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决定自残化装，抓起一石块一连敲下了自己四颗门牙，顿时鲜血直流，痛翻在地。瞬间，两腮肿胀起来，面部变形，变得红肿突起，可怕吓人。次日，他下山了，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头发也杂乱不堪，完全像-个蓬头垢面、令人讨厌的乞丐。他将那四本字典的封皮扯掉，藏在肮脏的讨饭的袋里，赤着一双脚，无精打采地朝前走去。他就这样混过了沿途敌军的层层哨卡。经过七天的长途跋涉，10月7日下午抵达瑞金。在沙洲坝，他找到了临时中央机关，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周恩来听了项与年的报告，望着他那消瘦变形的面容，深受感动，吩咐一定要好好关照这位功臣；同时马上批示红军总部参谋部作战处组织人连夜复原字典上的图表和文字。
当时红军的高层领导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传阅“铁桶计划”后，大为震惊，他们意识到中央红军将面临重大威胁，如不断然采取应对措施，再有十天半月就会被敌人完全包围，于是当即决定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布主力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此时，距蒋介石制订“铁桶计划”还不到半个月。中央苏区的红军突然实行战略大转移，紧急集结在于都境内的红军主力有八万六千人之多，从10月16日至18日，分别在四处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了突围西去之路。
中央红军主力突围后第十天，即10月26日，按照“铁桶计划”渐渐向苏区腹地推进的国民党军队完全占据了宁都、长汀、会昌等地。七天后敌军前锋推到瑞金城外时，才发现红军主力已转移。当时正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的蒋介石得知消息，气得暴跳如雷，大骂一定是有人走漏了风声。他随即出院乘飞机赶至南昌，召集紧急会议，部署如何急调南北大军，对突围而去的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蒋介石精心铸造的“铁桶计划”至此破产。由于莫雄、项与年及时送达的“绝密”情报，使红军及时脱离了被围歼的险境，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胜利地到达陕北根据地。中央特科及其在国民党中的内线为挽救中国革命又立下了重要的功勋。
国民党在“剿共”内战中的情报工作最终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与此同时，在上海的王世英还介绍一些着名人士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着名爱国将领吉鸿昌就是其中之一。1934年春，王世英介绍西北军吉鸿昌恢复了党的关系，并代表上海中央局给吉鸿昌布置了任务，派他返回天津，组织反帝同盟。后来，吉鸿昌参加了冯玉祥将军组织的察北抗日同盟军，成为其主要将领，猛烈地打击了日本及其伪蒙军，但他最后却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
应付“闽变”为蒋立功
上海《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蒋介石以为外患稍平可以继续“安内”了，于是在1932年3月令调在上海抗战的十九路军入闽，由总指挥蒋光鼐任福建省主席，准备投入“剿共”作战。但十九路军官兵经过抗战的洗礼，决计不再枪口对内，他们在老长官时任参谋总长的李济深以及广东省主席陈铭枢的共谋策划下，于次年11月间联闽发动了反蒋战争，组织“生产人民党”，召开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蒋分庭抗礼，并派人与中共方面联络和吁请苏俄支援，是为“福建事变”。
早在这年10月间，戴笠的在闽组织及上海电台就已侦察到李济深的代表携他及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四人函抵达中共苏区，与中共方面订立了《抗日停战协定》，并急电苏俄运输大批枪弹到厦门以补充红军。11月，福建方面通电与红军“联合抗日”并成立政府。戴笠除报告蒋介石并预先派遣潜回工作的闽籍特务张超、何震等人外，又增派军统女干将姜毅英潜入厦门鼓浪屿建立电台，自己则赴厦门转漳州，策动闽方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和六十师师长沈光汉暗中投蒋。戴笠的特务周昭琼则奉命做其父、粤军宿将周南煌的工作，进行分化瓦解。
南京政府面对闽变，一方面警告十九路军于一周内解散“政府”、“归队”，另一方面派出三路大军入闽，隔断其与红军的联络。1934年1月，蒋介石亲飞福建延平指挥作战，从海上进攻厦门、福州，毛、沈两部起兵接应。由于当时中共红军在“左”倾路线控制下排斥了毛泽东的领导，认为闽方“中间路线”比蒋介石还要危险，对福建的支援不力，造成他们孤军作战，不久便告失败，陈铭枢逃往香港，事变平息。其后沈、毛及后来投蒋的谭启秀部被改编为第七路军剿共去了。
在平定福建事变的过程中，戴笠的特务组织为蒋介石立下了新功。除了上述的侦探、策反外，其汉口站还破获了“生产人民党”黄天煜、郑藏等人以“武汉农业学会”为掩护，在武汉组织的“武汉行动委员会”、“第三党民主革命同盟”、“第三党武汉支部”的组织活动。戴笠因此而增加了吹牛的资本。策动空军叛逃，平定“两广事变”1932年后，两广军阀一直依仗“党国元老”胡汉民的声望与支持和南京政府抗衡。1936年5月，胡汉民病逝，蒋介石趁机分化瓦解两广，取消西南政务委员会，引起激烈反抗。广东陈济棠与广西李宗仁以“抗日救国”为旗号，起兵反蒋，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联军”，向湖南进兵，发动“两广事变”。戴笠的“特务处”再次投入对两广的作战。
对两广方面的所谓“异动”，戴笠早闻密报。1935年6月，他的部下侦知陈济棠将由青岛调防南海之海军“海琛”、“海圻”、“肇和”三艘军舰扣留，编入广东海军司令部，并更换舰长，减发薪饷，引起士兵愤怒。当时戴笠曾令所属原海军军官的陈涤利用与“海琛”副舰长陈彩文及“海圻”舰长唐静海之旧谊，策动三舰返归中央。6月15日，他们行动时被陈济棠发现，陈济棠立即出动军队从海空两面包围黄埔江面，准备解决之。幸而当时风雨大作，飞机停飞，“海琛”、“海圻”两舰冲出包围，“肇和”舰则因故障未驶出。戴笠向蒋介石报功，蒋介石派海军司令陈策带五万元赴香港慰问。7月12日，两舰北上归入南京海军。
“两广事变”发生后，山东军阀韩复榘联合河北宋哲元于6月21日通电和平，反对中央用兵，云南龙云下令封存在昆明的中行钞票，从经济上支持两广，四川省主席刘湘亦起而响应，形势对蒋介石不利。当时两广共有四十万兵力，海陆空三军兵种齐全，特别是陈济棠为谋反蒋，多年来集中财力向国外购机百架，组成庞大的广东空军，加上广西空军，可以与南京一决雌雄，蒋介石为此日夜不安。
戴笠对蒋介石提出自己的分析意见，主张仍然使用旧伎俩，以暗中策动两广军队造反来化解危机，以收兵不血刃之效。蒋介石即命戴笠率同郑介民、邢森洲等人赴港执行此项使命。为重点对付广东空军，戴笠先后派吴乃宪、梁干乔、邢森洲、龚少侠等干员在香港、广东侦察并策反，实行分化收买瓦解。先以十二万港币买通广东空军飞行员黄志刚，以每架两万元买通七架哥的士霍德驱逐机及三架轰炸机并二十七名飞行员叛逃南京。后来，更派出女特务黄佩贞，以色相勾引上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花了四十万港币，换取黄光锐率领全部粤方空军及空地勤人员，在陈济棠就任“抗日救国联军”总司令第三天的7月4日叛陈投蒋，广西空军也同时叛逃，给两广沉重的一击。戴笠为收买两广空军而花的钱，已超过了所得全部飞机的价值，并许诺给队长以上的来降军官配发洋房汽车，蒋介石不惜血本的“银弹战术”取得了政治上的超值实效。
当时广东海军还拥有新购自意大利的鱼雷舰四艘，极有威力。郑介民派袁日华、李英杰二人运用关系，由该舰队长的亲戚从香港到广州游说，最后在7月12日，由鱼雷舰舰长邝文光、邓萃功率一、四两舰投蒋。
在陆军方面，广东第一军长余汉谋对陈济棠早有离心，经策反通电拥护南京中央，广东东区绥靖公署主任李汉魂、驻广东门户韶关一带第四师巫剑雄、第六师黄质文二部，亦被郑介民运用张尹嵩和巫剑雄等的旧关系而出面说服，于7月16日从韶关撤退。总计广东陆军有四十余名将校军官率部离陈投蒋。
陈济棠众叛亲离，大势已去，不得不自认失败，在7月18日黯然出走香港。
戴笠侦知广西李宗仁于7月19日在南宁召开团长以上军官会，决心抵抗到底，以桂柳为死守区。但蒋介石对桂不主张用兵，而是亲往广州，派要员赴广西请李宗仁来广，蒋介石主动先去拜见，并公布二人合影，营造修好气氛。在软攻之下，李宗仁只能顺坡下驴，和南京言归于好。在事变期间，广西当局曾派南宁军校上校教官段方溪前往湖南，找湘省参议员黄任平、熊国璋，绥靖公署参议何柱帆、李君尧、蔡支华等人，组织“湖南民众抗日救国会”，企图策动湘军响应两广反蒋。戴笠派陈祖康深入调查，破获之。另外，他们还抓获了据称是两广方面派赴宁波鼓动其防守司令起事的陈六安、去上海等地策划学潮的李血泪、哈瓦斯通讯社为两广作宣传的李巧妹等人。“两广事变”和平解决，戴笠的特务从中又为蒋介石立下汗马功劳。
除了两广的特工战，此时戴笠的特务组织还宣称在北方破坏了中共陕西省委，逮捕了书记姚权、西安“抗救会”负责人陈克敏、“左倾”刊物《生死线》负责人王洪德等二十余人；在湖北抓获了鼓动农运学潮的彭石桥、张荣善；在上海抓了“行动委”骨干杨向；在四川逮捕了中共省委书记周从民、委员李哲生等人。
8月间，蒋介石在广州接见郑介民等人，大加勉励。回宁之后，戴笠举行了大型庆功宴会，并向郑介民等人颁发了蒋介石下发的巨额奖金。据称，从此以后，戴笠的特务处获得了从中央银行无限制支领行动经费的特权。蒋介石对其宠信由此可见。
刺杀王亚樵
王亚樵，民国历史上的江湖大侠，早年当过同盟会员，他曾是蒋介石的把兄弟，还是戴笠的启蒙老师，与戴有着师生的名分。因为“道不同，不与为谋”而与蒋、戴分手，又因他对这二人1927年以后的所作所为感到厌恶，遂形同仇敌。
王亚樵是个爱打抱不平的汉子，他有能量，有胆识，自己又有帮会组织，藏在暗处，行动莫测，而又喜欢公开与当权者“叫板”，既不怕恐吓又不吃收买，一时竟成为拥有数十万军队和多个特务组织的蒋介石之心腹大患。
王亚樵十几年来主要活动于安徽、上海一带，在社会上颇有影响，蒋介石原计划笼络他，曾内定王为“津浦铁路护路司令”，但王亚樵目睹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中，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上海工人进行大屠杀，其中也杀害了许多与王亚樵同籍的安徽旅沪工会会员。王亚樵心中非常愤怒，便与蒋介石闹翻。蒋介石和戴笠起初一是碍于“兄弟之情”、“师生之恩”，二是不愿得罪这一群“要钱不要命，专干绑票、暗杀的亡命之徒”，几次想与王亚樵修好，但王以要蒋介石改变政治观点为讲和条件，蒋自然不能接受，于是双方关系变得更紧张了。
1927年4月18日，王亚樵在南京政府的“奠都典礼”上，不顾朋友劝告，大胆发表了反对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演说，冒言直谏南京政府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忘总理遗愿，停止屠杀中共，而将北伐进行到底。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异常生气，密令南京警察厅长温剑刚逮捕王亚樵。因王十分机警有所准备，温剑刚的侦缉队反被王亚樵手下的人缴械，王从容而去。从此，王亚樵与蒋介石决裂，势不两立，成为蒋的心腹大患。
王亚樵回到上海，积极活动，结交各反蒋势力，不论何派何系，只要反蒋就与之合作。1929年，方振武、石友三等三路军准备讨蒋，事情败露，方振武在南京被蒋介石扣押。王亚樵即从上海赴皖，联络方振武旧部鲍刚、余亚农等发动兵变；又与常恒芳等人在上海密谋，决定到南京解救方振武，谋杀蒋介石。这次密会是在王乐平家开的，赵铁桥是老同盟会员，经常恒芳介绍参加了会议。但不久，安徽兵变失败，营救方振武也未成功。赵铁桥本来是因不被重用、官场失意而加入反蒋行列的，此时见大势已去，便向蒋介石告密，并自告奋勇充当内线在上海寻捕王亚樵等人。王亚樵、常恒芳隐蔽及时，安然无恙，而王乐平却被蒋特于1930年2月杀害于家中。
1930年前后，蒋介石为集中兵力“剿共”和对付西南反蒋派，需大量军费，因此，欲在全国试行“米照捐”。王亚樵令其弟王述樵联络部分上海大学生，组织“安徽旅沪学会”，出面召开反“米照捐”大会，并邀请杨烈武、许世英等人参加，推五路代表，分赴南京、庐山、安庆等地请愿。还组织米商罢市，米船停运，一时粮价高涨，民怨沸腾。蒋介石无奈，被迫撤销“米照捐”。蒋介石后来获悉这是王亚樵一手策动的，遂命令查封“安徽旅沪学会”，密令戴笠监视王亚樵。王也有所察觉，去函戴笠说：“我对你没有话讲，委员长礼贤下士，你就和颜悦色；委员长疾言厉色，你就嫉恶如仇……”两人从此断绝师生情谊，成为死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