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玉兰（1921-），浙江富阳人。着名越剧表演艺术家，为越剧小生“徐派”的创始人。以扮演《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西厢记》中的张生、《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梁山伯着称。
在我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舞台生涯中，在我所扮演的一百几十个角色里，我最有感情最难忘的是贾宝玉，观众最入迷、最喜欢，反应最强烈的，也是贾宝玉。
据说越剧《红楼梦》电影拷贝发行量和观众人次之多，均超过我国放映的任何一部故事片。贾宝玉之所以有偌大魅力，当然首先归功于伟大的文学大师曹雪芹。是他集天下知识之大成，创作了这部不朽之作，为我们的戏曲再创造提供了一个取之不尽的大仓库；是他塑造的贾宝玉，深深地感动了我，征服了我，我才能塑造出足以打动观众的舞台形象。
当然，我对《红楼梦》这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辉煌巨着，无甚研究。但是，为了把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化为我艺术生命的血肉，我也经历过艰难的探索，付出过汗水和心血。
前不久，周汝昌教授在纽约谈红学，他对《红楼梦》所作的高度评价，以及对主要人物贾宝玉的精辟分析，都说到了我的心里。《红楼梦》确实堪称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三大高峰之一，足以与远古的甲骨文、中古的敦煌壁画相提并论。
我也赞同周教授对贾宝玉的人物分析，贾宝玉的最大特点是无私无畏、轻己重人。他一生不知自私自利为何物，只知关心人、体贴人、爱护人、尊重人。为了解脱别人的痛苦与不幸，哪怕是丫环、小厮，他也宁肯化作烟尘，变为灰烬。可是，这样一位无私无畏、舍己为人的英雄，却被贾府上上下下看成是一个傻瓜、怪物和疯子，这真是彻头彻尾、不折不扣的民族悲剧。
在此，我愿向广大读者说说我演贾宝玉的一点体会。
我演贾宝玉，经历过一个孕育到成型的过程。也就是说，我对贾宝玉这个角色，是从不熟悉、不了解到慢慢熟悉、了解并成为“知交”、“深交”的。
记得我第一次扮演贾宝玉，是30年代在科班东安舞台学艺时的事，演的是折子戏《宝玉夜探》，台上只有一桌两椅，伴奏也只不过一把二胡、一副鼓板，加上几件打击乐器。当时学演贾宝玉，完全是根据老师口述，死记硬背的，不但弄不清全剧故事和人物关系，连唱词是啥意思也不甚了了，只是在舞台上鹦鹉学舌。
1947年，我又一次扮演贾宝玉。这时我已经有了一定的舞台经验，也知道贾宝玉同其他公子哥儿、文人雅士有所区别，但由于对角色的认识仅仅限于剧作者提供的内容，理解难免肤浅、片面；加上当时老板只图赚钱，经常要我们一天赶四班，上午唱电台，下午晚上日夜两场演出，夜戏散场后还要排新戏，整天疲于奔命，连认真体会剧作者意图的时间都没有，更不要说阅读、研究曹雪芹的原着了。所以，40年代末期我演贾宝玉，还属于幼儿学步阶段，只是一个艺术形象的雏形。
1955年，徐进同志编写的《红楼梦》剧本初稿完成，领导上认为我的戏路子适于扮演贾宝玉，分配我担任这个角色。这时，我已经过三期地方戏剧研究班的进修学习，逐步懂得，演员要创造好角色，照葫芦画瓢不行，光凭舞台经验也不行，必须同时对剧本进行深入钻研，同自己扮演的角色结下“深交”，熟悉他、接近他、理解他，努力把我变成“他”。所以，接到扮演贾宝玉的任务，我为领导对我的信任而十分高兴，同时决心用新的表演理论作指导，缩短舞台表演与原作之间的距离。不过当时我也想到过困难，其一是在此之前，享有盛名的尹桂芳大姐，锡剧演员姚澄和其他剧种的不少知名演员，都演过贾宝玉，而且都演得各有特色，获得观众好评。我在他们之后再演贾宝玉，容易雷同，缺乏新鲜感。困难之二是这个角色难度高。有些同志认为，《红楼梦》是古典名着，影响大，宝玉和黛玉各有自己的形象，观众十分熟悉，要演得使观众都接受，实在很不容易，劝我不要排这个戏。因之曾有点胆怯，但想到艺术创造应当知难而上，想到人应该有点志气，想到有志者事竟成，我的勇气就大了。我决心博采众长，刻苦再创造，一定要根据我的理解，闯出一条新的路子，塑造一个具有自己独特风格并且为广大观众所接受的贾宝玉形象。
当时，为了演好“痴公子”贾宝玉，我自己也真有点近乎痴了。1955年，我利用随团坐火车去苏联、民主德国访问演出的长达半个月的旅途时间，把车厢当作书房，埋头攻读《红楼梦》原作。1960年赴香港演出，途经广州演《追鱼》，由于“抢背”不慎，锁骨骨折，住院治疗。我一只手拿着砖头，进行功能锻炼，另一只手捧着《红楼梦》细细攻读。另外，我们登门求教红学专家，请王昆仑先生作辅导报告，又翻阅了大量有关红学的资料，包括《红楼梦》的人物插图，无锡泥人中的有关人物造型，面人赵阔明捏的《读西厢》，北京“泥人张”的《史湘云画画》泥塑，还有观众寄来的香烟盒上的《红楼梦》人物画片等等，都成了我思考、琢磨活生生的贾宝玉形象的可贵借鉴资料。这样，贾宝玉生活中所接触的风俗习惯，以及他周围一些人物的音容笑貌、兴趣爱好、性格特征等等，也都开始在我脑子里渐渐清晰起来。于是，我心目中的这个艺术形象好比雏鸟慢慢长出了丰满的羽毛，可以展翅飞翔了。
我是怎样理解、掌握并在舞台上表现贾宝玉的思想性格的呢？我觉得有两条很重要。一是要正确认识他所生活的特定社会环境，二是要掌握好他基本性格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性。
贾宝玉出生在锦衣玉食的豪门权贵之家，姐姐元春是贵妃，父亲是荣国府的最高权威，他本人不但是王夫人仅存的独生子，而且生下来就口衔“通灵宝玉”，被封建家族的“太上皇”贾母看作心肝宝贝、命根子。像这样的家庭宠儿、天之骄子，势必具有骄纵、任性等浓重的贵族公子习气。但是，贾宝玉又与一般贵族公子有明显不同。由于他从小长期生活在丫环使女、奴仆下人中间，受他们纯洁品质的感染熏陶，使他比一般人更长久地保持着一种单纯、天真无邪的心理状态，由于他对这些人的了解和同情，又使他产生了朦胧的民主、平等思想。在他心目中，小厮、丫环、戏子都和自己一样是人，没有什么上下尊卑之分；同时，贾府的许多肮脏和罪恶，又使宝玉逐渐看穿了一些官场人物的丑恶面目，这些人表面上道貌岸然，骨子里尔虞我诈、为非作歹，从而养成了他鄙视八股功名，讨厌与“禄蠹”、“国贼”为伍的叛逆性格。
对本阶级的不满、厌弃和对被压迫奴役者的接近、同情，构成了贾宝玉思想性格的闪光点。正是这些决定了他独特的是非观念和处世态度。譬如宝玉不爱读八股文章而爱偷看《西厢记》，不愿会见专门谈论仕途经济的官府老爷，却爱与丫环戏子亲密来往；他疏远表面温顺、内藏心机的袭人，亲近倔强正直、富有反抗精神的晴雯；他不爱稳重端庄，动辄劝自己“上进”的宝钗，却偏偏钟爱孤傲乖僻、多愁多病的林妹妹……由此可见，贾宝玉的爱憎亲疏，无不出自由他的基本性格决定的处世哲学。所以，越剧电影《红楼梦》的导演岑范同志曾经说，宝玉与黛玉的相爱，绝非一般的才子爱佳人。我非常赞同这个见解。我认为宝黛的爱情，是建筑在共同背叛本阶级的基础上，有其深刻的思想社会内容的。
另外，由于我们戏里的贾宝玉，开场时还是十三四岁的孩子，到“哭灵出走”时，已是成年男子，其中时间跨度大。因此，演员的表演一定要掌握好他的基本性格和处世哲学，有一个从萌发到成熟，从雏形到定型，从形成到强化的发展过程，把握好不同阶段的层次感。
譬如为了演好幼年时期的贾宝玉，我一方面从文字和图片资料中寻找借鉴，另一方面从生活积累中挖掘创作素材。记得小时候每当祭祖祈神时，我总看见有个地主的小少爷头戴瓜皮小帽，身穿长袍马褂，跟随他父亲三跪九叩，彬彬有礼；可一转身，他又马上同其他小孩子嬉笑打闹起来。我想，地主家小孩这种孩提性格和成人举止的矛盾统一，在过惯钟鸣鼎食生活的公子哥儿贾宝玉身上，一定也会有类似的表现。于是，我为贾宝玉的第一次出场设计了一系列表演细节：我设想他参拜游览寺庙后，兴冲冲地回家，手里舞弄着一串佛珠，又蹦又跳地穿过大厅后面长窗外的走廊，天真活泼地出场亮相；可一见贾母、王夫人，马上变得循规蹈矩，端端正正下跪请安；当他看到黛玉的两条眉毛生得与众不同，又禁不住细细端详，指指点点，表现出孩子率直、好奇的天性，同时还眉飞色舞地说古道今，引经据典，大发议论，显示出不同于一般孩子的腼腆忌生；当听说黛玉无玉，于是“莽”劲立即发作，摔掉自己胸前“宝玉”。这些举止表情，既初步揭示了他个性的某些侧面，又表现了他风华少年时期的童性特征。包括以后在“识金锁”中，他与薛宝钗先是彬彬有礼叙话，突然一转身又闹着要吃宝姐姐的“冷香丸”；“读西厢”中，他一面用张生的台词挑逗黛玉，显示出情窦初开；紧接着又装作癞头鼋的可笑模样，透露出一身稚气。这些看来相互矛盾其实又相互统一的表演细节，都是为了真实地揭示幼年宝玉既有诗礼才情，又不失孩子天性的丰富性格。
在表现宝玉和其他人物的关系上，我也紧紧抓住他对人对事认识的不断深化，在表演中细致刻划他思想感情的变化，从而反映他的基本性格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