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照顾特工生活方面，徐恩曾曾令特务处在南京郊区板桥购买了一大块荒地，盖了一些简易房子分配给特务们居住，他还鼓励所属人员自盖私人住宅，形成了一片住宅区，称为板桥新村。徐恩曾还把特务们的亲属尽量安排工作，给予照顾。如人事室特务万大镛的妻子及其小姨子则分别在会计室和文书股工作；中共叛徒王维理和妻子张丽芬同在第二处工作；郭乾辉夫妻同在第二处工作等。这样的例子很多。也就是因此，虽然特工们待遇较低，工作苦，但也要捧牢这只饭碗不放。在那动荡的年代里，能够夫妻一起有份工作，实属不易。徐恩曾以此来稳住特务们的心。徐恩曾对组织内大部分特工的家庭生活情形都知道一二，他不时与其二房妻费侠一起去特工们家里坐一坐，问一问有什么困难，承诺尽量解决。这种种方式，使得特工们都认为徐恩曾对自己有“恩”，愿为其卖命。另外，他每年还组织特工们旅游一两次，如1937年6月至7月，特工总部人员就被组织分批轮流到无锡太湖边度假。
但是，徐恩曾绝非是真心善待部下，他为了对特工们进行经济上的控制，各人的工资都由他秘密发放，互不知情，由徐最亲信的会计掌握。中统内部还建立了个“联谊会”，强性规定每个人都要参加，支取月薪时，按比例扣发百分之几的工资作为会费，名为“事业基金”由他掌握使用。1937年春，因为此事曾引起特工们特别是-般低薪人员的不满，徐恩曾为安抚人心，被迫在大会上公开宣布基金数目，并把中统灌云农场的土地分在各人名下，才平息了风波。
徐恩曾对特工们一边“施恩”，让他们服从，甚至要他们崇拜自己，为自己卖命。然而他又对每一个特工都有防范之心，特别是对中共叛徒出身的特务更不放心，在他负责特工总部工作的日子里，至少有三四个秘书为他起草工作计划、保管文件、代写信函以及对外联系，以便保密。他对这些人员经过特别严格的考核之后，证明“忠实可靠”才予任用，并且不断轮换，并要求他们互不通消息，以免泄露秘密。
自从1931年顾顺章案发生后，徐恩曾从中共叛徒处得到了好处，收罗了许多的中共叛徒，如陈庆齐、杜衡、陈建中、胡洪涛、陈文昭、周光亚等人都是此类。但由于徐恩曾对其贴身秘书钱壮飞也是中共潜伏人员之事心有余悸，“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由此再不敢重用中共叛徒，宣称“只用其才，不信其德”。特工总部的科长和副科长之上没一个是中共叛徒，甚至连为徐恩曾的个人升迁有过极大贡献的中共叛徒顾顺章，也是有其钱而无权，只能得到高工资而已。徐恩曾只让他负责一些训练人员、编写教材之类的事。直到1938年中统局成立后，杜衡、陈建中等人才爬上科长的位置。
因此，特工们在徐恩曾的硬软两手钳制下，也是不得不就范。中统在中共内部培植“内线”中统的黄凯是出身于党务调查科的老牌特务，他早在张道藩任主任的时候，就加入了党务调查科，并且与采访股总干事张冲的私人关系很好。徐恩曾入主党务科以后，一直对他很倚重。当时，他在河南开封主持特务工作。
杨登瀛被捕入狱以后，徐恩曾又改派他出任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
黄凯自到上海后，由于中共叛徒提供线索，先后逮捕了中共高干杨匏安、第三党领袖邓演达、托派首领陈独秀等人，又因为轰动一时的“牛兰案”以及虹口公园日军白川大将被炸一案，被外界不明真相的人误以为均是他所为，更戴上了“国际侦探家”和“抗日英雄”的桂冠。
事实上，黄凯并非是靠自己的能力去破案的，至于“牛兰案”则更与黄凯无关。本是顾顺章叛变后招供，由中统联系公共租界英国巡捕房干的，但出于国际影响的考虑，抓获牛兰夫妇的英巡捕房一再强调牛兰案系中统黄凯所为。而1932年4月29日发生在上海虹口公园日军白川大将被炸案，后据日本方面查明，纯系朝鲜抗日志士尹奉吉个人所为，与中统绝无干系。
1932年10月，黄凯回南京参加特工总部高干会议。在会上，黄凯与叶秀峰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叶秀峰指责他在上海一年多，没做什么工作，如再不努力，以后功劳都将由戴笠抢去了。陈立夫、徐恩曾也持同样看法，他们以黄凯“成天抽鸦片、嫖妓女、私生活太坏”为由，要他停职，好好反省。陈立夫建议重新向上海派出特务主持工作。6月，徐恩曾指派史济美前往上海筹备特工总部上海区，11月正式任命他为上海区区长。
史济美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1930年6月进入党务调查科，1931年6月接受顾顺章培训三个月，系统地掌握了顾氏的反共技巧。在他主持特工总部上海区活动时，时间虽不足一年，但成果显着。
史济美到任后，设上海区总部于南市沿马路（今职华路）东侧的一座石库门房子里。同时，他指定许祖卿为副区长，朱秋白任文书兼办情报工作，陈蔚如任会计兼管交通工作，陈中柱为行动股长。
当时，特工总部上海区下辖沪东、沪西、沪中、沪南和浦东五区。次年初，京沪、沪杭两路特别党部特务室把上海吴淞段划归上海区，成为上海区的第六个分区闸北分区。
史济美到上海后，为遮人耳目，先是以马绍武的化名取得了国民党中央党部驻上海特派员的公开身份，用以同上海各方面交往。接着，他又以吕克勤的化名在上海公安局取得了督察员一职，用以掩护秘密身份。
史济美在上海的工作中，首先协调了与上海公安局的关系。为了笼络本属戴笠手下的上海公安局侦缉总队副队长兼特务股股长刘槐，史济美请示徐恩曾同意，按月发给他大笔津贴，作为他协助上海区工作的补助。此后，上海区特务逮捕共产党人便可直接押往小东门东方旅社秘密囚禁。愿意自首的，马上放回作为内线“细胞”，否则送往公安局处理。
其次，他与租界捕房也搞好关系。史济美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公开同捕房西探长和翻译官接触，并代他们向中央申领礼金，以示亲善。至于一般巡捕，则经常同他们吃喝玩乐。因此，他在租界办理案件时，捕房总是协助行动；特务在马路上公开抓人，翻译官也善言加以掩饰。有时，捕房捕到人无证据定案，只要上海区特务弄来伪证，捕房便立即定案，引渡给上海区。
当时，史济美及其继任者徐兆麟、韩达等指使特务们采用下述两种方法对付中共组织及中共人士。
一是采用“三打一”盯梢方法跟踪发现目标。
当时中共人士为了对付特务盯梢，行动极为谨慎，他们走路时常回头察看有无尾巴跟踪。一旦发现有可疑人跟踪，便想方设法摆脱。特别是在去机关或回家的路上，总是多转些弯多跑些路，直到肯定安全后，方才进门。对此，史济美想出了一个“三打一”的盯梢绝招，即先由一人跟踪目标，人多的地方靠近一些，以免失去目标，人稀的地方就离远一点，以免被怀疑；一旦目标进入里弄，第一线特务就只到里弄口，注意目标进弄堂后的动向，然后让第二线特务跟上。这样，一线换二线，二线换三线，很容易使中共人员大意，以为甩掉了眼线。
当然，特务在确定了目标的住址以后，再伪装找人或借口送东西上门进行查证，一旦弄清楚，即招呼守候侦察的特务，一拥而上抓捕。1933年4月，中共江苏省委就是这样被特务破坏的。当时，跟踪的特务已弄清了中共江苏省委的地址在北四川路天潼路口，但因此地行人稀少，守候特务无法隐藏，遂由两名特务以踢足球作掩护，故意将足球抛进三楼一个房间，然后，借口上楼找足球，从而摸清了省委机关的门牌号和内部情况。中共省委机关的人员尚来不及反应，就被捕了。不久，特务们又发现了中共机关和联络点设置警号的秘密：中共地下党一般在窗口挂上帽子、雨伞或在阳台上放置花盆作为警号；一旦遇捕，就借故把帽子、雨伞拿走或将花盆移动、打碎来报警。于是，特务们便注意将这些警号恢复原样，并留下特务继续守候。
1934年10月，特务们根据原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的口供，到继任的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家里将其抓获后，特别注意保留了警号，结果又在他家里抓住了前来汇报工作的程祖怡。程祖怡当时是中共上海秘密电台台长，不仅负责上海中央局与江西苏区的联络，而且兼管国际台的与苏联的联系。他被捕后旋即叛变，供出了其他五名报务员的姓名、住址和全部六部电台的位置，这样一来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电台全部受损。当缴获这些电台设备时，特务们还对中共人员凭手工制造出这样小巧高效的发报机表示惊奇。此后，上海中央局不仅失去了与江西苏区党中央的联系，更失去了经由上海地下电台中转的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二是以绑架、诱捕的方式密捕中共人士。
1933年3月1日，上海区的特务根据内线“细胞”所供情报，秘密绑架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王云程。王云程是王明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的同学，1931年初，王明主持临时政治局工作时，他接任了江苏省委书记一职。被捕后，他立即供出了中共要人罗登贤的住址。28日，罗登贤与前来拜访的余文化在住所一同被捕，数小时后如约前来的廖承志也被捕。31日，上海第二特区法庭审讯罗登贤等三人时，叛徒王云程作为证人到庭指认了他们的真实身份。
史济美为积极贯彻徐恩曾“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的政策，大力发展“细胞”工作，又将“细胞”分为内线和外线两种。内线“细胞”为混在中共或其他反蒋党派中的耳目。外线“细胞”即指那些活动在一般阶层中，布置在中共或其他党派活动较多的地区组织外围的耳目，其作用在于分裂和瓦解对手，并负有搜集情报、提供线索和密切注意一定范围内的异常情况可疑人物的责任。充当“细胞”的人一般为原中共基层党员，对其中高级党员，则采取抓紧线索、连续侦察的办法，适当时候给予破获。当时，为了调动这些“细胞”的工作积极性，史济美每月还发给他们五到十五元的“生活津贴费”。
1932年12月，即史济美正式就任上海区区长尚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由于内线“细胞”提供情报线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卢福坦被捕。
卢福坦，1891年出生于山东泰安。1926年加入中共，并担任青岛市委书记。“八七”会议后，他因工人出身，在共产国际指示精神下，被推举为中共山东省省委书记，并于次年在党的六大上当选为候补政治局委员。不久调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在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1931年6月下旬，向忠发被捕后，他一度代理总书记职务。是年1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局成立，他成为三名临时常委之一，参加书记处工作。
1932年9月，中共中央根据全国赤色工会的失利情况，决定卢福坦暂停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并责令他在中华全总会议上作检查。
也就在这个时候，卢福坦被内线“细胞”盯上了。这年12月里的一天晚上，他在去往铁路总工会作检查的路上，被中统上海区特务秘密逮捕。
特务们考虑到卢福坦的特殊身份，没有将他立即交给上海公安局，而是带到了东方旅社，秘密进行审讯劝降。
根据史济美的请求，南京特工总部训练科调来特务阴耀华、荆宪生到上海区主持新设的训练股，其任务就是加强特务们对被捕人员进行劝降的技巧和水平。卢福坦被阴耀华劝降成功，表示愿意自首。他很快就供出了全总党团、铁路总工会、江苏省委以及临时中央的秘密。之后，卢福坦成为特工总部的一名特务，先后活动于徐州、南京、南昌等地，带领特务搜捕地下党组织。新中国成立后，隐姓埋名的卢福坦于1951年5月被南京公安机关逮捕，1969年11月被处决。
1934年6月27日，同样由于内线“细胞”的告密，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公共租界马立斯新村中央机关开会时，和与会的同志一同被捕。
1933年9月，特工总部情报科长徐兆麟继任特工总部上海区长。他看到史济美利用“细胞”连破大案，遂专门组织了一个“细胞”工作委员会，由中共叛徒周光亚具体负责，继续发展隐藏在中共组织内部的“细胞”，还专门研究如何培植和培训“细胞”等问题，为进一步打入中共高层创造条件。
如沪西区的徐阿六、闸北区的姚长庚，就是在徐兆麟的帮助下，逐步掌握了区委的大权，从而有机会得到中共江苏省委的情报，为上海区特务进行破坏提供条件。
徐兆麟还进一步完善了特工总部上海区的组织结构。他在区部下面增设了总务股、情报股。同时，他依照各股内部结构及工作性质，制定了分组负责制度，各组增设一名小组长。情报股内则划分成了采访、编审、研究等小组，通过参与邮电检查来获取情报。
1932年6月，特工总部破坏了中共临时中央印刷机关报《红旗日报》的地下印刷厂，负责人陈蔚如被捕。不久，陈蔚如秘密自首，并受史济美之命继续在中共内部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