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对我们工作训示的要点：一、特种工作人员是革命的灵魂；二、特种工作人员本身在政治上没有主张。”戴笠又加上一点：“三、特种工作人员是领袖的耳目。我们身为‘领袖耳目、革命灵魂’……一切的一切，只有绝对听命于领袖，秉承领袖意志，而本身不能提出任何政治主张。××同志在江西干部会议中与人家竞选，违背团体纪律，所以我这次到东南，把他开除了。”
从这些片断的话语中，我们即可看出戴笠及其特务组织是以完全为蒋介石独裁政权服务为最高宗旨的本质。因此，这一组织的政治与阶级的属性，还有他们的历史地位与评价就完全与蒋政权相同了。确切地说，他们表现了蒋政权最反动最阴暗和最残忍的一面。至于戴笠所说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话，表面上很动听，但事实证明，基本上是连他自己在内的特务们都做不到的。
戴笠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求别人比较严厉，对自己则绝非如此。他对部下恩威并施，虚实莫测，在团体中一切以他为中心和根本，这一套，是他跟蒋介石学来的。
戴笠很善于说一些貌似很正统的大话，平时对部下要求也很严厉，但他对自己却根本不是这样。他很善于捞钱，但他的钱是要花在他的野心和“事业”上的，他自己生活一切需要由团体解决，别墅、汽车、古董他都有许多，他还能运用特务手段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干的事情，如霸占别人的妻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戴笠为人的一个特点。戴笠很好色，自他结发妻子病死后，他未再婚，却不断地用他的女部下和部属人员的妻室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与他很熟悉的唐纵曾在日记中写道：戴笠“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色，他不但到处有女人，而且连朋友的女人都不分皂白，这是他私德方面，最容易令人灰心”。在戴的一生中，这方面闹出过多起风波，比较出名的有：他与女秘书余淑恒的关系，他曾很喜欢余，据说准备与她结婚，自己也一度化名“余龙”，送她赴美深造，希望她成为宋美龄式的女性。1941年6月，他亲自送她到香港，不料却被港英警察扣留，经香港区长王新衡急报蒋介石，求助于英国驻华大使和外交部次长俞鸿钧，俞到达香港与港英当局交涉后才得脱身。戴笠在被拘期间曾四次致电蒋介石，报告说他是因在广东韶关工作无法回渝，绕经香港时被扣留的，并赌气非要港英当局道歉才肯作罢。后来，着名影星胡蝶因珠宝被盗，托人找戴笠帮忙，一下又被戴看上，他使尽办法为她找珠宝，在寻找不着后便不惜用重金重买以博美人一笑，的确也感动了胡蝶。戴笠把胡的丈夫派为货运管理局驻昆明专员，打发到外地，又给胡蝶盖别墅修花园，终于达到了目的。此后，他对余淑恒也渐渐淡忘了。据沈醉回忆说：戴笠与胡蝶相好时，有一次当她面签署文件写了“余龙”，刚写一半被胡蝶“嗯”了一声，他立即在余字下加了一横，此后戴笠又有了个化名叫“金龙”。这说明戴是很会讨女人欢心的。至于他对女部下、部属妻女等人的欺辱，就是司空见惯的事，无法一一考据了。其中如女特务邹志英因为被抛弃而与他大吵大闹，最后竟被他关进了息烽集中营。“几年中，像处理这种意外的事件，前后共有七八次之多，都是与戴笠发生关系后要嫁给他，有的赖在床上不起身，有的躺在地毯上要死要活。”
因为长期从事特务职业工作的缘故，戴笠变得敏感，他平时行动莫测，处处设防，不愿别人知道其行踪，甚至于不肯照相，害怕更多的人认识他，所以流传到今天的戴氏照片并不太多。戴笠还很迷信，他找人算命认为他命中缺水，于是他所起的笔名、化名大都与水有关。据统计，戴笠使用过的27个化名如下：“冬”、“农”、“实”、“侬”、“淼”、“雨”、“灵”、“永年”、“自新”、“裕隆”、“宏伟”、“志成”、“重光”、“素平”、“行素”、“马力行”、“金水”、“泽霖”、“锺灵”、“雷云”、“健进”、“瑞华”、“余龙”、“江汉清”、“涛”、“马健行”、“张叔平”，直搞得人虚实莫测。
对于蒋介石，戴笠表现出无条件地效忠，因为他知道只有为蒋卖命并让他知道，才会有自己的前程。于是他时时处处把“效忠领袖”挂在嘴边，在他给蒋介石的报告文件中，行文用句到了卑躬屈膝的地步，但实际上他在内心深处却把蒋介石当成他的利用工具。某次，戴笠在好友唐生明家请宋子文吃饭，他特别吩咐厨师“顶好的菜，不要一次都拿出来”。当唐生明问他为何这样做时，戴笠说：“你这个人太老实了，我对校长一直就是这样，任何事情没有准备好第二套办法，第一套绝对不先拿出来……否则你什么都拿了出来，他便不会再用你了。”这就是戴笠的为人处世之道。对此，大特务周伟龙曾对唐纵总结说：他“对上忖度精到，对下死刑与禁闭，对事是重点主义、兴致主义；对人是无所顾忌（彼谓针不能两头尖）；对己是享受主义（彼认做得好敌人杀，做得不好领袖杀）。人生是短促的，及时行乐，故其整个生命和生活的意义是赌博式的。这是人生另一种作风。”唐纵更直接地说：“雨农的作风，对上绝对服从，不计利害以达成任务，使上信任；对下绝对控制，不顾舆情，以残酷手段，使下知所惧。这是他事成功就的两大法则。”这就是军统局内戴笠的同事对他的评价。
戴笠有一个养女淑子，不为人知，据有关资料称，淑子原为日本在华间谍神田久之与工藤由纪子的女儿。1937年7月16日，在戴笠率领军统特务突袭南京汤山日本眼科诊所神田据点时，击毙了顽抗的神田，逮捕了工藤。
而后，戴笠对美貌的女间谍工藤有了“好感”，单独“审”了她三天，而后就收养了她一岁的幼女淑子，一直抚养长大，其中秘密，几乎无人知晓。
有关戴笠的个人生活种种情况，坊间流行的出版物介绍太多，这里就不再赘述。总之，戴笠和其部下毛人凤等人与中统的徐恩曾一样，在个人品格上都是有污点的，他们因此而互相攻讦，成为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戴笠对军统内部的严密控制
戴笠的“建特”思想，贯彻在他的工作实际中。他对属下的组织和人员，采取了比较严格的要求，辅之以恩威并施的手段，想要建成一支理想化的“三民主义生力军”。但是，他的这些要求与规定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真正贯彻执行的，因为从戴笠自己和他的左右人物开始，就没有执行好这些纪律。戴笠霸道的工作作风和糜烂的生活，他为人处世的准则，都与那些冠冕堂皇的条文背道而驰。在这种情形下，他怎么能带出一支“革命的生力军”？
戴笠为加强内部管理，1940年11月12日曾下达手令：“生活要有纪律，工作务求切实。”军统局在戴笠的独裁统治下，先后制定了许多禁令。这些禁令并不是组织讨论后制定的规章制度，而是戴笠口头随意宣布或以手令下达后形成的规定，军统组织内任何人都不能变动这些规定。其中最主要的有“六不准”：
不准擅自脱离组织；
不准在抗战时期结婚；
不准自由向外活动；
不准经营生意；
不准贪污贿赂；
不准随意回家外宿。
这“六不准”规定的实际执行情况怎样呢？曾在军统局本部人事处任职的黄康永揭露了下列情况。
第-，不准擅自脱离组织。军统局的每一个特务，按规定都不能擅自脱离军统的组织，连请长假也不许可。蒋介石把特务规定为终身职业，戴笠就把此当成了限制下属特务的铁规。他曾说：“如果有哪个人要离开我们组织的话，我就请他活的进来死的出去。”当然如果是戴笠要开除的人，则不在此范围之内。偶然也有例外，也有人借口生病等原由离开了军统，如军统子弟学校立人小学教导主任熊家璞，毕业于军统黔阳特训班，她是军统特检处处长李肖白的情人。熊惧怕军统的恐怖与严厉，不想再干，想尽早脱离军统组织。
她利用李肖白与军统局人事处处长龚仙舫和行政科长黄康永的私交，共谋以长期病假的形式获得离开。于是，他们便找了一个有肺病的妇女在重庆宽仁医院照了一张X光胸片，熊家璞遂冒充肺病病人向军统局人事处请求长期病假休养。军统医务所根据X光照片，同意她长期休养，得到了批准。这样，熊家璞在获得军统发给她一年的生活费和医药补助费后，便离开了军统特务组织。当然如果没有这种私人关系的话，要离开军统组织，就不容易了。有一个例子可用来证明。抗战期间军统局上海站有一特务，“不了解他精神上受了什么刺激，因而意志消沉，不想再干下去了，在不准请长假的限制下，就自动离职隐藏起来了……敌后组织中，对于一个工作同志的脱离控制，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非据实呈报不可，上级随即下令予以制裁。”幸而上海站长陈恭澍等人从中转圜，把人找回来再加以说服，让他自请处分，又代向上面疏通，最后以关了几个月的禁闭而发落。
第二，不准在抗战时期结婚。自戴笠的妻子毛氏于1939年在重庆因患子宫瘤死去后，戴笠出于一种病态的心理，不愿意看见他的部下与妻儿团聚，遂于1940年下了一道手令，规定抗战时期所有局内同志家属，一律迁回原籍，以免妨害抗战大业。如果在三个月内还没有迁动的，就停发眷粮。这一条手令经军统局人事科下达后，许多中下级特务不得不把家属送走，闹得怨气冲天。有一些特务设法让家属暂时先离开重庆，想等到风声过后，再慢慢地搬回来。戴笠了解到这种情况，感到这条命令不能过于勉强执行，于是就来了一个“治本”的办法，他又下了一道手令，规定军统全体同志在抗战时期内一律不准结婚；如有擅自结婚的，一律禁闭四年，不能特赦；若双方都是军统人员，男女同时禁闭。他说：“我断弦后，即决定不再嫁娶……同志们如有家累，经济负担外，有感情负担，要他们去出生入死，义无反顾，难上加难。”
这一道禁令下达之后，在1945年以前，大约有两百余对的男女军统特务，因违犯禁婚令而被禁闭，直到抗战结束之后才陆续释放。
然而，这道禁婚令的效力是有限的，军统内的大特务或者戴笠同乡江山帮的一些特务，则都成了例外。1940年在戴笠下了手令后，局主任秘书毛人凤就率先与向影心结婚；接着还有军统兰州特训班教官兼兰州市警察局分局局长陈宜生与当地军政长官朱绍良的女儿结婚；军统兰州站站长、运输统制局监察处副组长霍立人与徐应年结婚；军统西北区区长文强与葛世明结婚，军统局电讯处处长魏大铭与赵霭兰结婚等。除了局内主要干部敢于不遵此令外，一些有关系的基层特务也可以有恃无恐地结婚。出身江山的军统局情报处处长何芝园的堂弟、时在军统息烽训练班任职的何丹山，就于1941年与息烽曾姓大地主的女儿结婚，戴笠虽接到了息烽秘密督察的小报告，但碍于种种关系，这个小报告就搁在他皮包里没有处理，也就是默许了这桩婚姻。戴笠在表面上不同意他的大将亲信们这样做，但又不阻止，且往往亲自出面向他们贺喜，实际上造成执行纪律因人而异的情况。
当时军统局里的许多年轻男女特务，对于禁止结婚的问题，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因而发生了许多两性问题，弄得丑态百出，军统局的大寝室、防空洞，都变成了军统那些旷男怨女的幽会场所。
第三，不准自由向外活动。按照纪律规定，军统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在没有得到命令或批准时，都不许擅自在任何方面开展活动。1932年后，徐恩曾的“党统”特务和戴笠系统的特务都被列入陈立夫挂帅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名下，为第一处与第二处。这两个特务机关，虽然在组织形式上统一了，但戴笠在私下则秘密禁止第二处的人员与第一处的人员擅自交往。
他指示参加局务会议的人员说：“我们参加他们的局务会议，只是采取听听的态度就可以了，少说话。”他还在内部订出一条禁令，如果私自同中统人员往来，则以擅自活动惩处，轻则禁闭，重则以泄露秘密论罪。所以军统人员见了中统人员都是尽量回避的，很怕触犯戴笠的禁令遭受惩处。
另外，戴笠要求军统人员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特务们每天工作十小时左右，仅有半天休息。因此戴笠不许他们打麻将，以免“浪费时间金钱和精力”，他请准蒋介石，规定对违反者以枪毙论处。这下真吓住了一般的人员，但也有局内要人如主任秘书毛人凤“暗中还摸上八圈”，对此戴笠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了。
第四，不准经营生意。在抗战时期，军统局内部有一条禁令，不准任何人经营生意，宣称与商人争利是不得人心的，做一个特种工作人员就得“安分守己”。
在这条禁令下，军统组织里也有过一般的下级违令者被处禁闭或丢了性命的事，而那些大特务则依然是例外，他们半公开地做走私贸易，囤积居奇。戴笠自己就带头利用他掌握的财政部缉私署和战时货运管理局的权力，勾结上海“闻人”杜月笙，在后方与沦陷区之间进行各项非法的生意买卖，他们把后方的金属矿产原料等偷偷运进沦陷区供应日伪，把沦陷区的日用必需品抢运回来，从中牟利。为此军统曾大量印制汪伪政府的储备券到沦陷区抢购物资，称之为对敌“货币金融战”，在扰乱日伪财政的同时，客观上使沦陷区的人民生活又遭受了额外通货膨胀之苦，而军统局的腰包由此膨胀起来，成为戴笠“事业发达”的经济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