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月中旬，上海中央局的交通员突然给王世英转来正被国民党关押在南昌百花洲监狱中的红十军团长方志敏的一封密信，此前方志敏正率领由红十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转战于浙赣边界。1935年1月，红十军团被七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包围在赣东北的怀玉山，除少部分突出重围外，大部分被击溃，方志敏也在闽浙赣交界处的陇首村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后辗转关押于南昌狱中。方志敏在信中说，经过他的宣传教育，百花洲监狱看守愿意配合他越狱，方志敏建议党组织搞一艘汽艇，带上武装去劫狱。
王世英急忙找到张庆炎共商对策，决定派出四名队员前往南昌营救方志敏。但“红队”尚未来得及组织实施劫狱计划，蒋介石即下令南昌行营于8月6日枪杀了方志敏。9月初，王世英从上海撤离到天津后，他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悉了方志敏遇害的消息，不禁自责“动作太慢，被敌人抢了先”。
7月底，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到大破坏，被搜查的机关达四十处，被捕三十九人。在这种情况下，临时中央局在上海已无法存身，只好决定让尚存的领导人离开上海转移到苏联，并决定由王世英负责的“红队”代理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工作。
这时，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处境已愈加险恶，不仅同中共中央、共产国际均失去了联系，而且活动经费也极度缺乏。王世英代理临时中央局的工作后，为同党中央、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付出了很大努力，但一直未能如愿。临时中央局破坏部部长毛齐华按照负责人刘仲华的指示，于这年夏天重新组装了一部电台，并向中央苏区发出联系讯号，但一直未得到回讯。1936年初，毛齐华辗转抵达瓦窑堡时，曾当面询问周恩来是否接到过上海发出的电台呼号。
周恩来说：“那时我们正在紧张地长征，顾不得这些了。”
虽然处境日益险恶，王世英抱着对党的坚定信仰，仍一如既往地领导上海临时中央局剩余人员坚持斗争，并设法开展工作。
8月26日，王世英接到王明、康生5月3日和5月5日自莫斯科费尽周折转交过来的两封信。其中5月3日的信中指示：“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局的组织。”遵照这个指示，王世英决定结束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工作，将临时中央局的人员转移到天津。同时，为便于联络，他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交通站，由邱吉夫（化名小张）负责，继续保持同南京、浙江、福建、香港等地工作点的联系。
9月起，王世英开始率领上海临时中央局机关向天津转移。月初，他带了一批人去天津，并命张庆炎10月2日带领第二批人赴天津。为此，他给张庆炎预留了一笔路费，并安排张庆炎乘外国邮轮走，还规定了去天津后住的旅馆和接头的地点暗号。10月2日，张庆炎和其他几人化装成商贩，陆续上了一艘外国邮轮。由于风浪大，他们迟了半天到达天津。等张庆炎赶到接头地点时，已不见接头人。第二天他又去接头，正碰上宪兵检查，也没能联系上。
一连十几天，张庆炎跑遍了天津的大街小巷，希望能碰到自己人，但一直未能遂愿。最后带的路费全部花光了，他只好派一位同志返回上海，和邱吉夫联系。
一直等到第十八天，张庆炎从天津劝业场出来，路过一家肉铺时，突然看见王世英和李果毅从那家肉铺店走出来。他不由喜出望外，上前招呼。王世英见到张庆炎，心里也非常高兴。于是，张庆炎跟着王世英夫妇来到一家酒馆。落座以后，他向王世英详细汇报了到达天津以后的情况。到了晚上，王世英来到广达旅社，见到了其他两人，并给他们发了钱。为了防止意外，王世英给三人各自安排了一个住处。
此后，由于从上海转移出来的人员越来越多，经过多方努力，王世英基本上给这些地下党员找到了养家糊口的工作，并让他们利用工作之便发展党的组织。中秋节过后不久，原上海临时中央局破坏部部长毛齐华和聂荣臻的夫人张瑞英也离开上海到了天津。他们住进天津旅馆的翌日，王世英就赶去接待。以后，王世英通过中共华北局的同志，将他们辗转经北平、郑州，安全地送到了西安。此后，毛齐华先后在杨虎城部及张学良的东北军一○六师驻西安办事处进行抗日活动，直到1936年初，才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
不久，上海交通站遭到破坏，邱吉夫被捕。此后，上海仅有原属上海临时中央局宣传部管辖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仍在坚持对敌斗争。
抵达天津后，王世英一直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保持着同白区各省地下党的联系。就在他从上海转移到天津不久，即同中共华北局取得了联系。
中共华北局立即安排他担任情报部部长，但此时的华北局也同中共中央中断了联络。
9月后，王世英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和其他地下党员一道，共同克服困难，艰难地同各方面加强联系，想方设法从各方面取得援助，有组织地转移、疏散了滞留在上海的大批地下党员。据统计，在王世英的领导下保存下来的干部约有五百多人，其中着名的有毛齐华、王学文、南汉宸、刘道衡、陈雷、王超北、刘贯一、金城、杨松青、陈克寒、肖明、张友渔等人。
此后，王世英在国民党西北军和一些地方势力中，广泛结交上层爱国人士，瓦解敌军，团结友军，扩大党的影响，对推动全国的团结抗战起到了积极的配合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副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敌工部长。全国解放后，他先后担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山西省省长、中央监委专职委员、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第二节“安内”中统刺探中共苏区情报失误
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局被中统特务破坏造成很大损失之际，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领导的南方革命根据地斗争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中央红军连续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革命形势迅猛发展。
1931年11月，经过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共领导的中央苏区范围不断扩大，为中国革命奠定了基础。上海党中央决定在江西瑞金苏区中央局驻地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政府。这次会议计划除各苏区根据地代表外，还有来自白区和外国代表参会，预定11月7日至20日举行。
中央电报到达后，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主持会议，制订安排了周密的会议计划和保卫预案。
南京方面在获知这一消息后，蒋介石命令陈立夫派出大量调统局特务潜入江西赣南和闽西苏区刺探会议情报，准备破坏会场，阻止中共建国。
会议的保卫与安全工作由叶剑英负责，除了外线的军事保卫警戒外，他把内线的保卫工作交给了中央政治保卫处，由钱壮飞、欧阳毅起草了大会内线保卫与警戒方案。为迷惑敌人，毛泽东指示保卫处处长邓发：依靠当地党组织，在闽西长汀公开设立一处假会址，选择在长汀一处宽敞林稀的山坡地上，轰轰烈烈地布置了彩旗飘扬的会场，比瑞金叶坪的真会场还要逼真。经过真假两处会场虚实不同的紧张工作，会议筹备工作顺利完成。
在这前后，陈立夫的调查统计局和江西前线何应钦指挥下的国民党军事情报机关向苏区派出了大量的特务，他们化装成商人、农夫、算命先生甚至乞丐，前往苏区，利用各种关系刺探情报，收买人员，极力要搞清楚共产党召开大会的时间与地点。
中央政治保卫处针对苏区游民忽然增多的情况，命令各地加强盘查，对没有苏维埃政府发放合格路条的人，一律集中审查，逮捕了一批国民党特务。对可疑分子一律扣押到大会结束后再处理。苏区各级组织也全面加强了反谍报工作。
11月7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苏区中央局驻地叶坪顺利召开。十几分钟后，一批国民党军飞机掠过叶坪上空向闽西飞去，长汀假会场随即遭到了狂轰滥炸，会场被夷为平地。
这一回合的国共斗争以国民党特务的全面失败而告结束。
江西前线的国共情报战
1933年9月末，蒋介石开始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蒋介石吸取历次军事“围剿”失败的经验，决心采取“竭泽而渔”的方针，动用了六十六个师又二十八个旅约六十万兵力和大量飞机围剿苏区，在战术上改变了过去惯用的轻进、长追、合击等战术，通过“堡垒推进”战术来逐步蚕食中央苏区，并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和物质储备，达到最后与中央红军主力决战一举全歼的目的。次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制定了对中央苏区实行“铁桶式”的围剿方案，名曰“铁桶计划”。
然而这样一个“绝密”计划，在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全套文件就被送到了共产党人手中，很快转给了周恩来，十万红军由此进行大转移，及时脱离了险境。在这其中，中共的情报人员功不可没，而国民党特务机构的防范保密工作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参谋下，蒋介石命令“围剿”部队分成北南东西路，在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周围，建筑碉堡构成封锁线，步步蚕食进逼。
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围剿”，在上海的中共特科负责人王世英着重进行了对包围江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搜集工作。他布置张庆炎在法租界八仙桥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秘密通信联络点，专门接收从各地转来的军事情报。张庆炎每两天去马霍路中德医院传达室，找到化名“王世杰”的小王，取回寄给“王世杰”的信，然后把收到的情报内容抄下来整理好，销毁原件，用药水复写五份交给王世英。为避免各地来的信件同样寄给一人而引起怀疑，张庆炎又利用他在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好朋友和新发展的党员作为收信人。于是，他们又在老闸、四马路、虹口、提篮桥等捕房建立了通信处。为了慎重起见，王世英还同意张庆炎在苏州河边乌镇路派出所、他的拜把子二哥李风林处建立了一个通信处，用于最机密通信。
这一时期，王世英提供给江西中央苏区的情报内容，主要是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计划、进攻路线、兵力分布、部队番号、指挥官姓名、武器装备、战斗力、口令、灯号、电台呼号、波长密码等。
在加紧搜集敌人情报的同时，王世英还和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和政府要员建立了联系。
当时，驻扎在武汉的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有意和共产党联系。王世英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派夫人李果毅只身去武汉联络。建立联系后，改由打入国民党武汉行营当科长的谢甫生同志负责经常联系。王世英还派张庆炎每星期一去法租界一位南京政府高级要员的家去取情报。
在这场国共大战中，直接获取国民党围剿红军“绝密”文件并送给红军的是时任国民党赣北第四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莫雄与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
莫雄，广东英德人，早年毕业于广东陆军讲武堂，追随孙中山革命，是同盟会的中坚干部。北伐战争结束后，已经升为师长的莫雄被蒋介石视为异己而遭冷落。中共特科因此将他列为重点争取对象，常与他秘密接触，使他深受感动，他也多次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周恩来、李立三得知他的要求后，曾指示李克农前去做工作，劝他暂不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将对革命事业更加有利，他觉得李克农说得有理，也就欣然接受了。
这年1月，莫雄由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推荐上任赣北第四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他立即想到，这是一个让中共派人打进蒋营的良机，随即赴上海和中共组织取得联系，当时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央特科决定，派项与年等十几名地下人员随莫雄去江西。去江西的人由莫雄安排在行署或保安司令部任职，还有几个通过杨永泰安插到南昌行营担任文职人员。
为保证“铁桶计划”的实现，蒋介石亲自部署指挥。在包围圈形成之前，他以十二个师的兵力在苏区四周和红军纠缠，借以迷惑红军。待整个包围圈形成后，他将十二个师撤出，然后断绝交通，封锁红军所有的供给物资渠道和消息来源，欲以围困来削弱红军的力量，而后聚歼之。庐山剿共会议结束时，蒋介石向到会的二百多名高级军政官员吹嘘说：“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
莫雄也上庐山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一结束，他就将会议两斤多重的“绝密”文件带下了山，回到了他的司令部。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冒杀身之险，把“铁桶计划”交给时任保安司令部谍报科参谋的中共地下党人项与年。
当晚，项与年挑灯夜战，用从上海带来的特种药水，将各份情报上的要点，敌军兵力的配备，各部队的推进计划，火力网点设置，后勤机构设置等，密写在新买的四本学生字典上，重要的军事标图则描写到薄纱纸上。他一直忙到天亮，才将“铁桶计划”的全套“绝密”写完。
为了不误时机，他们决定直接把情报送到江西瑞金中共中央负责人手中。
项与年选择了一条由德安抵达瑞金的最佳路线，披星戴月，日夜兼程。
进入重峦叠嶂的老盘营“赤区”后，他见通往兴国的每条大道小路，都有敌军把守，每一个村庄都驻有敌兵，盘查非常严格，一般青壮年根本无法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