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秋（1920-1997），京剧表演艺术家，创制了大量新腔，主演了《春秋配》、《望江亭》、《秦香莲》、《玉堂春》等。
随母演戏的飘零生活
在我对人世间的生活刚刚有了一点模糊记忆的时候，我经历过一场难以忘怀的恐惧。
我模糊地记得，母亲有几天闷闷不乐，常常一个人坐在炕沿发愣。我炕上炕下地围着母亲转，母亲似乎没感到我的存在。有时，母亲的目光也投在我的身上，但那目光是我从未见过的，呆滞、暗淡，没有一丝喜悦。我有点怕看到母亲的目光，但又忍不住偷偷地看，想要重新找到那层充满着温柔、喜悦的光泽。
那一天，母亲一手抱着我，一手拉着哥哥的手，走出了家门口。母亲要带我们出门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街上有许多诱人的东西，担挑的、推车的、挎篮的、摆摊的，各色各样的小吃，甜的、咸的、酸溜溜的、凉滋滋的，更令人神往的是那些卖小吃的叫卖声，音拉得很长，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轻，一会儿重，仿佛他们卖的东西都是唱出来的。我在想，母亲再不会发愣了，再不会有那种陌生的目光了。然而，母亲带着我们偏偏不往热闹的地方走，哪里人少往哪里去，穿胡同，走小巷。我发现，她是带我们往城根方向走。
我知道，城边有条护城河，老人们说，那里淹死过人……我问母亲上哪儿去，她一声不吭，径直往前走。我问得紧，她走得更紧，两眼竟流下了泪水。这时，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恐惧的预感……我惟一的防身办法就是放声大哭，我的脸上，已经分不清哪是母亲的泪水，哪是我的泪水了。
在路上，幸亏遇到了一位好心的大爷。大爷拦住了我们，低声细语地劝母亲。他们讲些什么我听不懂，只记得大爷反反复复说的一句话——“天桥唱戏挣的钱买面，人家不卖吗？”
到我渐渐懂事以后，从大人嘴里，才了解到当时的一些细节，懂得了那时被逼上绝路，是母亲坎坷不平的苦难遭遇酿成的。
母亲是个河北梆子演员，她年轻时，有过一段艺术的黄金时代，前门大栅栏一带的戏园子里，谁不知道母亲张秀琴的名字呀！
那时候，河北梆子在北京城里拥有很多的观众，正是所谓“梆子、皮黄两下锅”，即河北梆子同京剧在舞台上同台演出的兴盛年代。母亲在着名河北梆子演员田际云的“玉成班”里唱青衣。她的嗓音、扮相都好，一登舞台就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和赞誉。大约在我母亲二十多岁的时候，北京的报界举办过一次“菊部坤伶竞选”，母亲被选列为第五名。当时，主办竞选的报界还颁发了一张奖状作为纪念，后来，百代公司、胜利公司还为母亲录制了唱片。唱片及奖状曾经被母亲珍藏了很久，直到十年动乱中，这些纪念品统统被毁掉了，已经是不可弥补的损失了。
母亲在观众中的呼声高，但演出的收入却很微薄。那时，一个戏班的班社并不是每天都能有戏园子演戏的，一个星期至多演三四场算是不错了，而且还得看日子口巧不巧，遇到刮风下雨，特别是开演前下起雨，上座就减少了，收入就更少。所以，为了维持生活，母亲常要“赶场”，“赶场”就是在一个剧场演完一出戏，又赶到另一个剧场再演一出，有时候，日夜两场要“赶场”演三四出戏。为了争时间，往往来不及卸妆，戴着头面，从剧场的后门出来，钻入雇来的小轿车里，忙着跑到第二个剧场去演出。这还得同各个戏班管事的处好了，逢年过节都要应酬到了，这样，逢到“赶场”，万一时间重了，管事的还能帮你拆兑拆兑。总之，“赶场”不仅劳累，还费心力，是很不容易的。
母亲因为婚姻问题曾同自己的娘家产生过不快。我的父亲叫滕联芳，是江苏省丹徒县人，由南方到了北京，当了一名小职员。母亲的婚事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因为，结婚就意味着不能唱戏了，而且即使还唱戏也不会有结婚前那样红，而娘家人的生活又是靠母亲演戏来维持，所以，无论对方的人品如何，娘家的人都要反对这门婚事，甚至提出了严厉的警告，若是结了婚，就不能同娘家来往。母亲不顾这些阻拦，结了婚，并且中断了同家庭的来往。她同父亲的感情挺好，她的脑子里，可能出现过对未来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以为结了婚，就可以不唱戏了，被人视为下九流的演戏生活就可以结束了。
但是，现实生活是极为残酷无情的。父亲的收入是微薄的，母亲生下了我的哥哥，到1920年又生下了我，一家四口人的生活，仅靠父亲的收入是难以维持的。父亲又经常到外地出差，渐渐地家里的亏空就越来越大，这就迫使我母亲不得不想到重操演戏的旧业。
这时，河北梆子在京城演出已经衰微了。京城的大剧场被兴盛起来的京戏班社占领了，要演出河北梆子，只能到天桥的戏园子里或是到外地跑码头。
旧社会的艺人是受歧视的，而在天桥演出则更要遭到歧视。生活的重担压得母亲喘不过气来，而精神上的压力又接踵而来，父亲长年在外，生性刚烈的母亲又不肯回到外祖母的家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母亲才产生过寻死的念头。
经过那位好心的大爷劝说，我母亲断了寻死的念头。一个从死亡线上回来的人，生活的勇气往往会成倍地增长。我六岁时，父亲失了业，家中毫无收入。父亲只得带着哥哥回到南方另谋生路去了，但我的母亲却没有在这种突然来的压力面前折服，她带着我到了外祖母的家中。
我的外祖母是同舅舅一家在一起生活的。舅舅叫张云台，是个鼓师，他有一个师哥韩三，是现在着名鼓师白登云的老师。他们两位皮黄、梆子都打得好，在梨园行里有挺高的声望。舅舅和舅妈有三个孩子，加上外祖母，一家六口人，都靠舅舅打鼓维持生活。我们来了之后，母亲就同舅舅一起共同担负起家庭的生活。从此，我开始了随母亲四处流离、演戏为生的飘零生活。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候同母亲外出的一些情景，那时，我还不懂事，以为出外是玩儿去，总是欢天喜地的。特别是坐火车，我同母亲总是在夜间坐车，所以，我幼时印象里的火车是一座座顶着满天星斗会跑动的“箱子”，怪有意思的。其实，那就是拉货的“敞棚”车。那年月，艺人的生活很苦，路费往往负担不起。母亲在铁路上有穷朋友，靠他们帮忙，我们就搭着敞棚车外出。
但是，铁路上的列车是不许带人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总得在黑夜里偷偷地上车，一路上还得严加小心，防备着路警，若是被发现，不管到了哪儿，都得被赶下来。可当时，我哪里知道这内中的苦衷呢？
我和母亲坐在隆隆作响的黑“箱子”里，只有满天的星斗同我们做伴，时间长了，我就感到寂寞了，尤其是在半路上停下，一停就是好长时间，周围一点声响都没有，怪瘆人的。有一次，我瞒着母亲，把我喜欢玩的蝈蝈带在了身边，随母亲坐“敞棚”车外出。火车开动时，母亲一直没有发现我的蝈蝈，等车停在半路途中，火车的隆隆声消失了，但瘆人的寂寞却不会来了，因为，我的蝈蝈开始唱歌了——“吱、吱、吱——”。真开心！谁知道，我的母亲可发火了，她一把把我的蝈蝈夺了过去，扔到了车外。我要哭，可我看到母亲从未有过的严厉面孔，我惊异地止住了声。母亲总是很疼我的，为什么今天发这么大的火呢？我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疑惑、委屈。
母亲对我确实很疼爱。在我降生之前，母亲是盼着养个女孩子的，到我落了地，才知道愿望落了空，以后她给我留头发，梳了两个小辫子，穿上小花袄，把我当女孩子养。不知道的人见了，还真以为我是女孩子呢！跑码头、唱野台子戏是很苦的，吃没处吃，住没处住，日晒雨淋，雪打风吹，什么样的罪都得受。有时候，约角的还骗人，当初把条件讲得好好的，可到了地方，又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像这样没有把握的、生活条件不好的地方，母亲是不肯带我去的。只是在生活条件好点的大码头演出时，才把我带去，像保定、绥远及张家口一带，我都有印象。在外地演出，有的戏需要有小孩，戏班里的叔叔大爷们就叫我上台，记得有一出戏叫《佛门点元》，里面有个小片断，是让小童子给一个老爷爷捋捋胡子，这个小童子，就由我来演。每逢演到这里，台底下的观众还要往台上扔钱呢！苦一点的地方，母亲就一个人去了，把我留在舅妈的家里。我舍不得离开母亲，母亲也舍不得丢下我，可是又不能不去，她临去演戏前，总要想法挤出点钱，买点鸡蛋，托舅妈每天给我煮两个吃。我小时候身体不好，有时，一家人省吃俭用，全家吃窝头，单给我做点片汤喝。这些，在我的头脑里，都留有很深的印象。
我要唱戏
在我落生的时候，我母亲就没有打算让我像她一样当演员，因为，她自己当时也不愿再唱戏了。到我六岁时，虽然家庭生活据紧，但母亲还是张罗着要我上小学。
我没能正经上过学，只是断断续续地念过点私塾，还上过“平民”小学。
所谓“平民”小学是那时为穷人筹办的义学，不用交学费。那些体面人家的孩子下了学，我们这些趴在窗户外面的穷孩子才能进课堂上课。
我上学挺知道用功的。我比较好静，爱画点画，唱个歌。我有一个表哥，是我舅妈的孩子，和我同岁，但性格同我截然相反。他同我一起上“平民”小学。他生性好动，专门好搭个小炉灶，弄个小锅、小铲，学着做饭、做菜玩。后来，我们两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我当了演员，他向“勤行”的师傅学过艺，学得一手做饭菜的好本事，以后就在我家里当了大厨师。他这个大厨师可不同一般的厨师，他在我家里，做什么饭菜都可以自专自主，旁人不得干预，但做的饭菜又十分合全家人的口味，这大概就是他得以自专自主的有力资本吧！
我常常同他开玩笑，管他叫“霸王厨师”，他也便以霸王自诩。我的小孩子们若是做错了事，他常常要严厉地加以斥责、教训。直到现在，我还是十分怀念我们家的这个“霸王厨师”的。
在“平民”小学，我也有自己的课外体育活动——踢足球。我们的足球场是胡同里的一段较开阔的地方。足球大门是用衣服、书包堆起来的，放在两端，两端的空间就是球门。我年纪小，身体弱，所以在足球队里，当不了一名正式的成员。我常常站在球门的后边，看着大同学们踢球。记得经常守门的大同学是现在在中医医院工作的中医专家关幼波先生。他喜欢守大门，我在后面帮他捡球，捡起球来，我就踢一脚给他，自己也就过了球瘾。
在外祖母家生活不久，我的舅舅就去世了。从此，家里一共七口人的生活重担就落在了母亲一个人的身上。生活的困苦迫使我中断了“平民”小学的学习生活。在我母亲外出演戏时，我常常一个人在街上转。我看到母亲因为日夜操劳，面容越来越瘦损，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的脑子里，过早地考虑着一件事——如何谋生？
我常常趴在一些店铺、作坊的窗口前，看着里面的大人干活。店铺的师傅见我老在外头转，就叫我进去，教我手艺。我学会了在药铺里搓蜡丸儿、做避瘟散。在油漆铺里跟师傅学漆画。我还在一个皮件厂里当过小学徒，睡过像天津“三条石”那样的小阁楼。小阁楼是工作间，又是睡觉的地方，根本没有床，到晚上，临时用木板搭起一张床来睡。冬天，睡在木板上，也没有炉火，被窝像铁一样凉，两只脚都冻木了。好心的大师哥找了个大酱油瓶子，里面灌满了开水，给我放在被窝里暖脚。我品尝了人世间的苦辣咸酸，也感受了穷人互助的温情暖意。
我的文艺生活也很多样。住在崇文门外鞭子巷头条时，胡同口有个小茶馆，我常常趴在小茶馆的方桌前看人家对弈。我就是在那儿学会象棋、围棋的。在那里，我还可以听评书，像《封神演义》、《小五义》、《聊斋》、《施公案》等。那里面有许多奇妙、生动的故事强烈地吸引着我。最过瘾的是唱一段京剧老生的唱腔。我的嗓子痛快，爱走高腔，所以，刘（鸿昇）派的“三斩一碰”是我的“拿手好戏”，像《斩黄袍》里那段“孤王酒醉桃花宫”以及《辕门斩子》里那段“怒恼杨延昭”等唱段，都是经常挂在我嘴边的。我学唱学得快，周围的邻居很夸赞我，母亲见了也挺高兴。我开始想象自己要是能够登台演出，像母亲那样，唱戏挣钱，养家糊口，分担一些母亲的负担，该有多好呀！
母亲还真的动了领我去科班学戏的念头。我十三岁那年冬天，她把我领到当时着名的“富连成”科班。那天晚上，我随母亲走进肉市广和楼的后台。
记得是叶春善先生接待了我们，后台点着汽灯。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大汤锅，里面烧着热水，这是为了给演戏的学员们下台卸妆洗脸用的。叶春善先生同母亲寒暄了一阵，问了问我的年纪，听我唱了几句老生的唱腔。这以后，母亲和叶春善先生说话，我就没注意听，而是专心注视着那些出出进进的同我年纪相仿的学员们，一心想的就是将来能够同他们一样登台演戏。没想到从那以后，母亲就再不提上科班学戏的事了。后来才知道，母亲是心疼我，她知道科班“打戏”的规矩，学员稍有越轨之处，就要“打通堂”，株连无辜，还得立下“走失逃亡，打死勿论”的字据。在广和楼，母亲又看到那些小学员一个个面黄肌瘦，穿着小棉袄，共同用一个大汤锅的水洗脸，脸也洗不干净，挺心疼。
想到我身体底子差，就不忍心叫我去受那份儿罪，考虑再三，决计不让我去“富连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