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冬，在临训班第一期学生毕业之时，戴笠还请蒋介石发来了训词，内容为：“临澧特种警察训练班戴主任笠：O密。本班第一期学生毕业，特电颁训词如下：特警工作为神圣革命事业之一，尤其现当抗战最严重期中，责任更为繁重。第一应有极高尚之道德，革命革心，必须先从本身做起，养成纯洁人格，乃足以执行其任务，而为社会所敬服；第二应有极勇敢之精神，明死生，履艰险，命令所在，虽赴汤蹈火皆锐利而前，毫无犹豫，以得牺牲报国为光荣，乃足以达成其任务而立伟大之事功。总之，心地必极光明，行动必极秘密，智仁勇三者具备，由此简练揣摩则成己成物，济世报国必可操胜券也已。望诸生共勉之。中正。冬。侍秘。湘。”
当时戴笠第二次来到临澧视察，他恭恭敬敬地把老蒋的训词抄录一遍，悬挂起来，认为这是蒋介石对他及军统局特务们工作的最大鼓励。除了主持临训班的毕业典礼外，戴笠此来还是因战事逼近，湘西已非安全之所，所以决定要把这个班迁往贵州黔阳县继续办学，戴笠又要将班副主任余乐醒撤换。当时第一期学生的训练还没有到一年，而第二期的招生已在开始，军统虽把他们列为第二期黔训毕业生，可是他们自己总喜欢说自己是临训班毕业的，说明该班在军统内有地位。戴笠对这为期一年的训练时间，还感太长，曾一再指示希望将时间缩短一些，而且经常迫不及待地亲自电令挑选成绩较好的学生提前分派工作，不等到毕业便先行使用。
1938年夏天，除把原来就是军统特务送来受训的学员先调出不少外，还一次提前选派女生徐寄鸿等三十人，去江西胡某所主持的“战地服务团”工作；是年秋，临训班又先后在第五、第六两队中挑选了一百多名没毕业的学生送去东南，到军统“忠义救国军”去工作，着重加强对中共新四军的防范与摩擦；军统对日占区也派出学生潜入，如在沪待过的学员对上海情况熟悉，便再派去上海工作；在山东沦陷区有关系的几个人也在秋天被派回当地去工作。所以到临训班的学生毕业时，实际上只有七百多人了。这些留下没有提前派工作的学生，总共也不过受了十个月左右的训练，大部分被派到西南后方工作，其中以军统局和四川省最多。
军统人事制度很严格，各单位主管官均不能随便调用亲友到自己的单位工作。戴笠对这一点控制很严，为的是防止手下中上层特务擅用私人，上下一气来欺骗他。他在每个单位都安置学生来暗中监视这些单位的主管特务。
这些年轻特务的小报告经常成为戴笠在每次纪念周上骂人的材料，受骂的人不免因此而不舒服。
重庆军统局本部需要的干部，除了原来临澧、黔阳两班的学生已有不少外，重庆也有各种各样的十来个特务班，根本不需要再外调学生入局。但是一些大特务，连毛人凤在内，都有点讨厌临训班学生总给戴笠当耳目，所以他们喜欢不惜远道把兰州等地训练班的学生调局工作。戴笠设立兰州特训班的目的，本是为了西北地区使用干部方便，免得调来调去多花旅费和时间，但事实上大特务们却不买账。果然兰训班等地学生掺入军统各部门后，也相互勾结，慢慢地形成了一股和临训班学生相对抗的力量。以后黔阳班又转往息烽，一连办了三期，毕业的学生也插进来和临黔两班学生争宠，在军统内部无形中形成了三个班毕业学生的势力圈子。当他们彼此暗中勾心斗角时，对一些大特务的注意也就越来越放松了。
在三种特训班形成的势力圈子中，由于临训班（包括一大部分黔阳班）学生资格比较老，先毕业一两年，基础已经打定，所以在各方面始终占优势。原临训班副主任余乐醒每次到重庆，总有上百名学生为他举行公宴，并且照例请他讲一次话。尽管余乐醒每次总是勉励学生们好好工作，尽忠于军统和戴笠，但戴笠还是非常讨厌他，以后甚至借故将他扣押起来，不审不问关了一年多。不过余乐醒总算有了这些学生，最后没有成为军统刀下之鬼。
在上海解放前，毛人凤得到密报：余已投靠了共产党，便几次催促余乐醒去台湾，余迟迟不肯走。毛便命令上海稽查处的特务逮捕他。结果是命令刚到，稽查处的学生知道了这一消息，马上打电话通知余乐醒，因而他得以从容逃走了。
1946年戴笠摔死后，临训班出身的特务们顿感前途茫茫。一些大特务更趁机大用其私人，对这批军统中的“骄子”处处进行打击。在军统缩编中，不少人被编为多余，很久不派工作。这使他们感到极大的恐慌。为了争出路，便由留在重庆的二十多人发起，成立一个“滨湖同学会”来加强力量，并一下子扩充到三百余人，于1946年秋天在重庆成立了临训班同学会。在主管局后勤的老教官沈醉帮助下，同学会在经济上得到了资助，使一些没有分配工作的人在生活上能够维持下去。沈醉因此便当上了会长，他还运用分配局内物资的权力，推荐了不少会员到各处去工作。不久，临训班学生势力有所恢复。
1947年，其他几个特训班的学生也仿照临训班学生的办法，纷纷组成了同学会。主管军统工作的毛人凤为避免内部分裂，命令所有各个特训班同学会一律取消，不准再有所活动，另成立了一个军统各特训班的“统一同学会”，以期统一。他对临训班学生也给予重用，破格提升多个临训班学生担任各省站站长，如以钱雾林任贵州站长，吕世琨任重庆站长，董士立任西康站长，张明选任重庆警察局刑警处处长。这样一来，学生们又把毛人凤当成了靠山。
全国解放前夕，军统临训班的许多学生都参与了保密局在西南的大破坏、大屠杀行动，以及在解放地区布置潜伏人员的工作。
临澧训练班毕业的特务学生，虽只有一千人左右，但形成了军统局基层干部的班底，在后来的军统工作中起到了骨干力量的作用，其中许多人死心塌地为蒋介石卖命，在1949年逃往台湾的军统特务中，有不少就是其中的重要骨干分子。
军统内部的中共地下党
随着军统组织的不断扩大，戴笠非常害怕新招进来的学生会“思想左倾”，以致在军统内部生成隐患和威胁。虽然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因国民党及其军统的许多倒行逆施，内部的反叛现象在所难免。在1939年11月间，军统内部竟然出现了一个中共地下组织，这是戴笠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
这一组织被称为“七人小组”，它起源于军统局电台的两位军官张蔚林和冯传庆的投向中共。
张蔚林出身于一个江南士绅家庭，学生时代曾受到一位进步教师的深刻影响，但这位教师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张蔚林由此对国民党失去了信任。
后来，他怀着抗日救国的志愿考入杭州无线电训练班，虽然从事的是无线电工作，却误入了军统组织的范围。毕业后他被派到皖南敌后潜伏。在敌后，张蔚林目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坚决抗战，并曾亲眼见到国民党屠杀迫害共产党人，连其家属也不放过，这激起了他对国民党的反感和敌视，萌发了投奔中共的想法。后来，张蔚林被调到重庆，在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监察科工作。
冯传庆毕业于上海南洋无线电技术学校，曾先后在交通部所属威海电台、天津电台工作过。由于他专业技术优秀，擅长从纷乱的无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识别密码，因此被国民党军统局看中，调到重庆任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他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也有不满情绪。张蔚林和冯传庆因工作而相识，因志趣而相交，两人无话不谈，计划一起投奔延安。于是，两人结伴冒险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联络。
中共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接待了他们。经过了解，决定接纳他们的要求，但劝说他们留在军统内部工作，为中共获取情报。不久后，他们两人成为军统内部的秘密共产党员，组成了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为了保证安全，南方局禁止他们再到曾家岩来。
1939年10月，中共中央社会部决定派女党员余家英到重庆，在叶剑英领导下工作。本来，中共党组织调余家英到四川，是想利用她和川军师长余安民的亲戚关系去做川军统战工作。但叶剑英对她的工作做了新的安排，决定派她到国民党军统机关电台去做地下工作，加强军统内部的中共组织。当时给她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领导张蔚林、冯传庆工作；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扩大组织。
余家英是位非常年轻的中共女党员。1937年，她刚十六岁，经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保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受训，1939年结业后在延安文联担任秘书。接受任务后，为了便于工作，组织上决定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化名张露萍，并让张蔚林从军统宿舍搬出来，以兄妹的名义和张露萍一起，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为了避免特务盯梢，张露萍从不直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去，而是通过四德里的一个古老小巷里的联络站和南方局保持联系。
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冯传庆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而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则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他们在张露萍领导下顺利开展了工作，并迅速发展了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席珍加入组织，组建了军统内部中共地下党“七人小组”支部，张露萍任支部书记。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的半年中，张露萍他们多次获得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图表和军统在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况。与此同时，延安电台也不断收到冯传庆利用军统电讯总台值班间隙发出的各种情报密电。
1940年7月前后，戴笠通过电台与驻兵陕北围困中共的胡宗南联系，要胡帮忙把一个军统特务三人小组送入陕甘宁边区。这是一次绝密行动，从人员挑选到行动实施只有戴笠和胡宗南两人知晓。但这个密令被张露萍小组截获，经过一夜的努力，冯传庆一遍又一遍地做加密解密试验，凭借过硬的本领，终于破译了戴胡二人间的专用密码，把电文译了出来。张蔚林认真抄写好电文，交给了张露萍。天已拂晓，张露萍立即把这份重要的情报送给了南方局，随即报告给中共中央。结果，军统的“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全部抓获，中共方面不仅缴获了美制电台，而且增加了一个揭露蒋介石的证据。这件事使戴笠大跌眼镜，但也使他警觉起来，意识到可能在内部出了问题。
1941年4月，设在重庆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现，他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准备在该站周围设伏，抓捕更多的共产党人。由于情报得到较晚，张露萍只好自己冒险直接去天官府街通知。军统破坏中共地下联络站的计划落空了，戴笠由此坚信内部有人通共，他找来军统局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要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决定不论是何人，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在此前后，张露萍在大街上巧遇其姐余顾彦，得知母亲中风瘫痪在床，便请假回成都去探望。
不料在此期间，张蔚林在工作中出了意外。由于连续工作，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工作的监察科长肖茂如平时和张关系不佳，他借机报复，认为张是有意破坏，遂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
张以为事情败露，沉不住气，竟从禁闭室逃出，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南方局分析后认为，这是工作上的过失，张应该立即回去检讨此事，最多受点处分。于是张蔚林准备回去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
但张的逃离使戴笠警惕起来，他不仅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的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小组的名单，待张蔚林回来时，即刻被捕。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信后，翻墙逃出电台大院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不能再回重庆。可惜，此电报发晚了，戴笠已借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接到电报后，一面用暗语写信向南方局报告，一面启程返回，刚到重庆就被特务逮捕。而冯传庆渡江以后，也被埋伏的特务抓获。这样，包括杨光、陈国柱、王席珍、赵力耕在内的“七人小组”全部被逮捕。
在看守所里，看守毛烈与张蔚林等认识，而且毛烈是戴笠的小老乡，他并不清楚张蔚林案情的具体情况，于是张露萍就要张蔚林利用这个机会以50块大洋买通了毛烈，请他送一张纸条到重庆中二路中共南方局的一个秘密机关。毛收下钱后，果然照办。等戴笠派特务去搜捕时，秘密机关已人去楼空。戴笠为此气得暴跳如雷，下令将毛烈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