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上旬，陈蔚如在四马路遇到了沪东区委书记尹某，遂谎称自己被捕后，被国民党拉去当兵，并在军队中建立了几个组织。他还说有封信要请对方代转临时中央，并与尹某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过了两星期，两人再次见面时，陈蔚如便将预先拟好的信交给尹某，随后，陈蔚如便把他引到特务黄柏生所开的成衣店，帮他挑了几件新衣，趁机将他交给黄柏生跟踪。不久，尹某被逮捕。
几天后，临时中央派人跟陈蔚如接上了头，并留下联络暗号，还给了他十元钱生活费。第三天，果然有人到陈蔚如家里来联络。陈遂以谎言敷衍，并借口买点水果招待来人，赶到外面报告了守候在外的史济美，要他派人跟踪。
两天后，上海公安局侦缉总队副队长刘槐和上海市党部“肃反专员”黄永华在法租界西门里25号将此人抓获，并搜走一大箱文件。经审讯，此人是临时中央宣传部长李必刚。
陈蔚如知道此事后，向史济美大发牢骚，说不该这么早动手，本来还可顺藤摸瓜、抓到大鱼的。
1932年9月，陈蔚如又参加了侦察破坏小沙渡路中共沪西区委的活动，逮捕区委干部朱秋白夫妇。
1933年9月，行动股特务倪坚，在英租界四马路和广东路交界处，侦察跟踪上了一名海员工会负责人。倪坚见只有自己一人，就狡猾地与之纠扯，一起被四马路捕房抓去。这时已升任行动股副股长的陈蔚如接到了倪坚的求援电话，赶去保释了倪坚，并引渡了海员工会负责人。
陈蔚如的活动对中共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地下党决定对他进行制裁。这年10月，他被中共特科“红队”击伤，引起了上海区特务们的恐慌。徐兆麟害怕也被“红队”暗杀，匆匆向徐恩曾要求调离上海。1933年底，韩达接手上海区，并将伤愈的陈蔚如提拔为特工总部上海区副区长。
中共“红队”被“细胞”出卖
中共特科“红队”自成立以后，在保卫中共中央、惩办危害组织的叛徒和国民党特务等行动中，屡建奇功，对国民党两派特务组织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也被他们视为最大的对手。当特工总部在沪活动连连得手之时，他们自然也急于破坏“红队”，想根除这个最厉害的对头。
1934年6月，韩达派遣在“红队”内的一名“细胞”出卖了组织，“红队”成员被敌人盯梢，中统特务进而一举破获了中共上海中央局、江苏省委以及刚从中央苏区迁回上海的中华全总等重要机关，抓捕了包括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江苏省委书记赵立人、中华全总党团书记袁孟超三人在内的多名中共高级干部。
中央特科“红队”据此怀疑内部有了敌人暗探，排查之后，他们采取了严厉的镇压行动，在韩达派人重重看护之下，以大无畏的行动消灭了中统的“细胞”。韩达对此十分恼怒，急电南京，要抓捕“红队”。徐恩曾接到韩达的报告后，经请示陈立夫同意，回电韩达，限令十天内侦破此案。
1934年11月底，韩达派亲信陈叔平接替了原由陈中柱主持的行动股，游定一取代了潘哲的中央特派员职务，他自己则亲兼原由周光亚操持的“细胞”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他们派出大量特务，却找不到“红队”的踪迹。
正当特务们一筹莫展之际，沪西分区主任、中共叛徒苏成德向他们报告了一个重大情况，说他在西藏路北泥城桥附近，偶然遇见了已失踪近一个月的“细胞”张阿四。张阿四报告说，10月份后，他被中共调入沪西区委，接着又被区委选拔到“红队”，进入秘密的射击训练班，在北泥城桥东堍的一幢石库门房子的灶披间里，专门学习使用手枪射击。白天训练，晚上就睡在灶披间，绝对禁止外出，所以一直无法跟他们取得联系。这几天，训练班已结束，他被收编进了“红队”做预备队员，故而可以请假外出活动。在此期间，“红队”仅派赵轩一人与他联络，并指导训练。房东只管其食宿，故对“红队”的情况，也不明底细。
于是，苏成德当即决定让张阿四继续潜回“红队”，他则派出特务进行蹲点守候。
韩达听罢苏成德的汇报，当即指示陈蔚如：赶快命令行动股长陈叔平，立即派人到张阿四住处的附近租房住下，昼夜监视。
当天，张阿四住处的附近，突然间多出了一家水果摊。水果摊的对面又增加了一家鞋匠铺。行动股的老牌特务李典伪装成水果摊贩，仇一九伪装成鞋匠铺主，他们与张阿四一起，形成了一条盯梢线。
11月29日，赵轩骑了一辆没有牌照的自行车来找张阿四联络。张阿四借外出到李典的水果摊买水果的机会，用暗语把情况告诉了李典。不久，赵轩骑自行车离开，但他身后已跟了两个骑车的人——李典和仇一九。很快，上海区总部就掌握了赵轩的秘密住所在西藏路大世界娱乐城对面的里弄。又经由赵轩发现了孟华庭的秘密住处，再经由孟华庭又发现了“红队”队长邝惠安的秘密住处，掌握了邝惠安的行踪，得悉新闸路的鸿祥旅馆和北京路的老凤祥银楼是“红队”的秘密联络点。
邝惠安是广东人，1925年“五卅”大罢工时来到上海，并于这年加入共产党。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决定让他参加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并指名由他接任“红队”队长一职。
在距离徐恩曾的最后限期仅差一天的时候，12月5日，韩达下达了缉捕“红队”的命令。游定一迅速与上海公安局侦缉总队副队长刘槐取得联系，作好行动前的一切准备。
6日早晨，上海区行动股长陈叔平亲自赶往西藏路大世界娱乐城附近，指挥逮捕行动。上午9时，特务姜志豪、杨阿才在邝惠安出门时，在租界巡捕的协助下，将邝捕到戈登路巡捕房。同时，“红队”成员孟华庭、赵轩、陈玉明、陈杰明等人均遭到逮捕，亦被押往戈登路巡捕房关押。到下午，其余三十余名“红队”队员也都陆续被捕，与邝惠安等人关押在一起。
韩达、陈蔚如对此收获弹冠相庆，当即给南京特工总部主任徐恩曾拍去电报邀功。但不久，巡捕房方面就传来消息说被捕人一问三不知，且多在街上被捕，身无凶器，无法定案。既不能定罪，又不能引渡。
韩达情急之下，命陈叔平率行动股特务搜查孟华庭、赵轩及陈杰明的家，同时又命行动股特务倪坚带领英、法租界巡捕搜查邝惠安的家。倪坚等人在搜查老凤祥银楼二楼邝惠安家时，有了收获。在一个大衣箱里搜出大小手枪三十二支、子弹两千多发、手榴弹一枚、刺刀一把、钢马甲一件。他们遂将邝惠安之妻一并押送到戈登路巡捕房。可在对女子进行刑讯后，她始终不肯承认与邝惠安的关系，仅承认这些武器是她苏北的一个财主亲戚，因家乡闹土匪，特意采办了存放到租房的。巡捕转而质询邝惠安，他也说根本就不认识她。
巡捕因为关押邝惠安的期限将至，无法定案，他们遂主动找到韩达，协商下一步对策。经韩达请示徐恩曾，徐恩曾与顾建中、濮孟九、王思诚等人紧急磋商后，决定由韩达出面，将邝惠安等三十七人借渡华界一个礼拜，同时急调训练科科长王杰夫、科员阴耀华赶往上海协助劝降。邝惠安等三十七人被特工总部上海区借渡到一个小型看守所里。这个看守所设在上海公安局特务股楼下，是特工总部上海区借用上海公安局的房子私设的，作为拘留但未作最后处理的中共人士之用。
王杰夫、阴耀华一到上海，即指挥上海区训练股股长阎松平对邝惠安等人实施劝降，并不惜采取“车轮战术”，连续三昼夜马不停蹄地进行审问。
直到无法忍受这种残酷的疲劳折磨后，邝惠安等人才承认历次枪杀事件均系他们所为，但却拒不供出细节，并对其他事情只字不提。
一周后，邝惠安等人被送回戈登路巡捕房。在接受审讯时，同样仅承认历次枪杀事件均系他们所为，但拒绝提供细节。捕房遂以“谋杀罪”的罪名，将他们移送上海第二特区法庭进行审判。法庭经草草审讯，即判决引渡给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
邝惠安等人被引渡后，立即遭到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审判，最后判决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为死刑，邝惠安之妻有期徒刑六年、赵轩之妻有期徒刑三年，其他“红队”队员均被判处无期徒刑或三年至十五年的有期徒刑。
面对“红队”队员的英勇不屈，徐恩曾似乎也有所动心，他多次在电话里指示上海区派人到警备司令部继续予以劝降，以为特工总部所利用。最后，徐恩曾本人不惜亲自出马，特地从南京赶到上海，进行劝降。徐恩曾许诺，只要邝惠安吐露真言，表示悔过，他可以保证邝惠安的生命安全和光明前途。但遭到了邝惠安等人的坚拒，邝惠安鄙夷地回答：你们自己的前途都不光明，还能保证给别人光明吗？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
由于徐恩曾心存幻想，警备司令部没有立即对邝惠安等人执行刑讯。这一拖竟是几个月。英租界巡捕房获悉此事后，即向上海方面提出抗议，并要将全部案犯押回重审，由他们执行判决。
在此情况下，徐恩曾因惧怕引起外交纠纷，才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如意算盘，要韩达通知警备司令部按原判决执行。
1935年2月，春节前夕，在漫天的雪花和阵阵的除夕爆竹声中，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走上了刑场。临刑前，邝惠安等人拒绝套上黑纱头套，高声宣布：我们生为理想而战，死为理想之魂，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纵然赴死也要带着光明去死！邝惠安握住同志们的手说：“我等四人从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天起，就随时准备着为理想抛头颅、洒热血！何况，今天天地为我们缟素，世人为我们燃放爆竹送行，如此壮烈地去就义，我等死不足惜，死而无憾！”其大义凛然之气概，使国民党特务们胆战心惊。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在天地间永存！
就在邝惠安等人壮烈牺牲的同时，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又遭到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破坏，三十六名中共高级人士被捕。其中，包括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朱镜我、宣传部下属文委书记阳翰笙和社联党团书记许涤新等人。
不久，原上海中央局军委干部刘仲华于次年3月份宣布成立了“临时中央局”，自任书记，负责全盘工作，并任命贺昌之负责组织工作、蒲化人负责宣传工作、王世英负责军委系统工作、毛齐华负责破坏部工作。在此紧急关头，王世英临危受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党转移疏散了五百多位干部，为中国革命留下了宝贵的火种。
国民党中统系统特工总部，依靠和利用中共叛徒，在上海的破坏工作虽得逞于一时，但归根结底，危机是出自中共内部。这一时期，中共上海地下党由于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与“立三路线”的指导，对内部变节者的防范不得力，应变措施不够，这才导致连连失利。地下党由此吸取了足够的教训，在以后的工作中逐步变得成熟起来。
徐恩曾因在上海的工作成绩，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他自己也由此奠定了在中统内部的统治地位。特工总部成为一支与戴笠系统并立的国民党特务势力。
野火烧不尽革命的火种
中国共产党播撒的革命火种，在白色恐怖下依然在燃烧。
1933年春天，中共临时中央批准上海中央局成立，指导全国白区工作。
王世英被上海中央局安排到中央特科情报科，协助特科负责人潘汉年工作。
王世英，1905年出生于山西洪洞县。1921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1924年考入国民第二军学员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考入黄埔军校四期，1926年参加两次“东征”及省港大罢工，1928年组织皖北暴动。暴动失败后，一直在阎锡山部活动。直到1931年10月到上海，才找到党组织。1931年底他被派往南京建立党的情报关系，因身份暴露，次年2月又返回上海。
特工总部上海区逮捕了左翼文化人潘梓年和丁玲后，直接威胁到潘汉年的安全，潘汉年被迫离开上海，转往中央苏区。在此情况下，上海中央局决定暂由王世英同志代理中央特科情报科的工作。同时，由于原情报科工作人员刘鼎、欧阳新（大汉）等骨干亦已相继转往中央苏区，王世英又找了新的助手张庆炎。
张庆炎是湖北秭归县人，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中共组织，此时受党组织派遣打入公共租界老闸巡捕房，做了一名华籍探员。不久，王世英又增加地下党员刘秉林做助手。
针对当时特工总部上海区利用“细胞”跟踪侦察，大肆搜捕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情况，王世英细心思考，设计了反“细胞”的方法。他规定手下的人员只能单线垂直联系，彼此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无关系的熟人遇见后也不能打招呼。他甚至取消了中央特科原规定的夫妻每周可以见一面的规定。为了便于开展地下工作，他化名老余进行活动。
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邝惠安指挥的“红队”大部分队员被捕后，上海中央局命武胡景负责中央特科的工作，又命王世英重组“红队”以延续革命武装斗争力量。
为了党的革命事业，王世英迅速抽调一批身强力壮、具有经验与技能的地下党员，重新组建了“红队”。他们继承了“红队”的光荣传统与作风，曾成功地在被特务们包围的剧场中，击毙带着特务搜查的叛徒，营救了中央特科负责人武胡景；又曾策划过营救方志敏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