗只有９岁，一切政令由太皇太后（英宗的皇后）做主，苏东坡被任命为四品中书舍人，掌管朝廷各部官员的挑选和任用，可以说是否极泰来、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
苏东坡在京城的老宅早已卖了，现在立即买了新居，在达官贵戚的住宅区，优越的物质条件和黄州的清苦真有天壤之别。
但苏东坡并没有忘乎所以，对人生的苦与乐，苏东坡经过黄州的修炼早已看得淡了，他知道人生苦乐全由个人主观感受而定，他倒很留恋黄州时期自由自在、闲云野鹤的生活，对生活的苦与乐他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写了一篇说“苦与乐”： 乐事可慕，苦事可畏，皆是未至时心尔。及苦乐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过之后，复有何物？此之寻声捕影、系风迩梦尔……进京后的苏东坡有三件风光的事。首先，他可以替皇帝起草圣旨，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办事了。他拟的第一道圣旨是惩治曾经陷害他、欲置之死地的李定，削去一切官职，因为他过去隐瞒母丧不报，要他重新戴孝三年。
第二道圣旨是贬吕惠卿，此人是王安石提拔起来，却又抓住王安石在给他信中说“我这话不要让皇上知道”的把柄，陷害王安石。
在圣旨中苏东坡这样写道：“始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党与交攻，几半天下。”意思是，你们这些人好的时候一起欺骗皇上，不好时互相狗咬狗，结党营私，几乎半个天下。
不久，东坡被提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这是仅次于宰相的副宰相职位，是三品大员了。进京不到一年，又连升三级，可谓青云直上。
第二件事是给小皇帝做老师。
做皇帝的老师，做帝王师是每一个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梦寐以求的。
苏东坡做皇帝的老师，开始尽心尽力地侍奉幼主，他将汉朝到唐朝的政治历史编成了一本教材。他认为君王学习的目的与大臣不同，大臣为应付考试，君王不必应付考试，但要有全面知识，也要让他有兴趣，自己苦学。可惜这位幼主并未领会老师对他的教导，八年后镇压元祐党人的就是这位幼主，把苏东坡贬到儋州的也是这个幼主。
第三件事，就是主持科举考，做主考官。这是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大事啊！
三件事，一起草圣旨，二做皇帝老师，三出任主考官，这三件事，只要有一件，就可以荣耀一辈子了，何况这三件事都给苏东坡占了。
还有一件在当时社会更风光的事呢！
有一天晚上，苏东坡正在翰林院静坐，太皇太后宣他进宫草拟诰命，由于司马光病重了，太后决定吕大防继相位，东坡写完后太后突然问他：
“你前年为何官职？”
苏回奏：“黄州团练副使。”
“今天何官？”
东坡不知太后用意，答道：“待罪翰林学士。”
太后问：“你可知道为什么提升得这么快？”
东坡急忙回答：“仰赖太皇太后恩典。”
不料，太后听后却摇头说：“这与我无关。”
东坡改口：“必是皇上恩典。”
太后还是摇头：“也不是皇上。”
这可让苏东坡感到一头雾水，战战兢兢地说：“莫非是大臣推荐？”
太后说：“那就更不是了。”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苏东坡慌了，急忙辩解：“臣虽不肖，不敢以他途求进。”意思是我不会走后门的。
太后这才说：“我告诉你吧，这是先帝的遗诏，先帝在日，每次读到你的文章，即使在吃饭时，都要放下筷说‘奇才奇才，不幸来不及重用’。今天，皇上不过是奉了先帝遗诏来提升你罢了。”
苏东坡听了深为感动，早已是泪流满面了。
小皇帝、太后也哭起来，左右侍臣也都频频拭泪。
太后又命用锦垫赐座、赐茶，要他好好教幼小的皇帝。最后还用御前的金蓬烛送他回翰林院。
如此恩遇确实使他毕生难忘。
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苏的政治命运全在执政者的认识变迁。
这个时候的苏东坡，真是位极人臣，风光无限。
当时是举国都敬重苏东坡，敬重这位一代宗师，以与他交朋友，效仿他为荣，连他自己设计的长筒“子瞻帽”都成了有学问的象征。有人甚至把他与孔子相提并论，有一次苏东坡陪同皇帝到醴泉游玩，正好有艺人在表演，一个演滑稽的小丑在台上自夸：
“我的文章你们永远比不上。”
众艺人说：“何以见得？”
他说，“你没看见我头上戴的是什么？‘子瞻帽’！”
皇帝回头看看苏东坡，也跟着笑了。
东坡在京城做了高官，闲时当然是宾客盈门，常常开宴会，他们的宴会游戏当然与我们今天不一样，除由自己写的歌词请歌妓唱跳之外，就是以诗词自娱。这时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已正式投到他门下。后来又加了陈师道和李廌，世称“苏门六君子”。
有一次大家一面喝酒一面谈论，谈到前秦有一个旷世才女，窦滔的妻子，也姓苏，叫苏蕙，写了一首璇玑图的回文诗，共841个字，不论正读反读横读斜读，交叉读，或退一字读都能成诗，可读出７５１８首之多，真是呕心沥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尽管有很多人仿效，都不能相提并论。苏东坡说我在黄州倒是写过一首《织锦图》的回文诗，不过只能倒读，读出来大家听听： 春晚落花余碧草，夜凉低月半梧桐，人随雁远边城暮，雨映疏簾绣阁空。倒过来读是： 空阁绣簾疏映雨，暮城边远雁随人，桐梧半月低凉夜，草碧余花落晚春。正在这时，四学士之一的秦观秦少游寄来了一首“叠字诗”，给大家玩赏。别离时闻漏转
忆静
期归阻久伊思苏东坡拿来一看，就知道这种佛印体的玄机，佛印经常搞这种好玩的东西，于是高声朗读起来： 静思伊久阻归期，久阻归期忆别离，忆别离时闻漏转，时闻漏转静思伊。 要从最后一个字读起，七个字一句，后三个字一接龙。很有意思，诗的字面意思很好懂，是表达对久别亲人的思念之情。
东坡接着说，今天湖上采莲，你我何不也即事和他一首：阙新歌声漱玉
一采
津杨绿在人莲读起来成了这样的诗： 采莲人在绿杨津，在绿杨津一阙新，一阙新歌声漱玉，歌声漱玉采莲人。晁补之也不示弱，早已写好一首： 力微醒时已暮
酒赏
飞如马去归花以叠字读来是： 赏花归去马如飞，去马如飞酒力微，酒力微醒时已暮，醒时已暮赏花归。他们就在这样玩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文学水平；在不知不觉中，提高驾驭文字的功夫。不过更多的时间是读书消遣。有时拿出一套汉书，先是提示三个字，就朗朗地背下去；然后减到两个字，也接着大篇背下去；最后到一个字也接着背下去。
这个时期，整整八年，苏东坡是轻松的、富有的、风光的，但没有什么好诗留下来，上面这些诗，不过是文字游戏罢了。
有人说，“文章憎命达，痛苦出诗人”。如果没有苦难，苏东坡最多也不过是个一流诗人，然而老天要成就苏东坡成为超级诗人，所以悲惨的遭遇已经在等着他了。
一个人升迁，做了大官，也许是好事，但往往也伴随着厄运的到来。苏东坡在元祐元年（１０８６年）连升五级，树大招风。新的灾难临头了。
潜伏危机
有道是物极必反。虽然苏东坡处处小心，处事尽可能低调。虽然他有太皇太后作后台，但他的本性是那么坦白、真诚，结果是“福兮祸所伏”，高兴快乐时潜伏着危机。
至少有三件事埋下了祸根：
（一） 批李定、吕惠卿等人种下祸根。
（二） 讽刺程颐招惹反对。他俩为了吊唁司马光而发生矛盾，苏东坡骂程颐是“燠糟鄙里叔孙通”。
（三） 考试题目引起的争议。
苏东坡来京城不久就主持了两次重要的考试，两次都闹得不可开交。
其中一次是试馆职。所谓“试馆职”，就是对已经中了进士的人进行一次考试，考试后才能得到具体职务。
这次考试对策问题，共出了三道，第一、第二道是翰林承旨邓温伯拟的，这第三道题是苏东坡拟的。第三道大意是“学习仁宗皇帝的仁厚、宽博，要效法神宗皇帝的励精图治”，最后，三道题都进御览，御笔恰恰点定第三道题。
但就是这道题目引起了极大风波。
程颐的学生朱光庭首先发难，说这道题目是攻击仁宗，又攻击神宗，要效法神宗皇帝的励精图治，就是说仁宗皇帝不励精图治；说学习仁宗皇帝的仁厚、宽博，就是说神宗皇帝不仁厚宽博。于是提出弹劾，要求治苏东坡的罪。
太皇太后看了，不相信苏东坡有讥讽先帝的意思。她明白，这是有人嫉妒，下诏说： 苏轼无罪。
当然，苏东坡本人也不甘被人平白无故地诬陷，上书自辩，最后说，这是皇帝最后钦定的。
苏东坡的蜀地同乡吕陶，也为东坡不平，上疏弹劾朱光庭，并揭开“洛蜀之争”的序幕，吕陶说，因为苏东坡开玩笑，讽刺了他的老师程颐，所以朱进行报复。程颐是理学洛派代表人物，桃李满天下，为人刻板，却也是很正直的。在程颐及后来的朱熹眼里，苏东坡是一个轻佻油滑的人，是“浮薄之辈”。不但对苏东坡，对苏东坡的学生也如此。有一天，秦观去请教程颐，程颐劈头问：“天若有情天亦老”是你写的吗？还没等秦观回答，这个程老头就接着训斥道： 上天尊严，怎么会老，你怎么能侮辱上天！秦碰了一鼻子灰，不敢争辩。其实这句诗并不是他写的，最早是唐朝的诗鬼李贺写的《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诗句“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后来欧阳修借用过，北宋文人石曼卿亦有“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常圆”。秦观招来劈头盖脑的训斥，实在是冤枉，因为苏东坡讽刺过程颐，现在程颐的学生们不罢休，一定要报苏东坡骂老师的一箭之仇，继续上奏折攻击。
当时宰相吕公著是个政治老手，善于和稀泥，本来太皇太后要处分朱光庭等，他劝太后不要处分，否则会更结怨的，还是让双方都提升。这件事才平息下去。
虽然东坡对于这样不分是非黑白、无原则调和的做法不很满意，但也不能让太皇太后太为难，也就不说什么了。
然而，两派的矛盾终于结下，最后酿成所谓的“洛蜀之争”。
顺便插一句，其实反对东坡，看不惯东坡的人是大有人在，据说另一位著名的理学家张载也看不惯苏东坡。说他太轻薄，不严谨。
理学家们看不惯苏东坡，因为在他们看来，苏东坡太不讲规矩，太自由化，缺乏法制观念。
李方叔事件
苏东坡做事确实很讲人情，有时太人性化了，也会引出些小的过失和烦恼。元祐三年（1088年）进行科考，苏东坡任主考官。苏门六君子中有一个叫李廌（字方叔）的人也参加这次考试。这个人文章写得极好，天赋极高，有飞沙走石之势。多次向苏东坡请教，但屡试不中，实在是考运不好。他家里又很穷，苏东坡常在经济上帮助他，希望他这次考试能被选上。当时考试就有锁院制度，要关在考试院一两个月，等发榜才放出来。考官们也知道主考苏东坡有个后辈叫李方叔，希望这次不要把他的文章看走眼。因为有“誊录制”，考试人的笔迹是看不到的。
苏东坡仔细看了前二十名卷子中，有一卷文字酣畅，文笔波澜起伏，非常杰出，对考官说，这一定是“李方叔”。但是他看错了，拆封后，才知道这人叫葛敏峰。
又寻了一份卷子，玩味很久，认为一定是了，大喜之下，手批数十字，便和黄庭坚说，这张卷子一定是“李方叔”的了，放到状元位置上，结果拆开一看，是章惇的公子章赫的。
这一科，李方叔竟然又名落孙山，这使苏东坡感到很难过，对方叔说，你才２５岁，文章又好，气节也不凡，总有一天会出头的。回到家后又立即写了一首长诗给李方叔，劝他“归家但草凌云赋”。黄庭坚也写诗给李方叔，觉得今年没有选出他，是一种失职，“今年将橐佐春室，遂失此人准塞责”。他们都希望李方叔洒脱一点，可是李廌却没有像苏东坡希望的那样。
他考完试回到家时，还没发榜前，曾对家里人很自信地说： 苏先生任主考，我的文章不会在第三名后面的。现在落第了，他觉得无颜见人。
他家有个７０岁的老母亲，大哭起来，说：“我的儿子，遇到苏轼这样的主考官都不及第，将来还有什么希望。”说完关门进屋了。到晚上吃饭还不见她出房，开门一看，原来已经吊死了。
李廌也是因为受了这个刺激，从此学习也不努力了，行为也不检点了，自暴自弃起来。他写信给苏东坡屡屡抱怨他不用其他办法举荐自己，苏东坡又给他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说： 你的几封信我都读了，你批评我不引荐你，我实在很惭愧。但是古人重的君子之交，互相勉励好好学习，而不要过分地追求利禄，希望你成为一个知礼义的君子，不希望你有愧于道德。意思是劝他还是不要这样亟亟乎功名。
可是李方叔不但不听，索性奔走权门起来。苏东坡还是很理解他，再次写信给他：“有文如此，何忧不达，相知之久，当与朋友共之，至于富贵，则有命矣。……务安贫守道，使志业益充，自当有获。”
苏东坡理解他，认为他之所以急着走权门，想做官是因为穷，要钱也很正常，所以一面劝他，一面在经济上周济他，自己没钱时，甚至把皇帝送他的马赠送他，还怕他出卖时，人家以为他来路不明，亲笔立了字据，用心之周到，可谓尽之矣。
但是一个才气足，却性格褊狭的人，虽大力扶持，仍救助不得。苏东坡一面这样劝他，一面也暗暗地在推荐他。可惜由于政治风波，苏东坡自身都不保，终于没有能推荐成功。
李方叔最后是郁郁而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