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这两件大案，外事组认定黄浚有重大嫌疑。负责人丁某立即布置人员对黄浚进行严密的跟踪侦察。原来，黄浚早年留学日本，以其文才受到行政院长汪精卫的赏识，被任命为行政院机要秘书。其子黄晟，刚从日本留学回国，也在外交部任职。由于父子二人生活奢侈，工薪入不敷出，被日本特务机关收买。
当时日本着名的女间谍南造云子潜入南京，以女色将黄浚父子拉下水，发展为日本间谍。他们父子不断靠出卖军事情报，换取大量钱财，而且还拉拢了好几个人，其中便有黄浚的汽车司机王某，专门负责递送情报。外事组在监视黄浚公馆时，又做通了黄府丫头莲花的工作，她为外事组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消息。原来，王某每次都是在新街口“国际咖啡馆”内与日本使馆的管理员小河接头，双方用交换同样礼帽的方法来交接情报。
外事组决定对这个间谍组采取行动。
某天下午，日本领事馆的小河又骑着自行车去新街口，突然被一骑快车的人重重刮倒在地，那顶灰色礼帽被甩落十多米远。两人正在争吵，交警走上前来将“肇事者”连人带车押往警察局，几个看热闹的“市民”则扶起小河，不由分说将他送往医院。与此同时，一位侦查人员拾起那顶礼帽，骑上自行车往国际咖啡馆飞驰。一查，果然在帽子夹层中发现了密藏的日方给黄浚的指示信。这位侦查人员便将信收好，再将早已准备好的一张假信换进去，其内容是指示黄浚于次日夜晚11点后约齐所有的有功人员在黄家聚会，届时日使馆将前往颁发巨奖，并作重要指示云云。随后，那位侦查员戴上小河这顶礼帽，来到国际咖啡馆，将礼帽挂在老地方，坐下喝咖啡。不久，果然见王某也来了，将他那顶礼帽挂在小河礼帽旁边，侦查员喝完咖啡，戴上了王的礼帽扬长而去。当晚，在礼帽夹层中，果然发现了黄浚提供日方的新情报。
次日下午，外事组接到莲花报告：黄浚昨晚接到司机带回的礼帽后，精神特别兴奋。当晚11点多，黄公馆已被侦查人员严密包围，监视人员发现，莲花所提供的汉奸嫌疑人都已陆续进入黄府，又见莲花在黄公馆楼上卧室中发出灯光信号，他们先以化装成邮差的侦查员用送电报的理由骗开大门，随后蜂拥而入，将汉奸悉数逮捕，但莲花却被黄浚枪杀。
在南京沦陷前夕，黄浚父子由蒋介石下令处以死刑，其他汉奸也被惩办。
说到黄浚父子间谍案，就有必要再谈一下在抗战前后与川岛芳子齐名的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
南造云子1909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日本人家庭，从小就深受其父的军国主义思想浸染，十三岁被送到日本一所特工学校，拜大特务土肥原贤二为师，除学习文化，以及中、英语言等外，还学习了射击、爆破、化装、投毒等专门技术。1926年，南造云子十七岁时，被派到中国大连从事间谍活动。
因工作成绩“出色”，在日本特务中有“帝国之花”的美称。
1929年她从大连调到南京，化名廖雅权，以失学学生身份为掩护，打入国民党国防部的招待所——汤山镇温泉招待所做招待员，进行间谍活动。
当时汤山温泉招待所是国民党中央国际部所建，许多秘密军政会议常在此举行。日本特务机关早就盯上了这里。
南造云子长得娇俏动人，能歌善舞，很有交际手腕。她利用美色勾引中国军官和政要，据说孙科、孔祥熙等人都与她有过交往，因此窃取了许多中方的重要军事情报，其中就有吴淞口要塞司令部呈国防部扩建炮台军事设施的报告，包括炮位的设置、炮兵分布情况、秘密地道的图纸、七十余座明碉暗堡的分布位置等重要军事机密。
中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7月中旬，为了配合日军攻打南京，南造云子化装成中国银行的职员，混在难民中秘密潜入南京。她利用各种关系，将国民政府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与其子外交部副科长黄晟发展为间谍。8月5日，黄浚利用担任会议记录之便，把最高国防会议决定堵塞长江江阴航道、围歼上中游日海军陆战队及日本舰船的作战计划密告给了南造云子，由日本大使馆武官中村少将密电报告给了东京。结果，日本抢先一步，于8月6日、7日两天把部队和舰船、侨民撤往长江口。
此外，南造云子还与黄浚合谋在中央军校纪念周和京沪公路上的两次谋刺蒋介石行动，但都未成功。蒋介石严令首都警备司令部限期破案，结果黄浚父子以及南造云子等中日特务都被成功抓获。黄浚父子对其罪行供认不讳，经军事法庭审判，以卖国罪判处二人死刑，公开处决；南造云子被判无期徒刑；其他特务皆判有期徒刑。
本来，按照国际惯例，战时抓到敌方间谍，即可处死。国民政府当局为了牵制日方，未判南造云子死罪。黄浚父子被处决后，南造云子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中央监狱。几个月后，日军进攻南京，南造云子凭借过去的一套手腕，色威并施，征服了看守。在日特的帮助下，南造云子、金马利、井田秀夫等七名日谍先后逃出了监狱。因南造云子身份已经暴露，不能再去中国内地，她便潜往上海继续进行活动。
南造云子担任了上海日军特务机关特一课课长，经常进入英法租界区，抓捕过一批抗日志士，还摧毁了军统留下的多个联络点，诱捕了几十名军统特工人员。她还参与扶植了以丁默邨、李士群为首的汪伪特工总部组织，给中国的抗战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国民政府情报部门对她恨之入骨，多次策划暗杀行动，都因她太狡猾而未得手。戴笠不甘心，又着手实施了一个代号“眼镜蛇”的行动。
1942年4月某晚，南造云子单独驾车外出活动，被军统特工发现，迅即秘密跟踪。在法租界霞飞路（今上海淮海中路）的百乐门咖啡厅附近，当身穿中式旗袍的南造云子下车走向店门之际，三名军统特工齐上前去，乱枪齐发。南造云子身中多弹，当即倒在台阶上，行刺者趁机逃走。南造云子在被日本宪兵送往医院途中死去，卒年三十三岁。这朵“帝国之花”终于得到了应得的下场。
在此前后一段时间内，戴笠的特务处奉蒋介石之命，对已侦探清楚的潜伏在南京城内外的日本间谍据点进行了“收网”，其中包括位于城内逸仙桥附近的日本牙医诊所和在城外汤山镇的日本眼科诊所各一，逮捕了日谍井田秀夫（匡周义）、神田久之（陈铭仁），以及神田之妻工藤由纪子（孙舞阳）等人，并搜缴了电台、武器等特务装备，神田被捕时因开枪抵抗被击毙。中方也有三人伤亡。
“八一三”战役前后的情报特务工作
“八一三”淞沪抗日战役打响后，战地上经常出现由日本豢养的汉奸暴露我炮兵阵地及高级司令部地址供敌机轰炸的事件。如何防谍，在当时上海战场混乱状况下已成问题。戴笠奉命以特制谍，多调人员赴沪担任临时情报及防谍工作员。由招商局护航总队长喻耀离领四百人组成巡查大队，在京沪警备司令部指挥下专门侦捕汉奸，保护通讯线路与桥梁，并任防空监视、引导部队、救护伤兵与疏散民众等工作。宪兵司令部政训处长军统干将张炎元亦由宁至沪，任京沪警备司令部联络参谋，负责战地之联络沟通。
在战备物资运输方面，除抢运护送我方军备外，还要破坏敌方的军运。
戴笠下令喻耀离、王兆槐和许建业等，将存在浦东仓库内的我方物资及油料尽可能地抢运到沪西。当晚敌舰便封锁了江道，抢运形势十分严峻危险。8月16日，喻、王、许联同沈醉、陈步云等十余人，带领士兵数十人、码头工人五百人，向招商局借船三艘开始了行动，并向我浦东炮兵团争取到掩护，经过努力抢运物资成功，烧毁了来不及运走的汽油，同时还破坏了日本在沪的三井、三菱、太古等公司的仓库。待敌方发现派机追击，我方仅伤四人。
在“八一三”淞沪战役期间，为了配合日军刺探中国战略情报与军事部署，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派其助手南本实隆少将来到上海，欲刺探我方情报。戴笠奉蒋介石令来到上海密谋对付之策。他招来特务处上海办事处处长文强，交给手枪及爆炸力很强的达姆子弹，准备干掉南本。
南本来沪后，找到其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戴笠手下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参谋长杨振华进行策反。杨出于爱国心，向戴笠作了报告。戴笠决定将计就计，他要杨振华向南本推荐文强，将他伪装成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李文范少将，冒充辛亥元老李烈钧之侄，在约定的静安寺路100弄10号见面。
在戴笠的“你要深思初次见面的对话，使之百分之百地相信你”的要求下，文强沉着应付了南本的考察，并带回了日人所给的“见面礼”——一大捆盖有中央银行戳记的钞票。戴笠焦急地等到文强回来，却对他带回来的一堆钞票充满怀疑，以为可能是炸弹，他责怪文强无警惕。在经过几次检验后，才放下心来。同时戴笠又萌发了诈取日本人的钱财来补充特务活动经费的想法，他要文强多向南本要钱：“这份见面礼够大方的，这反映了他们正在饥不择食，我们机不可失。”
在以后的见面中南本向文强提出了四个问题，要他提供情报：中国统帅部对抗战的决心如何？对日作战的动员与兵力配备情况？依靠《九国公约》制裁日本是否为宋子文的提议？以及中方对德国大使调停中日战争的态度。
日方还增加了宪兵大佐森正一、日军报道部长大川野博等人参加会见，他们又对宋子文的行踪感兴趣，想找机会干掉这个亲英美的抗战派，提出让文强雇人刺宋，日方派人协助。
文强在奉命拟好了情报答案后，经戴笠修改后呈蒋介石批准，在南本面前上演了一出假戏真做，得到了日人的信任，骗得了一大笔资金。关于刺宋，文强建议再演假戏，但戴笠怕日人另有更大的阴谋，影响蒋宋安全，不予批准。戴笠打算多多益善，继续向南本骗钱，补充他的“淞沪行动总队”的军费，未能及时对南本下手。文强先后七次与南本会见，共计骗取了他给的四十六万元现款，其余三百多万元为日本正金银行的支票，无法全部提取。最后，戴笠决定让文强以宴请名义将日特集中，准备在第八次见面商量刺宋计划时干掉南本一伙，并布置了特务处上海行动组的赵理君、王兆槐等行动员准备，但届时他们从上午等到下午，日本人一个也没来，被他们逃脱了。后来戴笠得知是因为此时日军已在杭州湾登陆，上海战场局势已明朗，日本间谍决定不再需要刺宋和这条情报线了。
成立“忠义救国军”
在淞沪抗战期间，戴笠奉蒋介石之令，与“海上闻人”杜月笙及其青帮组织合作，新建了一支武装力量。其源起就从与上海各界人士合组“苏浙行动委员会”为肇始，以成立“别动队”为标志，其任务是担任对敌后方的破坏工作。
“苏浙行动委员会”是一个为广泛发动各界力量投入抗日而成立的组织，委员有宋子文、吴铁城、俞鸿钧、杜月笙、贝祖诒、钱新之、刘志陆、吉章简、蔡劲军、俞作柏等，以戴笠为书记长，下辖有五个支队及一个特务大队。其中一至三支队是由上海军训高中生及青年组成，共一万○八百人，由刘志陆任指挥，陆京士、张业、陶一珊等为支队长，分布于沪西、浦东与苏州河一带，另外两个支队及特务队则由戴笠的人马和“海上闻人”杜月笙手下的流氓武装组成。他们当时所做的事为协助国民党军作战，突袭敌人。
为不断扩大组织，又在青浦、淞江成立了专门的训练班，在佘山成立了教导团，轮流调训新征官兵。这支部队于1937年8月下旬到9月初正式成立，并投入了抗日战斗。
戴笠一向对建立和掌握武装部队备感兴趣，他从自己从政的经验和交往的密友胡宗南等人及复兴社康泽成立“别动队”武装的实践来看，知道搞政治离不开武力。他对人说过：“搞政治必须有武力作后盾，否则是卖狗皮膏药，不为人所重视。”故而他对组建自己的武装一事非常主动积极，对成立“忠义救国军”这支他与杜月笙合作而成的武力十分重视，特调潘其武、王兆槐、周伟龙、俞作柏、余乐醒、文强、张冠夫、陈旭东等分任机要、总务、侦谍、军事、技术、调查、交通通信、宣传各组组长，并将原浙江警校书记长兼省会警察局总政治指导员汪祖华亦调来上海，担任淞江训练班副主任兼政训组长。汪赶往上海时曾到医院探视正在发烧的戴笠，戴对他说：“现在抗战，要同敌人拼命，我们训练干部的目的，就是训练他们不怕死，只有不怕死三个字可以打倒敌人，可以获得胜利。”他写下“不怕死”三字送汪，汪即把它装裱挂出来作为班训。
戴笠为别动队订下的行动原则是：1．向最危险的地方行动。2．国军前进时先行进入以启胜利之机；国军撤退时，别动队掩护破坏，潜伏搜集情报，减少撤退困难与损害。3．只讲战果，不顾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