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规定班内“不许派外部人做内部事”以严格管理。这一训练班在军统局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和特别的意义，它成为戴笠组建军统局基层干部人员的先期来源。
本来，戴笠是想在上海或南京开设训练班的，因战争开始和扩大，上海和南京很快就沦入敌手，因而未能实现。1937年秋，他到达武汉之后，便指派原在上海附近松江、青浦两县主持“苏浙行动委员会武装特务干部训练班”的副主任余乐醒和谢力公两人，到湖南去着手筹备，并命令军统湖南站站长李人士尽力协助。
1938年1月间，余乐醒回到长沙，马上把他在长沙南门外天鹅塘旭鸣里四号融园一座大洋楼全部腾出做筹备处，开展工作。戴笠选派到这个班去工作的大特务有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等。这些重要负责人，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共产党叛徒，还有着在苏联学习克格勃特务工作的经验。
这个班的地点最初打算设在长沙附近，因常遭日机空袭不安全，由湖南站站长李人士选定了常德北面临澧县县立中学校为班址。戴笠派了军统第一处处长杨继荣和余乐醒等前往视察，认为交通便利而又隐蔽，加上房屋宽大等有利条件，便决定把这个班设在那里。筹备处成立后，由军统人事科通令所有外勤各省省站组，让所有特务介绍可靠亲友前往受训。条件是“思想可靠，身家清白”，并规定当时已参加军统工作的内外勤工作人员愿意者亦可调训，以便让这些人在学生中担任考核监督任务。通令中还规定各地选送的学生，应由各省站组负责人先行考核，以防“异党分子”混入。如学生将来出了问题，原选送或保送单位要负责任。
实际上这个班的学生来源，大部分是军统郑州办事处主任梁干乔在山东、江苏、河南等地招收的流亡失学失业青年。梁干乔是托派出身，当时个人野心很大，想趁机抓点实力。戴笠洞察其意，便要他把生源全部送到湖南去受训，不准自己搞训练班。这批学生于1938年2月前后由郑州赴湖南时，不少河南籍的都悄悄溜走了，上车时只剩下八百多人，经武汉到长沙，沿途又跑了不少，于是到常德之后，除了极少数条件很差的外，几乎都留了下来，其中还包括各省送到湖南的学生两百余人。
戴笠当时认为军统局现在最缺少的是干部，因为工作量要比以往增加许多倍，所以要大力招收扩充人员。他指示负责训练工作的沈醉，只要思想无问题，文化程度差点的也可留下来，将来训练出来可以干行动工作。
临澧特训班开学时，学员总数虽有一千一百多人，戴笠尚嫌不够，特别是女生比例太少，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他便和好友胡宗南商量，强行把胡在长沙用中央军校七分校名义招收的六十多名女生全部拨给他。因为不便对外公开宣传招生，特务们想方设法，要求学生介绍学生，以增加人数，结果这个班中出现了夫妻同学，甚至母女同学的怪现象。
临澧特训班总队部下设两个大队和一个直属女生中队。从成立到结束，戴笠对该班都十分重视，他曾两次前往视察，他对班里的一切重要人事和课程都要亲自决定。除了派出专任与兼任的一批教官外，戴笠还经常把军统一些大特务临时派到这个班去开讲座，如湖南站站长李人士、军统第一处处长杨继荣、曾经代理过军统书记长的傅胜兰和李果谌等人，几乎包括了当时军统局的所有“人才”，在临训班中工作过的教员，以后不少都成为军统局主持其他训练班的骨干。当时在军统局内被派往日占区工作的大特务，还有一项专门的待遇，即允许他们在临训班的女生中选择一个相中的“工作太太”随行。例如，派往武汉去任区长的李果谌便选中了一个湖南籍女生成某当他的“工作太太”；派往上海后来投敌当了伪杭州市市长的傅胜兰，也在这个班中带走过一个“工作太太”。这说明临训班的师生在军统局内都是骨干力量。连临训班的班歌，后来也成了军统局的“局歌”。
说起军统局的“局歌”，还有一段插曲。戴笠此人是很重视以他为首的这个团体的，视之为起家的本钱，因此，除实际的控制运用外，他还特别注意形式上的独立与团体精神的培养，不仅把他成立特务处的4月1日定为“四一节”，每年都要举行集会纪念和各种娱乐会餐活动，而且还为军统局谱写了“局歌”，在团体及政治活动时演唱。如军统每年的“四一大会”开会完毕时都要唱，并且在每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以及任何集会时都要唱它。原因就是戴笠很喜欢这首歌。
这首歌的诞生，是由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教官蒋镇南，从德国法西斯党徒那里学会他们的党歌后加以改编的。在一次临训班的班务会议上，他第一次提出这个“杰作”时，几乎使所有在场的教官和职员都笑出声来，他还是不顾一切，一边唱一边表演。副主任余乐醒看到他那么认真，只好勉强答应他找几个懂音乐的人帮他去改一下。以后每次班务会上，蒋镇南都要把他修改过的这首歌唱给大家听一下。头几次还有人提点意见，以后大家有点讨厌他，为了免得再麻烦，便勉强说一声“可以了”。这样才让他去教学生唱。
谁也没有料到一下给戴笠看中了，马上走运起来。
1938年秋天，戴笠第一次到临训班时，听到学生唱这首歌，立即叫将这首歌的歌词送给他看。歌词中有：“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
他马上看中了。特别对其中的“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这两句，他更为满意，一念再念，认为写得很好，很符合他心目中对军统特务们的高调要求。因此，他便规定在每个集会上都要唱这首歌。其歌词是：“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掌握着现阶段的动脉，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
须应当，刚强沉着，整齐严肃，刻苦耐劳，齐心奋斗！国家长城，民族先锋，是我们！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以后，戴笠便命令把它作为军统局的“局歌”传扬开来。
临澧特别训练班开学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学生不愿意参加特务组织。这个班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失学失业的流亡青年，无家可归，来到湖南更是人地生疏，举目无亲，当他们搞清这个训练班性质后，虽然有不少想退学，但却不敢表明。特别是戴笠向胡宗南要来的近七十名女生，一到临澧，知道这个班的性质，便有大半要求仍旧回长沙七分校去。她们提出的理由很简单，她们是为了参加抗日才投笔从戎的，不愿当特务。余乐醒看到这种情况，原准备施加压力，但考虑到她们提出的理由很正当，而且其中许多人家都在长沙，弄不好她们都会跑回去，因涉及胡宗南的面子，又不能任意处理，于是决定先进行说服工作。总教官谢力公和政训处长汪祖华两人自告奋勇，先召集她们用谈心的方式进行说服，再由副主任约去个别谈话。经过一番工作，才勉强把这些人的情绪暂时安定下来。戴笠接到报告后，马上指示要研究具体对付办法，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发生。几天后，班里决定采用填表、写自传、宣誓等集体参加军统组织的办法来套住所有的学生。集体宣誓时，在大礼堂悬挂蒋介石的画像，桌上放一本《三民主义》和一支手枪，“誓词”是：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如违誓言，甘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
戴笠规定在其后各届训练班开学时，先得让学生履行这一套手续，以圈住人心。因为不少学生是被骗或被迫去到这种训练班的，当他们听说将来要去干那些杀人放火和逮捕绑票的勾当时，既害怕又悔恨，纷纷要求退学，先在他们脖子上套着锁链，就可予以制裁了。
临训班在开始入伍训练时，着重进行了反共反人民的思想教育。副主任和政训处长、总教官等，每天早上都要集合所有学生举行“朝会”。他们不断对共产党进行老一套的谩骂和污蔑。汪祖华在讲话中，为了要让师生们相信中共领导的军队没有真正抗日，竟歪曲事实对平型关大捷作了一次污蔑宣传，结果适得其反，学生中有人质问说“怎么连共产党的军队打了胜仗都是假的”？大队和中队的政治指导员更是向学生灌输，要其相信共产党不是在抗日而是在和国民党争权夺利。他们还向学生宣传，只有国民党是在真正抗日，而军统是最革命的集团。他们还经常找学生个别谈话，灌输反共思想，并对学生思想进行考察。特别是在发现学生中传阅《新华日报》后，特务们马上重视起来，除了找看报的学生进行个别谈话外，各队指导员还把这些学生的名字汇集起来，暗中考察他们的言行。之后，班里还对学生往来信件进行检查，把所有寄给学生的进步书报一律扣留下来。寄到班里的信都得经过大队、中队指导员拆开看过才交给学生。不少女生因为男朋友写给她们的情书被拆开看过了，常常气得大哭。有些学生便在街上找商店给他们转信，不久也被发觉，除明令禁止外，还通知所有商店和居民不得代学生转信。
临训班虽然用了多种方法来防止学生在对外通讯时泄漏训练班的秘密，但很多人还是陆续知道了临澧县办了一个大规模的特务训练班，甚至连学员们在陕北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读书的同学和亲友都来信，劝他们设法摆脱这个班。这些信查出后，当然不会再送到学生们手中。
特务们为了威吓学生，又在班本部修了一个禁闭室，对不遵守规章制度的学生，随时送到这个禁闭室关起来。
军统特务的工作分为两大部门：一是搞情报，二是搞行动。行动工作的范围非常广泛，它是军统一切罪恶活动的总称，举凡逮捕、绑票、刑讯、解送、看守、暗杀、纵火、偷盗以及各种各样的破坏等都属于行动工作的范围。本来爆破也属于行动工作范围内，但由于这项工作在行动中不但占重要地位，而且技术性较强，所以在军统的各类训练班中是单独列为一项专业课程，而不把它包括在行动术课程中。因为学习爆破，不但学生常会因粗心大意造成伤亡事故，甚至教官本身都有被炸死的。有一次，军统局派到第三战区编练处（当时在江西上饶四十八都）的爆破教官蔡某，便是在教课时当场被炸死在讲堂上的。这主要是由于军统在训练特务时总是感到学生不够用而急求速成，所以经常发生事故。临训班第三中队是以训练行动与爆破为主的。这个班的行动技术训练，是以拘捕、暗杀为主，也先讲一些跟踪方法和手枪、匕首、毒刀、利斧等的使用，以及如何追捕与脱逃。在讲暗杀工作时，所举的例子就是军统一向夸耀的暗杀民主人士杨杏佛与史量才等案，以此列为教材。另外，再举出一些秘密惨杀共产党员的情况作为实例。军统所办的特训班中，在讲授特工技术时，要求学生做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那就是要不惜选择一切手段，不管什么法律，只求如何能达到目的。
这便是每个特务在工作时要奉行的一项工作标准。
临训班在讲审讯这门课程时，恰好有一个临时找来的有贪污和采购假药嫌疑的医官，便将他弄来做“实习品”。这人来头不大，是个小特务的亲友，贪污也有限，只是为了贪图便宜买了点假药，并不是存心破坏，结果却被指为有意谋害教职员和学生，经班务会决定进行公开审讯，作为学生的“实习品”。教官们先把一套课堂上讲的审讯方法使出来，毫无结果。这个人矢口否认有意谋害该班教员和学生，连续几小时的审讯，学生看得有点厌烦起来，弄得教官们发了急，立刻把他们的一套看家本领搬出来，将讲授的各种刑讯办法，凡是有条件一试的都可以用到这个医生身上。有些女生看得害怕起来，还挨了队长们一顿臭骂。最后这个“实习品”被弄得遍体鳞伤，而口供证据均无，结果只好交由原介绍人具保开除，并保证对此不作任何表示。这种无法无天的做法，对这个班的学生毕业后的确起了很大影响，使他们感到这个机关是具有一切特权，根本不管什么法律。
临训班第五、六两队学习的是游击战术。当时中共将领叶剑英在湖南南岳游击干部班开设了这门课，戴笠很想把中共打游击的一套办法学过来，将来好去对付中共，便设法把临训班两个副大队长陈震东和王百刚介绍到南岳去学习，以熟悉内容。但王百刚不争气，他用特务的“偷盗技术”在南岳偷了游干班一笔不小的现款，被人检举，人赃俱获，使戴笠很丢脸，本来偷窃罪不该死，可戴笠一气之下，便把他要回来枪决了。
戴笠在临训班时，几乎每天都要对学生讲一次话。他除了向学生吹嘘军统这个组织是如何革命如何有前途外，每次总是要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一番污蔑，叫学生认清今后的最大敌人就是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