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军统方面万分震惊，他们万万没想到共产党已经打入到军统里面来了，他们怀疑张露萍是南方局派来的，便故意释放张露萍，并派人暗中跟踪。但机智的张露萍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从曾家岩50号前通过时，从容不迫，碰到自己的同志就假装不认识，迷惑敌人。戴笠更为恼怒，他亲自出马，提审张露萍，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尽管戴笠用尽各种酷刑，张露萍始终只说自己叫余慧琳，川军师长余安民是她的亲戚，没有向特务吐露半点党的机密。
这一案件也使蒋介石受到极大的惊吓，他痛斥戴笠无能。戴笠再对张露萍进行了多次严刑拷问，但她始终没有招供。最后，戴笠下令判张露萍等七人死刑。为留下一些得到线索的可能，张露萍等七人被由重庆转押到贵州息集中营囚禁。
1945年6月下旬，经百般折磨、策反无果，戴笠亲自给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发出密电：将张露萍等七人一同杀害。
张露萍等七人小组是中共深入军统组织的一把利刃，并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尽管他们最后因处理意外情况经验不足而暴露被捕，但他们宁死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本色。这件事同时证明，军统在与中共斗争中，打入苏区的计划连续失败，却被中共成功渗入，戴笠始终是处于失败者的位置。
第二节投入抗日作战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随着国民党政府决定走上抗日之路，其特务机构也由单一的对内镇压功能转变为对外对内两线作战，中统与军统也迫于形势开始了对日本及其在华扶植的各个伪政权的情报与特工作战。这是“两统”历史上的一次大改变，也为其在抗日旗号下的大发展与大扩张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军统组织，因在抗战军事方面担负更多的责任，极受蒋介石的器重，组织得以急剧膨胀，用他们自己人的话来说就是“国难当头，大交鸿运”。
客观上说，戴笠对于发动抗战的观点是有着比较明确的认识的。他自己曾回忆说：“记得民国二十六年7月7日晚上，我由牯岭到海会寺，7月8日早晨，宋哲元报告卢沟桥发生事变的电报已到，这天正是庐山训练团第一期举行毕业典礼，第二期举行开学典礼，各方面来参加典礼的人很多，会前大家都纷纷讨论这件事。我说，我们这一次一定要打仗了。有几位先生说：‘怎么能够打呢？’我说：‘自从九一八以来我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日本帝国主义者没有一天不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我们忍辱负重，以致到今天。如果这次再不打，试想，一般民众对于领袖会作何感想，我们又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亡国的惨祸？’他们又问我用什么去打？我说：‘我们中国有两个不亡的道理，一个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一个是哀兵必胜。这在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上，可以证明。否则，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绝对等不到自由平等的。’”“我们不但是求得一次的压服敌人就算胜利，最要紧的是能够持久地奋斗下去……任何事业任何斗争，谁能持久，谁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有鉴于此，在抗战初期，对于抵抗日本的侵略，戴笠的态度与国民党的态度是一致的。
但在实际的作战中，开始阶段，因两统组织从未准备对日作战所需的军事情报工作基础，对日本的情报特工手法也不熟悉，缺乏基本的训练与应付准备，一时间竟陷于被动应付的地步。在正面战场进入相持阶段后，因为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的叛逃和汪伪政权的出场，鉴于汪集团与蒋介石政权脱不开的关系，日汪的合作给戴笠制造了许多施展拳脚的机会，才使其工作有了明显的进展。与此同时，“两统”组织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反共与镇压人民的职能，只不过在对外反侵略战争严峻的形势下，在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大氛围下，他们的对内恶行不得不在开始阶段有所收敛而已。一旦对外战争形势有所缓和，他们的本性立即暴露无遗。
“七七”事变发生后，戴笠正在庐山随蒋侍从，他急忙命令北方平津地区各处特务站点，火速开展侦察与破坏工作，其内容是为蒋介石搜集提供各方面最新的情报信息，并开展局部的小规模军事行动，以刺杀汉奸要人，配合军队作战为主。从以下的几份戴笠给平、津、保各区站长的指挥电文中（北平区长王天木，化名王道成；天津站长陈恭澍，化名陈一新；保定站长化名宗周），我们可以了解其中的大概情况：
（1）1937年7月12日电
“万急，北平密。道成兄勋鉴：平绥署向委座报告前方情况，均用长途电话直接报告，故委座对前方大概情况，均能迅速得知，因是我北平区对前后方情况之报告，内外勤同志尤应切实而迅速也。盖今日工作成绩之表现，完全系乎侦察详实报告迅速也。弟汉清叩。文巳。牯。”
（2）7月13日电
“万急，北平密。道成兄勋鉴：各电均已奉悉。此间认日方无和平解决之诚意，自应与之抗战。在庐各院部会之负责人，决定明日回京，弟等日内亦须回京也。何日离庐，当有奉闻。前方情形，盼随时电示。弟汉清叩。元未。”
（3）7月16日电
“限即刻到保定。密。宗周兄勋鉴：当此华北情势紧张之秋，保定地居冲要，兄处工作，务请加紧督饬，关乎军队之调动，高级指挥官之态度，当地汉奸之活动，中央部队到保定之纪律，均须切实查报，随时径电此间报告，以便转呈委座。一切务请严密办理为要。弟葆贞手启。铣申于牯岭。”
（4）7月30日电
“十万火急，密。一新兄：艳西电奉悉。兄等不避艰险，继续在津工作，足证救国志坚，万分佩慰！弟顷谒领袖，已报陈矣，领袖甚为嘉慰也。
津埠情形万希多方侦查，随时电示。在此种情形之下，弟意应组织便衣队，到处扰乱，藉以发扬特工之威力。需要临时费用，弟已饬会计股先行电汇两千元矣。尤其对重要汉奸之制裁、北宁交通之破坏，务请我兄立即设法进行为盼。弟汉清叩。陷午。”
在戴笠的催促下，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1937年8月联络陈维藩和史岳山等部游击队两千多人，筹集枪七百多支，组成了一支便衣队，协助正规军对日作战。陈恭澍上报给戴笠后，戴笠对陈组织军统辖下部队一事高兴异常，而且对其将来的敌后游击工作做了详尽指示，重申此事意义重大，希望看到“真实动作之表现”，并将之归入军统刚组建的重要武装“忠义救国军”，称之为“华北忠义救国军”，以后奉军委会编定称为“滦榆游击总司令部”，委任王天木和陈恭澍为滦榆游击司令和副司令，王抚洲为政治部主任，带领所部在天津附近进行敌后活动，总部设在天津宝坻。数月间，他们拆毁了丰台车站路轨，颠覆日本军列，袭击伪清安军。这支部队“颇有成效”的活动激励了戴笠。他致电陈恭澍表扬，并提出要求：
（5）8月6日电
“十万火急，天津，密。一新兄亲译：微十四时二十分电已奉悉。兄在数日内，能号召便衣队及枪支数百，且有战区义勇可以无条件为国效力，足证工作努力，无任佩慰！弟意当此我军退出平津，大战即将开始之时，此刻最要者，是扰乱敌方之工作，如敌兵车之袭击，运兵铁道之破坏，敌兵步哨之袭击，敌军弹药粮秣之烧毁，汉奸之制裁，与夫在敌区民意之表现，如散放抗日救国传单，对敌士兵之宣传等，目前应在平津及附近一带到处发动，使敌不安枕；同时在国际间表现我中华民族断非弱者，决不屈服也。最要者，是希望有真实动作之表现，与所报之人枪，确有把握也。此事系吾人对领袖信用攸关，务请吾兄切实考查，详确电示，如真有把握，而有实力，则每人每月十五元生活费，弟可担保也。如有特殊成绩，尚有另行给奖。至马龙育等之义勇军，如有实力有把握，将来中央定可给予相当名义，一切弟可负责，但望有事实表现，不失信于领袖耳。兄处用款，刻正设法汇兑中，知注并闻。弟汉清手启。鱼子。”
（6）11月5日电
“限即刻到，天津，密。道成、一新两兄均鉴：1．沪战日来仍异常激烈，我军虽伤亡甚多，但士气甚盛，无论战况如何推移，我军必死守沪西、南市也。2．此间别动队因成立未久，缺乏训练，至无成绩表现，弟甚为焦急，刻正在积极训练中也。但仍挑选一部分担任扰乱敌军任务。3．委座已明令委任兄等为滦榆游击司令，请即着手组织，切实掌握各部，作种种扰乱敌方、破坏敌方之工作，唯一效忠国家之办法也。4．对华北忠勇有为之分子，务请多方罗致，并须就地加以短期训练，以备下级干部之用。5．闻陈觉生已来沪活动，请立即查明，是否离津，何日离津，何人同行，详行电复。弟涛手上。微巳。”
（7）1938年1月5日电
“十万火急，天津，密。道成、一新两兄均鉴：滦榆游击工作，得两兄之锐意经营，多方策动，已着成绩，至佩贤劳，弟意对游击部队，最要紧者，是干部之造就；故望兄等速招集高小以上之学生，并由各部队挑选体力健强略识文字之青年干部，选择地点，办一干部训练班，以道成兄为主任，一新副之；训练课目，除必须学术科外，最重要者，是精神训练。务期其信仰三民主义，拥护革命领袖，而于人格之训练，亦甚关重要。如无坚强之干部，实难掌握部队完成任务也。经费方面，弟当竭力筹措，刻已另电衮甫，即续汇两万元矣。阴历年关已近，对各出力部队，希分别予以接济，干部训练班学员，第一期最少为四百人，两个月毕业，学员之籍贯，须注意冀鲁察绥晋辽吉热黑等省之吸收。务请进行照办，经费弟当力为筹措也。如何，盼复！弟涛叩。微酉。祁门历口镇。”
滦榆游击队后来被并入了“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日军曾针对其总部进行一次大举进攻，想一举歼灭之，双方开展了激烈战斗，滦榆游击队损失惨重，元气大伤，被迫分散转移。最后，这支部队在与中共八路军的摩擦中被缴械。
侦破黄浚父子间谍案，捕杀南造云子
继“七七”事变后，1937年8月9日，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斋藤要藏二人驾车冲击我虹桥机场，再次挑起冲突。8月13日，战火由此燃及淞沪地区。
战争逼近国民党的统治中心，戴笠的特务处组织也及时投入了淞沪对日作战。
“八一三”淞沪战役打响后，英国驻华大使寇尔乘坐专车从南京到上海，当他在宁沪公路上行驶时，空中突然传来飞机声，紧接着两架日机毫不理睬汽车上的英国国旗标志，向下俯冲射击。寇尔吃惊之余，连忙加速，想找个地方隐蔽起来。谁知那两架日机依旧紧追不舍，连续投弹，终于将这辆专车炸翻，寇尔也身负重伤，被送进了医院。
中立国大使遭袭，顿时震惊了中外。英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外交抗议，日本方面却称寇尔汽车上的英国国旗太小，飞行员无法辨认以致误伤云云。不过，最感震惊的却是蒋介石，原来他因上海战事吃紧，准备亲赴沪上视察，为沿途安全起见，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建议他搭乘英国驻华大使的专车去上海，蒋当场表示首肯。这一机密决定，只有在场的高级将领与机要人员数人知晓。第二天，蒋介石因故改变了计划，不料竟侥幸逃脱此劫。分明是日军预先探得情报，专为刺蒋而来。蒋介石因此大为震怒，严令警特机关在一月之内侦破此案。
当时，首都警备司令部内有一“外事组”专门从事对日的反间谍工作。
在逐一分析了知情的少数几个人后，外事组不由得联想到不久前发生的江阴要塞泄密案，以及内线从日本大使馆获得的蛛丝马迹，渐渐将疑点集中到了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身上。
1937年8月5日，蒋介石在军委会召开了一次最高军事会议，决定为打破我方在中日战争中的被动局面，要调集部队在上海开战，首先就要歼灭日军部署在上海的陆战队，以保护首都的安全。为了歼灭日本在华的海军军舰，要立即封锁长江下游江阴要塞的江面，以便截获当时在长江上游从南京、九江、武汉、宜昌直至重庆各港口的日方军舰与商船。这一重大的国防机密，除与会的蒋介石、汪精卫等军委会最高军事长官及担任记录的机要秘书黄浚外，无人知道。然而，就在这-命令刚刚下达到各部队，在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行动即将实施之前，长江中上游的日本军舰、商船共二十多艘，忽然在8月6日至7日极短时间内全部加速下驶，奋力冲过江阴江面；重庆、武汉、南京一带的日本侨民也都中止了一切活动，即时疏散。待中国海军舰艇奉命到江阴江面拦截时，仅阻截了两艘日本商船，中方封锁江阴要塞江面的军事计划就这样失败了。这一切都表明，日方已事先得到了警报。
8月底的一天，蒋介石正在中央军校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对师生进行精神训话。突然，总值日官向大会宣布：发现两名嫌疑人员混入军校，军警正在搜查，望大家提高警惕。经过一番搜查，两名嫌疑人员被发现，但他们慌忙中已乘行政院的一辆专车逃走了。经清查校门口的登记车辆表，发现那辆专车的主人竟是黄浚。事后方知，原来那两个嫌疑人是日本特工，他们混进军校的目的是伺机刺杀蒋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