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局副座郑介民，表面上斯文尔雅，不屑于做生意，但他的妻子柯淑芳则是一个做生意的老行家。柯在重庆利用四川商人为她囤积居奇，做收进抛出的买卖。因而，她对这些商人保护有加。1943年间，有几名生意关系户因赌博被重庆稽查处抓去，柯得知此事，马上要郑介民打电话令稽查处放人。而稽查处长何龙庆当时不在处里，柯淑芳就要郑亲自去稽查处处理。郑想第二天再去办理，柯坚决不同意。郑介民一贯惧内，只得冒雨前去，把关押的商人释放了。柯淑芳大小生意都做，她利用与“中苏情报所”总务科科长吴景中的湖北同乡关系，要他套买大量日用品，每月都要进出货一两次，这些买卖的收入，也就成了柯淑芳的私房钱。
局主任秘书毛人凤，表面圆滑内心叵测，平时言谈也很清高，似乎不懂得做买卖，但背地里也由他的妻子向影心出面大肆经营生意，不仅大搞囤积居奇，而且利用毛人凤的关系向国外购买洋货进行套卖。她还借军统局局本部总务处粮食股长吴茂先领取军统局军粮的职权，要吴为她囤积粮食，秘密地做粮食生意。吴茂先之所以得到毛人凤的信任，也就是由于与向影心的这一个秘密关系。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毛人凤力保吴茂先为重庆航空检查所所长，以便于向影心经营重庆至上海间的各种投机倒把活动。1946年戴笠死后，毛人凤当了军统局副局长，向影心还介绍她的情夫邹伟成当四川谦泰豫银行上海分行的副经理，与四川商人合伙扩大经营生意，攫取巨额利润。
第五，不准贪污贿赂。贪污在军统内是明令禁止的，如果有人被打了贪污的小报告，就会送掉性命，所以许多特务都不敢以身试法。1940年间，贵阳邮电检查所有一个女邮检员杨月亭，因为怀孕即将生育，一下子筹不到一笔生产费用，就利用邮检工作的机会，偷窃了五十元的汇票款。她的偷窃行为，被邮政局人员揭发，给军统秘密督察向戴笠打了小报告，戴笠就命令贵阳站把她关押起来，并执行制裁。由于杨月亭怀有身孕，有人要求戴笠等她生育之后再执行枪决，戴笠即电贵阳站马上执行，并且说：“杨月亭就是为了这个小孩犯了纪律，要留这个小鬼干什么？”戴笠这种杀鸡吓猴的手段，在一般的小特务里面可能是有些作用。但是，从特务组织里来看，采用送礼的方法变相贿赂和贪污，则是普遍的现象。黄康永曾在军统局本部人事处工作，熟知人事处的处长、科长、股长以及一部分科员，都是每一个想调迁工作的特务逢迎送礼的对象，平时人事处各人办公桌抽屉里，都有不少特务们暗送的礼物，从香烟、布料、钢笔、手表到糖果、罐头等应有尽有。这在军统局里是司空见惯的，戴笠自己更不例外。1942年黄康永陪同戴笠从重庆去东南视察，在福建南平，戴看到一种海味蛏干很肥大，认为是一种滋阴补肾的食品，他马上向福建水上警察局局长余钟民表示，要办一千斤蛏干带回重庆。当时，就由福建的各个站点合伙，采购到一千斤蛏干，由福建站副站长陈达元献给了戴笠。不久后，戴笠亲自决定调升陈达元为军统局闽南站站长。1949年前后陈达元还爬到了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的高位。
虽然戴笠在局内也惩办过大贪污犯陕西缉私处长金闽生和缉私署骑兵团筹备主任欧阳斌；在毛人凤时代也枪毙过大贪污犯北平站长马汉三，但主要原因都不是因为他们的贪污，实际上都是因分赃不匀或借机杀人而已。
军统局的所谓不贪污、不贿赂，只不过是一纸空文，上下级都有贪污贿赂现象，基层特务更多的是无污不贪、无物不要，送礼贿赂已经成了军统局的风气。
第六，不准随意回家外宿。在军统里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就是每人除在一个星期里指定一天回家住宿之外，其他的时间都不许可离开机关回家或外宿，星期天也不例外。这一制度，从特务处成立后就开始执行，在重庆的八年抗战期间，都是严格执行的。如果有私自偷出外宿的人，让秘密督察打上了小报告，就会受到惩办。1943年后，由于军统局局本部的组织庞大，也由于军统里的宗派关系活动加剧，相互包庇隐瞒，对于这一纪律，执行得稍为放松。当时军统局总务处处长沈醉为了迎合科级以上人员的需要，制作了一种供科级以上人员出入军统局门岗的珐琅铜牌，可以自由出入门岗而不需任何登记。这就为军统局的高级人员夜不归宿开了方便之门。但是，一般小特务还是要受到这个纪律约束。对这个制度，许多特务及其家属都怨恨不已。
戴笠在其军统组织内部，上下实行着严密的控制。在他的周围和内部机要的岗位上，他都用自己的浙江江山同乡和他看中的新录用的人员。1938年他曾让毛万里在浙江金华主持开办译电人员训练班，召训了江山籍的高中毕业生两百人，毕业后分派在下属各单位担任译电工作并负监视之责。在他的关照下，军统局内的江山籍人员比较多，这些人普遍文化水平较低，却大都占据重要岗位，他们与戴笠经常用江山土话交流谈工作，别人听不懂，但大家都知道这些人兼有监视同事向戴笠汇报的职责。戴笠还通过建立公开的督察制度来造就一批“特务中的特务”，刺探情况和每个人的动向，不定期地在内部发动总检举，严厉惩办违纪者以维护其在内部的有效统治。对军统高层人员，他亦安排同乡、军统局女少将姜毅英作为秘密督察加以监控。1939年夏，戴笠曾呈准蒋介石，以外交部“外事人员训练班”的名义招录了一批大学生，训练结束后由他面试，留用在局本部机要室他的身边工作，其中就有毕业考第一名、出身中央大学英语系的美女余淑恒，后来做了戴的情人。
这些学有专长的青年因具有在各种报告上首签意见的权力，被军统局人员不无嫉妒地戏称为“宝贝”。
戴笠宣称：“同志如手足，团体如家庭。”他一方面要求部属绝对服从，努力工作，另一方面还用优遇和严惩来双管齐下，以收掌控之效。当时军统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很重要，拨给的经费充足，军统局普通工作人员的薪金足以养家糊口，而且戴笠在局内部还搞了多方面的生活福利，每日供应六菜一汤的免费丰盛伙食，优待部下。另外在一些重大行动中，还发给特务们较多的奖金。而戴笠自己不时也作出关心下属的种种姿态来收拢人心。如在每年军统局的“四一”大会上，上午要进行局内“烈士”的“公祭”，中午则大摆宴席两百余桌，连军统“阵亡”者家属也请来吃饭，下午开展庆祝活动，并宣布开释一批上年犯错误被囚的特务。当局内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人从外面“脱险回局”后，戴笠还为他们开“欢迎忠勇同志归来大会”，加以表彰，如北平站长刘艺舟、上海的刘戈青、孙若愚等逃回重庆后，都享受过这种待遇。
但享受这一切待遇的前提是特务们必须为其卖命工作，如有违抗，则惩处的纪律也是严厉的，且这种惩处受到戴笠的情绪好恶影响，不可揣测，令人恐惧。下面一例就说明了这一事实。
1942年春，军统江西赣南站所属景德镇情报组组长丁学伦和副组长于安民两人之间，相互矛盾激烈。于安民为了要和丁学伦为难，一时头脑发热，在该组电台报务员王宏德面前调唆说：“上面的经费到了，丁学伦压着不发，真是岂有此理。他不发你的薪水，你就停止工作好了。”王宏德是位刚从高中毕业的学生，被骗入军统电讯训练班受特务训练后派到景德镇任职，头脑比较简单，他相信了于安民的话，竟停止工作了两天。
丁学伦发现问题后，便向军统局控告，说于安民唆使王宏德停发电报，影响工作，请求严惩。军统局当即指派了江西特务督察陈庆尚进行调查。结果，将确有其事的情况上报了。戴笠本来就不满江西特务常闹人事纠纷，而事态发展到罢工的地步，戴就更加恼火，为了杀一儆百，严肃纪律，便决定签报蒋介石，将于安民、王宏德二人处死。
时值军统江西赣南站长王立生赴金华开会，由副站长陈达代理站长职务。他接到戴笠给赣南站的电令，电文如下：“查景德镇组副组长于安民与组长丁学伦意见不合，于安民唆使报务员王宏德停发电报，影响工作，业经签奉委座批准，将于安民、王宏德两人处以死刑，希即秘密执行枪决，拍具生前死后照片，各发埋葬费五百元，家属维持费二千元，并将执行时间、地点具报。”
这份电报是用戴笠的真名发的，不同于平时一般的化名电报，以示特别重要的意思。
陈达接到这个电报后，和站本部的特务商量结果，认为这二人已经“委座”批准处死，且后事都作了安排，于、王之死不可能再改变。
陈达即写了一个手令交扣押二人的军统泰和赣南站特务队队长喻杰执行。执行前，喻杰对于、王二人宣读了戴笠的电报原文。当天下午，这两个特务被枪毙在赣南站站本部的后山上，并拍了生前、死后照片，准备报军统局。但就在于、王二人被枪毙的第二天早上，戴笠忽又用化名给军统赣南站发来了电报：“××电计达，于安民、王宏德一案，又发现新事实，如未执行处死，希免执行可也。”但事情已无可挽回。
戴笠出尔反尔，拿人命当儿戏，其中可能别有原因，但这件事说明了军统内部当时控制得很严密，戴笠对部下是操有生杀大权的。
对于军统局的纪律，陈恭澍在他的回忆录《英雄无名》中写道：“据我所知，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除刑法、海陆空军刑法外，还有一套‘家法’，也就是军统局的内部单行法，是经由上峰批准施行的……它比陆海空军刑法中的量刑还要重得多……严虽严，但也有比较‘开放’的一面，一是在工作上有需要，无论判刑有多重，都可以一笔勾销，去戴罪图功。其手续大概是经军法判决的，要经过一番呈请‘调服×役’的程序，若是由‘家法’判决的，一张条子就可以恢复自由了。笔者于民国二十五年在南京羊皮巷‘乙地’
（关人的场所）守法时，就是这样放出来的。当时我自己苦于不知道刑期多久，不过，只关了五个月零七天而已，太便宜了。”这一切都说明，军统的纪律，就是戴笠的纪律，处罚的标准和尺度，是戴笠的好恶和他根据各种需要的平衡结果。他通过这种不透明而充满神秘莫测的甚至是涉及性命的处理方式，使部下充分感到自己的前途命运都掌握在戴笠一人手中，只有为他卖命，才能在有过时逢凶化吉，才有前途。
如果说用“家法”处置还是“有法可依”的话，那么，在特殊情况下因犯了戴笠的忌讳而被他暗地“制裁”一下，则是有苦难言了。如军统局贵州息烽训练班副主任徐亮，是戴笠黄埔六期的同学，又当过他的秘书，本来关系很好，所以被外派重用。但徐亮较会笼络学员，以致一些学生亲切地叫他为“妈妈”。这本来是个含有玩笑意义的昵称，被人打小报告到戴笠的耳中，引起了他的强烈反应。本来戴笠与蒋介石一样，对属下的“自立山头”行为一贯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容忍。他下令停办了第五期的息烽训练班，又指使医务所长用变质的麻药给来开刀医痔疮的徐亮注射，结果造成徐亮下半身瘫痪，并被戴笠“安排”到四川长寿去“养病”，从此不再使用。徐亮吃了大亏还不敢有半点怨言，因为他知道只要有一点不满传到戴笠耳中，他将会有性命之虞。这就是戴笠心狠手辣的一面。
1944年中，军统局昆明站有两个特务开罪了上司，被送往贵州息烽集中营看押，但昆明站方面巧使连环计，分别给两人下达了暗地里押送对方去息烽的任务，互不通气。结果到了息烽集中营，两人就一起被扣押关入一间牢房，互相交谈后，大呼上当不已，后悔早知如此，不如路上一齐跑掉。军统宣扬的“同志如手足，团体如家庭”实际如此。
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那就是在蒋介石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方针下，特务组织内部的国民党的组织和其位置是如何处理的。就起初陈立夫一统之下的“军统局”和后来的徐恩曾中统组织来说，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中统本身就是党的机构，而抗战后独立的戴笠的军统局，就有了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来看，戴笠一直是与把持党务系统的“二陈”格格不入的，戴笠对他军统局内部国民党、三青团的组织建设并不感兴趣，甚至视为异端，生怕因此让二陈插手进来，削弱他的铁腕统治。但到了1943年，在陈果夫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指示戴笠要在军统局内设立党部。对此，戴笠以“关门自产”的包办方法来应付。1944年春，军统局本部设立了国民党区分部，戴笠指派亲信刘启瑞负责军统局党部的工作，局内各处室负责人为党部的当然委员。
于是，陈果夫企图落空，也拿他没辙。
军统局的“临澧特别训练班”
1937年9月，军统局在湖南临澧开设的“军委会特训班”，在其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这一“特训班”，对外用“中央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名义公开招生，因为戴笠当时兼任了中央警官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了争夺国家警察领导权，他于此为今后埋下伏笔。1938年3月，该班正式更改名称为军统局“临澧特别训练班”（简称“临训班”），并扩至黔阳、息烽、兰州、建瓯、重庆、北平举办，到抗战胜利共办了七期。班内以戴笠为主任，余乐醒、乔家才等为副主任，由军事专家吴玉良负责军训，后增设无线电培训班继续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