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1254年—1322年），字子昂，号松雪，又号欧波、水晶宫道人，元湖州（今属浙江）人。宋室秦王赵德芳之后。入元，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元代著名书画家和藏书家，著有《松雪斋文集》10卷，《外集》1卷。
赵孟頫平生勤于抄书，他所书的《道德经》，见于各家集帖，收藏家题跋者，已有10多本。赵孟頫喜聚书，法书、古籍、名画极富，有不少藏书一直流传到现代。最著名的有宋刻本《汉书》、《后汉书》，一直为明清藏书家称绝。他一生藏书，对书籍非常爱护和珍重，有许多爱书名言和告诫子孙慎爱藏书名言流传于世。陈继儒《读书十六观》引录赵孟頫的其中一段书跋是：“聚书藏书，良非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静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掩。后之得吾书者，并奉赠此法。”从中可见这位藏书家爱书之情多么深厚。
赵孟頫是书法大家，善篆、隶、真、行、草各体，尤以楷、行书著称，其楷书结体宽博沉稳，运笔酣畅圆润，称为赵松雪体，影响所及，成为有元一代刻书的通用字体。
袁桷（1266年—1327年），字伯长，号清容居士，又号见一居士，元庆元路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出身南宋官僚世家，曾先后拜戴表元、王应麟为师，熟悉前代典故，长于考据之学。成宗大德初，被推荐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是元代最著名的文臣之一。在翰林院任职时，朝廷制册、勋臣碑铭，都出自他的手笔。一生著述极为丰富，著有《五朝实录》、《仁宗实录》、《读书记》、《四明高僧传》、《延祐四明志》、《四明高僧诗》、《清容居士集》等。
袁桷藏书源自家藏。他的曾祖袁韶就喜藏书，至其祖父袁似道已聚书数万卷，经过几代的经营，到袁桷时袁氏已成为浙东最大的藏书家，并编有新旧两书目。袁桷死后，几代辛勤所聚藏书或被其子孙转卖，或被奴仆毁坏，散佚过半。
陆友（1290年—1338年），字友仁，号研北生，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出身于商贾之家，从小刻苦攻读，善诗文，为日后成为著名文人打下良好基础。曾得奎章阁鉴书博士柯九思、侍书学士虞集的赏识，将其推荐给文宗，后因故未被任用。于是陆友放弃仕途回到家乡，专心于治学，辟斗室，名志雅斋，一榻萧然，惟书环堵，以藏书、著述为最大乐事。著有《砚史》、《墨史》、《印史》、《研北杂志》、《吴中杂记》、《杞菊轩稿》等。
关于陆友的藏书，据元末黄溍作《陆氏藏书目录序》中说：陆友的藏书非常丰富，上自经史传记，下至权谋、数学、农书、小说及佛经、百家、众技之文，无所不有。这反映出陆友读书兴趣广泛，他还为自已的藏书编了目录。
孙道明（1296年—1376年），字明叔，元末松江华亭（今上海）人。生活贫困，一生隐居在乡间，苦读书勤积学，建草堂三间，取西晋孙康笃志于学，映雪苦读之意，起名为“映雪斋”，专门用来藏书、抄书、校书。家贫无书，每借人书，且读且抄，日积月累，仅手抄本就达数千卷。他抄书都是用齐整的小楷字书写，甚至引来好事者重金收购。孙道明晚年藏书万卷，其中秘本都是他亲自手抄而来。据说，80岁高龄的孙道明仍在辛勤地抄书，可见其藏书万卷是多么不易。孙道明死后，他的藏书多散佚，其中部分手抄本流入藏书家家藏。在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钱曾《读书敏求记》、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杨绍和《楹书隅录》中都收录了有孙道明题跋书识的抄本。
元代统治者用武力得到国家政权后，逐渐加强文化建设。元代的最高统治阶级是蒙古贵族，所以在民间藏书方面不再是汉族知识阶层的专利，也涌现出许多少数民族藏书家。
耶律楚材（1190年—1244年），字晋卿，契丹族耶律倍的八世孙，耶律履之子。3岁时父亡，其母遵其父遗嘱，携楚材并家中藏书离京返回故里，在闾山当年耶律倍读书堂遗址的东临建木瓦青砖小屋，亲自教耶律楚材读书识字。14年后，耶律楚材赴京廷试中甲，金章宗时任开州同知，被成吉思汗召用，为元政权建制规划，主张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位至中书令。耶律楚材博览群书，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传》载，其死后只留下古今书画、金石、遗文数千卷。
阔里吉思（？—1298年），蒙古汪古部（今内蒙古大青山以北）人。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子。祖、父尚蒙古皇室公主，阔里吉思本人也先尚裕宗女忽答的迷失公主，后又尚成宗女爱牙失里公主。阔里吉思虽是一位性勇毅，习武事的骁将，但也是一位热心阅读汉文典籍，尤其喜好儒学的著名的少数民族藏书家。经过多年的积累，阔里吉思的藏书已不菲，为此而建万卷堂以储之，他还经常在万卷堂与比较有名望的儒学大家讨论经史，性理、阴阳、术数，没有不精通的。世祖时，宗王也不干发动叛乱，阔里吉思率军平定了叛乱。成宗即位，封他为高唐王，同知泉府院事。大德元年（1297年），出师西北平定叛乱，被俘不屈而死。
廉希宪（1231年—1280年），字善甫，元畏兀儿人，布鲁海牙之子。魁伟善射，且精通儒典，好经史，可谓文武双全。19岁时，因父亲的功劳而被任命为忽必烈府下京兆宣抚使。后随忽必烈渡江攻宋，听说宪宗的死讯后，便极力建议忽必烈北上争夺汉位。忽必烈称帝后，官拜中书平章政事。廉希宪在镇守陕西时，曾买田筑室，购买搜集藏书2万卷，与当时著名学者许衡和杨奂在藏书楼里日夜研讨学问。因精通《孟子》，而被忽必烈称为廉孟子。廉希宪有6个儿子，廉惇最知名。惇等兄弟自幼在其父的藏书楼里读书，后惇继承父业，也以聚书为乐事，为藏书楼增添万卷图书，并把藏书楼取名为“读书岩”。
三、开放的藏书观念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元朝民间藏书家的构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一，出现了少数民族藏书家。元朝入主中原后，改变政策，推行汉法，提倡儒学。统治阶层中的有识之士积极接受汉族文化，重视对图书典籍的收藏。阔里吉思本人是驸马，封高唐王，习晓武事，同时热心儒学，筑万卷堂以藏书，招揽儒士研习经史。廉希宪有拥戴忽必烈即位之功，官中书平章政事，藏书2万卷。应该看到，部分位居高官的少数民族藏书家的收藏，是在攻城略地时劫掠而来。如张柔的藏书是在攻占汴梁时搜罗史馆秘府图书而来，贾辅攻取河朔、河南、淮南诸地，各得书万余卷。这种行为无异强盗之举，但在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客观上使公私所藏免于兵燹，对元代民间藏书恢复发展有积极作用。
其二，民间藏书家中低级官吏和未仕之人的比例有一定上升。元初一度废止科举，知识分子仕进无门，再加上民族歧视严重，汉族官员难以获得升迁，致使大批读书人无意功名，唯以聚书读书自娱。宋代著名文献学家王应麟父子，入元不仕，杜门不出，聚书研经。弋阳陈万里自己绝意仕进，聚书授业，嘱子孙守儒为准，守身为本。这一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原因。
相对于两宋时期民间藏书家分布地区较为广泛的趋势，从地域上看，元代民间藏书家又显得相对集中。有人统计了127位元代藏书家的分布地区，浙江35人，江苏25人，大都18人，以上三地占总人数的六成以上；有明确记载的藏书万卷以上的51人中，浙江13人，大都地区12人，江苏、江西各6人。这也是元代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反映。
在藏书的保管方法与技术方面，元代藏书家注意借鉴前代行之有效的方法，并加以改进。为防止图书潮湿霉变，元代藏书家承继了专门筑楼庋藏的方法，且特别注意将书藏于楼上，楼下则用为家塾或接待宾客之所。这样既利于保护又利于取阅。在藏书楼的选址上，元代藏书家也煞费苦心。陈孚祖孙几代修成万卷楼，四面溪山环拱，下临广池；陈季模于扬子江心的马驼沙筑藏书楼，楼前凿池蓄水，楼后植立万竹。这样安排主要目的是一旦发生火灾，能就地及时得到充足的水源。我们现在见到的有关文献中，少有元代藏书家藏书毁于火灾的资料，与宋代许多大藏书家藏书都烬于火形成强烈的对比，应该归功于以上这些措施。
另外，这一时期还有筑石室藏书的。如生活在宋元之际的著名学者胡三省，一生饱受兵戈侵扰之苦，为避战乱，筑窖藏书。1289年，宁波发生兵乱，他的图书因藏于石室而独完。
元代藏书家编制图书目录不多，见诸记载的只有庄肃《庄氏藏书目》、陆友《陆氏藏书目录》、袁桷《袁氏旧书目》《袁氏新书目》、王恽《王氏藏书目录》、岳自修《岳德敏书目》等寥寥数种，且全部失传，更没有出现像宋代晁公武、陈振孙这样的目录学大家和有影响的目录学著作。
元代藏书家在图书流通利用思想观念上却有新的发展。元代家塾、私塾就学范围有所扩大，同姓本族子弟甚至异姓子弟都有机会入学。这其中便有许多是民间藏书家开办的。衢州开化藏书家刘文瑞，利用自己的藏书开私塾，延名师教子孙，同时允许地方子弟入塾读书。受惠者郑原善、张宗元等人后来皆中进士第。松江藏书家夏士文藏书之所因其中入塾童子早晚诵书，声闻于路而命名为“书声斋”。这大大提高了民间藏书的流通利用效率。
还有不少民间藏书家将自己的藏书直接提供给当地书院、县学、府学，兴办教育这其中最著名者当数冯梦周。冯梦周字士可，河南许昌人，幼失怙。入仕后深感自己早年无书可读之苦，悉力购书，建冯氏书堂，供无力购书者阅读，并制定借阅规则：书任读者随意取阅，读毕归还，损坏者不必赔偿，不还者也不追索。后来他又捐资创建颍昌书院，将自己平日所购若干万卷藏书悉归之书院。张炤将自己万卷藏书送济南府学以资教育，另一藏书家赵秉正也曾将自己藏书的副本分送顺德、怀孟、许三郡学官。虽然这还只是少数人的做法，但表明中国古代藏书观念有了某些公益化的倾向，更有力地促进了元代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