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做成功一件事，千万不要等待着享受荣誉，应该再做那些需要做的事。
人怕出名猪怕壮。
中国人很重视名分、名声，“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是千年不变的古训。可是一旦某人出了名，却会招来一些烦恼。烦恼之一，是自己不能正确对待，不知荣誉是谁给的，沾沾自喜，得意忘形，最后走向反面；烦恼之二，是别人不能正确对待，或是嫉妒，或是干扰，或是打击，或是过分崇拜；烦恼之三，是社会不能正确对待，穿梭访问，频繁接见，想方设法制造名人效应，明目张胆抢夺名人的时间和精力甚至腰包的钱财。也许如此，才有“人怕出名”之说。
袁隆平的名字，随着杂交水稻的研究和推广也为更多人所知，但他对此十分淡漠，他一往情深的还是杂交水稻新组合的名字。
1984年6月，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他出任主任。由研究员到主任，又多了一个名分，多了一份责任，所以比以前更忙。
这时，有位记者访问他，交谈中认为他今年54岁，成了中国杂交水稻的权威，名副其实的中国杂交水稻之父，成了这方面专门研究机构的统领，得了全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应当说是功成名就，大器晚成。
他不同意地摇着头，连连反驳：
“大器未成，未成大器！”
他这样解释：作为一个单独的科研项目——籼型杂交水稻的研究是于1981年完成，通过国家鉴定，而且国家科委发明评选委员会认为：“这项发明的学术价值、技术难度、经济效益和国际影响都很突出”根据《发明奖励条例》第七条，报请国务院批准，授予了特等发明奖。这个奖是奖协作组全体成员的。自己仅仅是其中一员。况且，杂交水稻本身的性状和推广面积都未达到理想境界，研究还得继续下去，怎么能说：“大器晚成！”
“那好，我们不谈这个，谈谈这几年的工作和今后的设想。”
记者被他诚意的言论打动，不得不转换话题。
1981年6月，从北京开会回来，他没有停顿地继续他的事业，用他的话说，主要办了三件事：
第一件，普及杂交水稻知识，推广杂交水稻技术，宣传杂交水稻作用。他先后主办四期杂交水稻讲习班。1981—1982年，在湖南省农科院，为菲律宾、印度、印尼、泰国、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的农业专家，亲自登台讲两次课。与此同时，在安江农校，又为南方13省中等农业学校教师讲课，期望这些同仁同行当个“二传手”，把杂交水稻纳入教材，让更多的学生了解杂交水稻、研究杂交水稻。
第二件，支持新人，发现新人，培养新人。
凡是做过袁隆平助手的青年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袁老师关心自己，支持自己。先是一起讨论、商量问题；然后交代工作任务，指出轻重缓急，并随时给以指导，有时言传身教，当面指点；最后帮助总结，分析成败得失。所以，他的助手都成了杂交水稻攻关的主力，各个有所建树。不仅科研能力提高、讲授、写作等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也有长足进步。1985年3月出版的《中国现代农学家传》，袁隆平作为年龄最小的杂交水稻专家入选，为他写个人小传的就是他的助手李必湖等人。
一次，他从别人口中得知湖北沔阳县有位叫石明松的科技人员，在研究一种光敏核不育水稻，当即给予支持，经过现场观察之后，充分肯定：“这是继我国水稻矮秆育种、籼型杂交水稻之后，又一个重大发现。”
这种水稻，早播早抽穗的自花不结实，晚播晚抽穗的自花结实；头秧自花不结反为母本，可以自由地和各类品种的水稻组成新的杂交组合。因为它的“亲和”能力极强，能为大田提供多类型、多品种、多熟期的杂交种子和常规种子，并能获得优质高产。
安徽省芜湖地区农科所科技人员提出，只用不育系和保持系也可育出杂交水稻新种。他对这种有创见的“两系法”倍加珍重，仿佛又看到了新的曙光。
1985年，他系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又提出了杂交水稻育种的总体战略构想，即将杂交水稻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品种间杂种优势为主的三系法，第二阶段是以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为主的两系法，第三阶段是远缘杂种优势的一系法。
记者认真地记录，也频频地点头。
“任重道远，大器未成啊！这些事，必须依靠大家，特别是年轻人去办！”
“袁主任，您当过多年教师，又带了多年助手，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弟子三千，贤人无数了。”
“是的，学生不少，有些确已成材，将来有机会，我还准备推荐一些人出国深造。”
“这么说，您还是成功了！”记者很乖巧，又把话题转了回来。
“说句心里话，真没想到会有今天这么大的成功，机遇很重要啊！”
说话间，他拿起《中国现代农学家传》：
“这本书介绍了58位农学家，因种种原因，他们成名一般都在50岁左右，从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是大器晚成。不过，不包括我，我的事还没做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