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孤岛”战场
1937年11月，淞沪抗日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日本军队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区，随着日军在华占领区的不断扩大，上海租界在沦陷区内成为“孤岛”，长达四年。直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全面驱逐英美势力占领上海租界。
在这四年内，上海租界成为各种政治势力的角斗场，他们中有尽力维护秩序的租界当局，有民众自发抗日和租界内固有的社会势力争斗，也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国民党潜伏特工的抗日锄奸活动。
开战以后，在上海租界内，富裕阶层纷至沓来以避战祸，贫苦难民大量涌入以求生存，日伪力量也趁机渗入，以争夺警权削弱抗日力量为目的，而退往重庆的国民政府，则命令中统与军统，在上海租界内遗留潜伏了大批的特工人员，并不断派遣人员发出指令，要他们在敌后侦探情报刺杀汉奸，树立“国府”依然在沪的威信和形象。各种力量在租界内展开激烈的角逐，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不断发生各种摩擦与残酷斗争，甚至是血雨腥风的恐怖事件。“孤岛”陷于内外交困之中。它既受到日伪警特的包围和不断地骚扰、攻击，也被国共的抗日活动搞得不得安宁。日本利用外部军事优势，在上海嚣张跋扈，竭力排挤打击英美在租界和工部局内的传统主导地位。而国民政府方面也决心利用租界的特殊环境，作为在沦陷区内的一块对日斗争的前哨阵地。
战时“孤岛”的抗日活动以暗杀敌伪头目事件为主，也有日伪方面对抗日阵营的攻击，因此造成了双方多次的报复与反报复，使得流血恐怖事件不断发生。
日军占领上海后，于1937年底搜罗了一批“绅商闻人”，准备在租界成立所谓“上海市民协会”，作为建立伪政权的一个步骤。同时在上海筹设伪“大道市政府”，实行“以华制华”。重庆当局决心阻止日本的阴谋，命令军统特务开展行动。
1937年12月30日，参加“市民协会”的南市水电公司经理陆伯鸿被军统特务开枪打死；另一参加“市民协会”的上海“米大王”顾馨一住宅则被投了手榴弹，顾被炸死；1938年6月10日，“市民协会”骨干尤菊荪又遇刺重伤。这些事件极大地震慑了准备与日本合作的汉奸，“市民协会”始终未能成立。
在这一阶段，日本人利用上海滩大流氓常玉清的组织“黄道会”，来对付重庆国民党军统的暗杀活动。但流氓组织的作用毕竟有限，日本人于无奈之中认为只有“以华制华”才能解决问题，急于扶植伪政权来与重庆对抗。
第三节李士群叛逃与中统组织的分裂
1938年年初，日本卵翼下的南京“维新政府”成立，接收了上海海关和税局后，“维新政府”派俞模为“盐务署督办”。5月29日，俞即被自己的保镖开枪打死。以后无人敢接此职，以至虚悬甚久。“维新政府”另一位“绥靖部长”周凤岐，上任不久就在出门送客时被枪杀于上海亚尔培路寓所门口；附伪的《晶报》三日刊主人余大雄被斩在“维新政府”在上海的大本营——虹口北四川路新亚酒店的浴缸中；《申报》记者钱华，乘人力车经跑马厅一侧的龙门路时挨三枪被打死；《时报》经理王季鲁也遇刺杀，后被救。重庆特工的屡屡出击使“维新政府”汉奸胆寒，日本人恼火至极。
这时，李士群出现了。
李士群，浙江遂昌人，生于1905年4月24日。他早年丧父，家境贫寒。
后来，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不久又转至上海大学读书。大革命兴起后，李士群也在激情驱使下投入了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被派到苏联留学，肄业于东方大学。
1928年，李士群回国后，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
不久，他被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逮捕。为了避免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他托人走通了上海青帮“通”字辈大流氓季云卿的门路，将其保释出来。李士群向季云卿投了“门生”帖子，从此与上海流氓帮会挂上了钩。
1932年年初，李士群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逮捕，在威胁利诱下，他丧失革命气节，成为中共的叛徒。由于他系一名普通党员，投敌后并未受到重用，最初只是被委派为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后来又奉陈立夫之命，与丁默邨、唐惠民等主办《社会新闻》杂志，专司诬蔑、诋毁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之责。因发表过一篇讥讽日本天皇的文章，被日本使馆告上租界法庭，是大律师余祥琴为他辩护才得以无罪开释，李士群给余报酬，余也不要，李便欠了他一个人情。
1932年，中共中央特科“红队”在上海制裁了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史济美（化名马绍武），丁默邨、李士群等被中统组织怀疑与史济美之死有关，均被再次逮捕。
丁默邨叛共较早，在国民党“CC派”里有靠山，很快便被保释出去。
而李士群却被押解回南京的特工总部，饱尝了酷刑之苦，最后由其妻叶吉卿用尽手段买通了徐恩曾，甚至以身相献，总算是把李士群保了出来。从此，李士群恨透了这帮蒋介石的特务头目。
1937年11月，国民党中统系统特工总部撤离以前，在南京设了个“留守处”，由徐兆麟负责，李士群是留守处的成员之一，奉命在日军进入南京之后潜伏下来。可是未及日军攻城，他便仓皇从南京逃到了汉口。这时，特工总部已正式扩大为中统局，李士群被安置在中统局临时办事处工作。由于在中统一直得不到重用，李士群“怀才不遇”又另有二心，他看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连战皆败，更对抗战前途失去了信心，遂萌生了改换门庭的念头，也好早点离开他所厌恶的“那帮混蛋”。
1938年，李士群调任国民党浙赣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他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在领取了特务经费后，携款绕道广西、云南，避开中统布置在广州一带的耳目，取道河内逃到香港。抵港后，他很快就搭上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关系，表示要向日方投降。
中村写信把他介绍给日本驻上海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清水董三就让李士群帮着为日本大使馆搜集情报，李士群满口应允。于是，由中共叛徒变为中统特务的李士群，再变为叛国投敌的汉奸。
李士群的背叛中统，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件，他投日后拉出了一批中统老同事，又逮捕诱降了不少军统人员，最后形成了与蒋系国民党对抗的日汪特工组织，给重庆政府及中统军统带来了大麻烦和大损失。这是中统用人机制的大失败，也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矛盾的必然产物。
李士群投日后，首先找到在沪的原国民党内朋友唐惠民、章正范、刘坦公等人，又把留在租界内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汪曼云拉下水。汪曼云原本与中统军统都有复杂关系，李士群得到他们的帮助，形成了上海滩上投日的情报小集团。
由于李的活动对国民党在上海的潜伏人员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军统决定动手除掉李士群。1939年元旦前，军统上海区行动股股长于松乔秘密来到杜美路（今东湖路）11号汪曼云的家，要他协助行动，但汪不仅没有帮忙，反而向李透露了消息，使得军统的第一次刺李行动失败。
1938年年底，李士群在日本特务机关授意下，由专搞情报工作转向特工活动。他派人去昆明，请过去在中统内的顶头上司丁默邨来上海投敌，共同组建特务组织。
丁默邨，湖南常德人，早年也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后来投靠国民党“CC系”，在上海从事文化特务工作，1934年曾出任陈立夫为首的国民政府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与徐恩曾、戴笠为同级，是老牌的国民党特务头目。抗战开始后，中统、军统分家，徐恩曾、戴笠分灶吃饭，各成一体，丁默邨却被闲置为军委会少将参议，心中不免不平。迫于与李士群一样的处境，他为“再干一番事业”，于是答应下水。
丁默邨潜来上海，与李士群会合，共同向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成员、军部代表、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提交了在沪的抗日组织及人员情报，并递上准备好的《上海特工计划书》，要求得到日方的资助。
土肥原贤二与其特工助手晴气庆胤及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商量，决定扶持丁默邨和李士群组织特务机构，由丁默邨、李士群、唐惠民、章正范等组成“七人委员会”来指挥，同意每月拨给活动经费三十万元，并一次性配发手枪五百支，子弹五千发及炸药五百公斤，并指定该特务组织直接由晴气庆胤负责领导，总部设在上海忆定盘路10号。
1939年3月，李士群在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即“76号”特务组织，由日军大本营直接指挥。
8月，划归影佐祯昭主持的日特机构“梅机关”。9月后，汪伪政权登场，“76号”才成为汪伪的特务组织。
“76号”前后的主要人物都是来自中统与军统的叛徒和上海帮会分子。
除丁默邨、李士群之外，还有苏成德、马啸天、吴四宝、林之江、万里浪、胡均鹤、夏仲鸣、潘达、戴昌龄以及后来投汪的军统干将王天木、陈恭澍等人。
在丁默邨左右的人员有顾维武、黄香谷、凌宪文、李子云等，跟随李士群的则有傅也文、黄敬斋、唐惠民、叶耀先、孙时霖等。“76号”后来成立了两个行动大队，吴四宝率一队守备本部，张鲁率一队守卫愚园路1136弄汪精卫与周佛海的住地。另外还执行其他行动。
这样，一个被晴气庆胤称为“以恐怖对恐怖、以枪对枪的野蛮计划”便开始实行了。
第四节血战上海滩
汉奸特务的屠刀首先指向了上海的新闻出版界，其原因也就在于“抗日报纸通过租界把东洋鬼子日本这个坏名声传遍了整个上海，只要这些报社的印刷机在租界里，日本无论使用什么力量都不能迫使它停机一秒钟”。1938年2月初，日本唆使黄道会暗杀抗日的《社会晚报》经理蔡钓徒，并残忍地将蔡的头颅悬挂在法租界巡捕房对面的电线杆上；2月9日，《大美晚报》、《文汇报》、《华美晚报》、《时代报》和《上海报》均收到所谓“正义团”的恐吓信，称如有反日情绪，将与蔡钓徒同命运；2月10日，《文汇报》被手榴弹袭击，两名职员受伤，《华美晚报》也遭手榴弹袭击；13日，数报馆又接到恐吓信；2月12日，《华美晚报》经理、《大美晚报》经理各接到方盒一只，内有一只血淋淋的手臂，并附有恐吓信；24日，《华美晚报》报馆被袭击，十人受伤：3月22日，日本特务与汉奸指使暴徒向《文汇报》报馆投弹，炸伤路上行人；3月27日，日本特务将注有毒液的橘子、苹果、柚子分放在三个花篮送到《文汇报》报馆，并附有三封英文恐吓信。
对于日伪特务的疯狂活动，重庆中统与军统被迫进行了反击。尤其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人出走投日到达上海后，他们接奉制裁指令，活动更趋活跃，戴笠命令军统上海区刺杀在沪汉奸头面人物。上海区随即成立了两个行动组，由赵理君和林之江两人分别担任组长，专门进行暗杀活动。地下特工的锄奸活动因此频繁开展，参加伪政权的大小汉奸们惶惶不可终日。
1938年6月18日，伪上海市督办公署土地局长任保安遇刺毙命；
6月29日，伪市督办公署船舶检查处处长尚德明被刺死；
7月4日，黄道会副会长周柳五在沪遇刺毙命；
8月30日，伪南市维持会会长陈云被刺死；
9月30日，被日本人看重的唐绍仪在法租界寓所遭国民党特工暗杀；
1939年2月19日，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在家中被暗杀；
此年2月间就发生了暗杀日伪人员案十八起，死二十一人，伤十人。
军统特务对汉奸的暗杀制裁行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动摇者的投敌，营造了抵抗日本的气氛，并鼓舞了沦陷区的人心。但由此招来日伪的疯狂报复，使民众饱受了惊恐与伤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