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间盛草的屋子，只三面有墙，正面的墙不到一人高，上面不接房檐，中间留个豁口，那就是门，我们老家所说的明棚子就是这样。一头堆的是谷草，一头堆的是麦秸。妈妈找个空地铺了一层厚厚的麦秸，安顿爸爸、弟弟和我坐下来休息。爸爸不住地唉声叹气，弟弟和我闹着要吃东西。妈妈身上还有点零钱，去买了两碗汤面条。她把又酸又辣的一碗递给爸爸，爸爸把汤喝光，面条只吃了几口就吃不下了。另一碗是我和弟弟分吃了的。我和弟弟还想吃爸爸剩下的那半碗，爸爸说：“辣！叫你妈吃了吧。”他怜惜我妈还奶着个两岁的孩子。
没有灯，盛草的屋子也是不准点灯的。妈妈摸黑抱了几捆谷草把门堵住，然后招呼我和弟弟躺下，其实，那不过是搂着我和弟弟躺在麦秸上，因为那条破被子给爸爸盖上了。这时候我才想起三姑给我的黄带子，便黑瞎摸解下来交给妈妈。弟弟听说是条黄带子，闹着非要不可。妈妈嫌他不好好睡觉，气得用黄带子往他头上一摔，“给！”弟弟“哇”地一声哭了，怎么哄都哄不下，摸着脑袋直嚷：“疼！疼！”妈妈用手一摸，吃惊地说：“哟！起了个疙瘩，这是咋啦？”她仔细地把黄带子摸来摸去，再次惊叫：“也不知他三姑在里边缝了个啥。”手一扬，把黄带子扔给了爸爸。爸爸摸了不大一会儿，惊喜地说：“准是一块银元！一块银元！”妈妈拍拍弟弟说：“快睡吧，好乖乖，明天给你买两块梨膏糖——谢天谢地，好歹是真的吧！”
第二天大清早起来，妈妈把黄带子拆开。“真是一块银元！”她高兴得流下了热泪。
爸爸手托银元，激动地说：“三姐多少血汗，才换得这七钱二分啊！她知道当面交给我，我不会收，她……”他声音发抖，说不下去了。
隔了一天，爸爸精神好多了。妈妈和爸爸商量以后，她决定去找姥姥。
姥姥会接生，人缘好，家住偃师县木阁沟，在荥阳城西一百多里。妈妈叮咛我说：“我去借个盘缠，不几天就回来。你要小心侍候爸爸，看好弟弟。”我不愿妈妈走，妈妈说：“不去也行，那就得卖个孩子。你说说，是卖你，还是卖弟弟？”
我本来是个屁事不懂的孩子，可不知怎的，妈妈一走，我仿佛一下子长了好几岁，脑袋瓜儿开窍了。一日三餐，我都买三碗汤面条，爸爸两碗，弟弟一碗，我自己只吃一个窝窝头。爸爸心里不忍，常常剩下半碗给我，我也拿定主意不吃，爸爸有病呀！爸爸心里高兴，好得更快了。他不断地夸奖我，说我是“小小的当家的”。他越夸我，我越来劲，可就是肚子不争气，熬不到点，就咕咕乱叫。一天，无意中看见几个乞儿围着饭摊要东西吃，我心里一动，不学自会。后来，我在水缸旁边发现一撮豆皮，那是淘豆芽菜淘出来的，立即收到碗里，拿水冲冲吃了。打这以后，我就把豆皮加到要来的残汤剩饭里，吃起来有滋有味，又挡饥又解馋。
第六天，早晨起来，爸爸清了清嗓子说：“妙玲，我浑身怪轻松的，好了。
你不是要跟我学戏吗？来，我这就教你几句。”真不容易啊！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高兴得几乎流出了眼泪。爸爸教我的是《洪月娥背刀》的头四句，他刚把最后一字收住，我脱口而出：“我早就会了！”并得意地唱了一遍。爸爸把眼一瞪，说：“少板没眼，胡溜八扯，还逞能！今天是头一回，我饶了你，以后再不用心学，我可要打。”话到这里，妈妈回来了。她带回了九块大洋，全都是姥姥向四邻八家借来的。我高兴得欢蹦乱跳，哪里会想到姥姥为了还这笔账，竟作了两年多的难，耗去了两年的血汗啊！
四句戏学了一个多月
爸爸从前在密县演戏，结识了一个朋友，名叫张本。他在火石岗煤窑上当个小小的办事员，为人老实、热情，是个戏迷。爸爸称他为“大哥”，他管我爸爸叫“老弟”，我自然也就叫他“大伯”了。我们到火石岗的当天下午，大伯带领我们来到一个矿工家里，安排我们住在一间放杂物的屋子里。这个矿工名叫李戊己，同我爸爸一见面就熟了，很对脾气。他上没老下没小，光棍一条。他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那是一个下雨天，没法上工，两个人闲聊天，爸爸得知他的老母、妻子半年前相继去世，对他说了几句宽心话，表示慰问，他却慨然说道：“死了也好，省得在世上受罪。”
爸爸的工作名义上是卖煤，说穿了不过是给运煤大车装煤。早晨先去大伯那里领签，领多少签就等于赊了多少筐煤，等运煤大车来了，替买主把车装满，多收几个钱归自己，实际上就是装车费。这是个出力活，一个人干不了。
和爸爸合伙的那个人叫老六。这些小煤窑都是私营，窑主们只知道用野蛮的手段进行剥削，对矿工们的生活毫不关心，连砸死人都不管，他们的心真是比煤炭还黑。
我们的生活总算暂时安定下来了。一天晚上，爸爸跟妈妈说：“妙玲娘，从明天起，我要开始教孩子学戏了。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咱先说好，我管孩子管得再严，你也不能护短。”妈妈说：“妙玲，爸爸累死累活，还要教你学戏，你可要操心学，千万不要惹爸爸生气呀！”
爸爸仍然从《洪月娥背刀》的头四句戏教起。他一字一腔地哼，我一字一腔地学。头一句八个字，整整学了四天，还是唱不准，我急得心里冒火。爸爸说：“你平素胡溜八扯惯了，改过来就是不容易。你的嗓子不算赖，一开始学戏要规规矩矩地学，踏踏实实地练，越急越上火，反而误事。”说起来真是吓人，这四句戏我竟学了一个多月。
“戏是苦虫，不打不成”
爸爸不仅教我唱腔，还教我练武功。他懂得要领却没有这方面的功夫，不会给我作示范，只知道逼着我死练。我自小是个出名的顽皮鬼，蝎子粘墙、打马车轱辘、窝软腰，都是拿手戏，原以为戏台上那几手难不倒我，万万没有料到后来竟吃了那么大的苦头，真是做梦也不曾想到的。
爸爸教我的第一项功是踢腿。他让我双手叉腰，两腿绷直，挺胸直腰。
两条腿轮着往上踢，脚尖勾鼻尖。开始一次踢六十腿，以后逐天增加。一百、二百，一直增加到一次踢五百腿。一口气踢下来总是大汗淋漓，腰酸腿疼。
爸爸见我稍有偷懒，轻则罚我重踢，重则一顿痛打。一天爸爸见我的腿都踢肿了，鼓励我说：“咬住牙练下去吧，孩子！等到把肿踢消，真功夫就出来了。”
晚上，妈妈用指甲草棵子熬的水给我洗腿，说那可以活血消肿。有一回，我咬住牙踢了四百七十七下，腿一软，一屁股坐在地上，拿拳头在大腿上轻轻地捶，嘴里说：“可练够了。”冷不防爸爸用皮鞭在我身后猛抽，愤怒地说：“我叫你说瞎话！明明少踢二十三下，为啥硬说练够了？”妈妈不忍心，婉言劝了几句，爸爸板着脸说：“你少管闲事！‘戏是苦虫，不打不成。’一个女孩儿家要是只会在戏台上打旗，还不如送童养媳呢！”妈妈争辩说：“你教她唱妥了，何必在武功上叫孩子吃这么多苦呢！”爸爸说：“你看看我吧，倒仓以后，就吃了不会武功的亏。想找碗饭吃，有多么难！”顿时，唱戏的在戏台欢蹦乱跳的形象，童养媳挨打受气的苦楚，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身上的疼痛早已无影无踪了。
每天，鸡叫头遍，妈妈就喊我起床，先喊腔，后练功。练呀，练呀，我的腿终于消肿了。心里一美，我自动给自己加码，慢慢地，能踢到六百腿。爸爸高兴了，他说：“妙玲，有出息！以后早晨我要去干活了，你自己好好喊腔，练功，千万不要自己哄自己，我多挣几个钱咱也宽绰些。”
爸爸和老六的早午两顿饭，都是我给送的。一根竹扁担，一端系个竹篮，装的馍和菜；一端系个瓦罐，盛的小米汤。起初，不习惯，再加上心里紧张，怕把汤菜洒了，走起路来东扭西歪，前俯后仰，越想稳当越不稳当。不知从哪天起，我居然可以迈着小碎步，甩动小胳膊，扁担颤悠悠，哼着梆子腔，一路逍遥自在，不知不觉就送到了。晚上，爸爸在屋前的空地上给我说戏，然后，教我练功。
除了送饭，我还要拾煤。煤场周围，车道两旁，到处都是散落的煤块。这里，人来车往，煤灰飘扬，弄得不分男女老少，全都满脸乌黑，一个赛一个。一次，我一边唱戏，一边拾煤，听见有人说：“你是猪八戒还是新媳妇？”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大伯，也禁不住笑了。
嘴上没毛的吕洞宾
有时戏班来煤窑上演戏，爸爸就不去装煤了。他领我到后台同熟人打个招呼，然后给我找个地方看演出，并随时对我加以指点。旧社会的戏班有个陋习，正本戏之前总要安排一个“头场”，就是一个人出场，唱一板戏，坐在那里就不动了，直熬到观众差不多到齐，起来再唱几句下场，接着才开正戏。一次爸爸跟掌班的商量了一下，叫我穿头场，唱的是《吕洞宾戏牡丹》。我背朝外站在舞台上，头一句“吕洞宾在洞中摆开酒宴”刚唱完，不知怎的，髯口滑上去了；急忙中用手往下一拽，偏偏又滑到了嘴下面。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干脆把髯口一摘，放在桌子上，转过身接着唱下去。台上台下看见一个嘴上没毛的吕洞宾，全都笑得不亦乐乎。待我下场回到后台，爸爸满脸怒气，掂着髯口教训我：“这胡子是长在脸上的，怎么能随便摘下来呢？”我压根儿不知道闹了大笑话，眼皮子一翻说：“这胡子明明是挂在耳朵上的，怎么就是长……”话没说完，爸爸挥手又给了我一巴掌。掌班的跑过来把我拉到怀里，反问爸爸说：“带上胡子就是老头，梳个辫子就是闺女，演啥要像啥，这些你都给孩子说过没有？”爸爸没话可说，顿时气就消了。掌班的说：“老弟，这孩子的嗓子不错，应该叫她见见世面。”
就在这天晚上，我们正准备睡觉，忽然从远方传来阵阵枪声，还夹杂着沉闷的土炮声，吓得我们一夜不敢合眼。天快亮的时候，路上有了行人，才打听出西南方向一个财主寨子被“刀客”围上了，双方展开了激战。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刀客”这个词儿，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攻打寨子，便急不可耐地去问爸爸。妈妈在一旁插嘴说：“玩刀玩枪的坏人呗，专抢别人的东西！”我登时心里一缩，微微打了一个冷战。晚上，爸爸也没心给我说戏了，妈妈还一个劲地唠叨着“跑反”，冷不防进来一个中年汉子，说是走路走得渴了，求我们给碗凉水。他“大哥”“大嫂”不离口，说话可和气啦。一听妈妈说要“跑反”，他哈哈一笑说：“你们穷得叮当响，跑啥反哪。”临走时，他留下了三块银元和一副银镯子，说：“这么慌乱，运煤大车也许不会来了，你们拿这个做个小买卖吧。”
他走了以后，妈妈战战兢兢地跟爸爸说：“准是个刀客。你看见没有？头上有血，毛巾都染红了。”爸爸“嗯”了一声，大约是表示同意了吧。我心里却不免有个疑问：刀客不是专抢别人东西的坏人吗？怎么对我们这么好呢？真是越想越糊涂呀！
拜京剧老师学武功
一跑“刀客”，窑主全溜了。
煤窑上冷冷清清，全体煤黑子都失业了。那时候不说失业，只说“卖不出去了”，或者说“又没人要了”。失业白失业，就像一块煤石丢弃在路旁，平常得很。没奈何，爸爸只好在路旁摆了个茶摊，我就在旁边练唱、练功。一天，几个打尖的扔给我几个钱，我不高兴地把嘴一撇说：“俺又不是耍猴的。”
那时候，太乙班在郑州很吃香，掌班的周海水跟我爸爸是老相识。周海水是豫西的名须生，戏路很宽，会戏很多。爸爸有意让我拜周海水为师，于1933年初领着我到了郑州。周海水正准备冲出郑州，到开封闯一闯，一听说我刚学了《阴阳河担水》、《洪月蛾背刀》、《吕洞宾戏牡丹》三出戏，他迟疑了一会儿说：“让孩子先打两天炮吧。”两天过后，他跟我爸爸说：“开封是祥府调、豫东调的天下，咱们豫西调去了，会不会打响呢？想起来真有点提心吊胆。”
他又对我微微一笑说：“妞妞嗓音洪亮，底气也足，是块材料。不过她功底差，会的戏太少，要是叫她跟我去开封，我可没空在她身上多下工夫，怕把孩子耽误了。”投师不成，我们只好又回密县。
回密县不久，爸爸带着我加入了“平燕”科班。他还是在班里干些零碎活；我一边学戏，有时候也扮个小角色。我和豫剧名演员赵锡铭就是在平燕班认识的。他比我大几岁，学习非常刻苦，手脚勤快。他进平燕班的经过是富于戏剧性的，在戏班里传为美谈，在方圆左近却是一个笑话。原来赵锡铭七岁当了放羊娃，因为受不了地主的虐待，没过一年就偷偷跑到平燕班要求学艺。他大哥嫌唱戏丢人，听说后硬把他捉回家。他学戏的心不死，不久第二次跑到平燕班。他大哥第二次又来捉他。他奋力挣脱，撒腿就跑；大哥高声喊叫，紧追不舍。刚跑出几箭路，不料想眼前是一条一丈多深的沟。赵锡铭不顾一切纵身往下一跳，摔了个半死。他大哥抱着他哭了一场，擦擦眼泪，说了声“兄弟，大哥对不起你”，呜呜咽咽低着头走了。我听了这段传说，很有感触：穷人家的孩子学戏，真是各有各的辛酸遭遇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