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党内部核心组织人员的政治思想素质与工作水平普遍较低，缺乏为国家民族献身的政治信念，加之客观上有关当局的用人不当。朱家骅依靠驻沪二吴（吴开先、吴绍澍）重用的赵祺是一个不尽职守的人，专于享乐而疏于工作，还有虚报冒领贪污腐化等丑行。而其他干部的基本状况也普遍不佳，李光辉等人在南京也没有什么大的作为。除了当时外部环境恶劣的因素之外，中统局内部多数人缺乏政治信念、思想品格素质不高和工作不努力是其中显而易见的原因。除了在选派人员时就表现出的普遍的怕险畏难情绪及上任后的追求享乐消极怠工外，张绍揆之类被捕后很快叛变保命，不讲政治气节等更是其例证。
二、组织内部缺少理解合作，矛盾太多，指挥失灵。中统组织上下级与各系统之间不仅不配合，反而互相攻讦，抢夺财权与领导权，造成内力抵消，难以一致对外。如赵祺及其组员之间不断的相互摩擦，互相攻击等。这从朱家骅一次又一次的电文命令和斥责处理决定中可见一斑。
三、工作作风欠佳。敌后工作人员没有高尚的政治目标，缺乏坚实的群众工作基础，因此造成其工作缺少扎实的作风，只求做些表面文章，浮夸虚构，以至于定计划洋洋大观、要经费多多益善、干实事乏善可陈。如在南京的地下工作报成绩罗列一串，情报不实，欺上瞒下，只为要钱。突袭汉奸要员只为扬名一时，实际意义不大。这不仅让重庆方面恼火，就连在上海直接指挥的二吴也无法回避隐瞒，总是要求改派“中央得力干员”前来指导工作，希望南京工作局面因此而有所改观，但直到最后，其新派大员也总是改变不了怕苦畏难的作风，其根源就在于派出干部的基本素质欠佳与国民党的组织机体缺乏生命力。
当然，对于国民党当局在沦陷后的南京重建地下组织的努力，从抗日的立场出发，我们今天也应当看到其中的积极一面；至少他们在与日伪的斗争中做了一些工作，牵制了敌人的力量，并在某种程度上打击了敌伪的气焰。
但总的来看，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同时也看到了国民党内部的政治腐败、组织涣散与党员干部精神世界普遍颓废的状况，从中我们可以明白国民党为什么会从抗战胜利的顶峰落入崩溃的深渊，最后归于全面的失败。
军统策动南京日本领事馆投毒案
詹长麟，祖籍安徽徽州，1913年出生于南京。其先人在明洪武年间曾被朱元璋征调到南京修城墙，从此子孙后代就留在南京定居，成为地道的南京人了。
十五岁时，詹长麟当上了国民政府警卫旅旅长俞济时的勤务兵，他家住在二条巷，每天早出晚归服役。在充满战斗气氛的军营中，詹长麟得到了锻炼。“一二·八”上海抗战时，他曾随军到上海征战，培养出过人的胆魄。
1934年詹长麟二十一岁，退伍后在家靠织绸缎谋生。后经其父亲詹士良之友介绍，到日本领事馆当仆役。当时日本领事馆招用中国人有四个条件：1．不会日语；2．要有家人在南京做人质；3．外貌要俊秀；4．做事要勤快，手脚要麻利。詹长麟经过日本总领事亲自面试，成为日本领事馆勤杂工，每天为日本领事打扫房间。他在日本领事馆工作勤快，能吃苦，得到了日本人的信任。此时，他也被国民党特工看中了，想利用其工作之便搞日本的情报。
某晚，詹长麟被秘密叫到鼓楼旅社4号房间，由军统特务赵世端出面与他谈话。赵世端说：“我是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组长。你知道为什么要介绍你去日本领事馆工作吗？”詹长麟说：“不知道。”赵世端说：“目的就是要你刺探日本人的情报。”詹长麟吓了一跳。赵世端说着拔出一支手枪放在桌上，声色俱厉地对他说：“现在有两条道路由你选：一条是继续在日本领事馆工作，当一名卧底，每月可得十块钱工资；另一条道路是，你既不肯当一名抗日的中国人，就马上用这把手枪在我面前自杀。”詹长麟这才知道真相，当即回答：“我愿意留在日本领事馆。”
从此，詹长麟成了一个国民党特工人员，他从特务机关和日本领事馆两面拿工资，每月共得十八元。当时一百斤一袋的洋面粉价格只三块钱，所以他家里的生活很宽裕，但工作却十分危险，时时刻刻提心吊胆，神经紧绷。
他是日本总领事的仆从，每天可以在总领事的办公室内偷偷看到来往的信件文件，甚至可以监视总领事的一举一动，侦察领事馆里的各种动向。每天回到家后，他就用明矾水在白纸上写情报，待水干后字迹就隐去了。他家的大门旁有尊关公像，詹长麟的母亲每天把情报插在关公像后面，等人来取走。她也常常在关公像后面拿到特务组织的指示交给儿子。詹长麟的哥哥詹长炳也进了日本领事馆当仆役，成了特务人员。
有时，詹长麟窃到从日本寄来的重要信件，就带回家中。在密室里把信件拆开，把信的内容抄录下来，再把信重新封好，第二天放回日本总领事的桌上。信封上当日的邮戳则是詹长麟用牙骨做的假戳现盖上去的，足可乱真，从未露出过破绽。有一次，领事馆的日本人都在屋外工间休息，房间里无人。詹长麟见机悄悄地走进总领事的房间，先是在废纸篓里翻了一下，见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接着又拉开办公桌的抽屉，看看有没有新的文件。
这时，楼梯上有脚步声传来，詹长麟一惊，急忙把抽屉关好，然后手拿抹布在办公桌上擦起来。走进门来的是领事馆的副领事，他见只有詹长麟一人在房里，顿时眼露凶光，“咚咚咚”走到詹长麟面前。詹长麟忙停下手上的活，直挺站立着。那个副领事满脸怒容，挥手“啪”的一声，在詹长麟的脸上重重地抽了一个耳光。詹长麟动都没动，心中十分紧张。那副领事虽有怀疑，却并没有抓到詹长麟什么把柄，转身从墙上取下羽毛球拍走了。詹长麟为此却一连多少天心中都不安宁。
詹长麟当时代号65，化名袁露，受戴笠的特务处领导，属南京特别区管辖。特务处内部结构极为严密，凡加入者即为终身职业，不许改变。他们对詹长麟要求很高，经常训斥，如送交的情报少了一点，马上就会受到质问，要他从三个方面反省：一、忠诚。是不是忠于组织，有没有背叛。二、破立。有没有突破自己的成绩，有新的开拓。三、廉耻。有没有贪生怕死。所以詹长麟在打入日本领事馆后，搜集了许多的情报，都通过南京区外事组黄泗清、杨立民等人传递上去。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12月，日军占领了南京。事前，詹长麟就接到了要他继续潜伏在日本领事馆的命令。他亲眼看到了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怒火中烧，但又不得不忍辱负重，继续工作。日本人给他一辆自行车，又发给他一个“日本领事馆使用人”的袖标，因此他戴着袖标可以出入城内任何地方。
1938年军统局成立后，詹长麟成为军统人员。
1939年6月初，詹长麟从日本外务省的一封来信中获悉，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要在6月9日到南京领事馆视察，他当晚将这一情报传送出去，立即得到了军统局的高度关注。军统局南京区区长钱新民，立即主持召开骨干会议研究对策，他要詹良麟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
日本领事馆发出了不少请柬，詹长麟看到这些请柬后，得知6月10日晚，总领事堀公一将要在领事馆举行一场大型酒会，欢迎清水次长。在詹长麟送出的情报中，连参加酒会人员的名单都开列出来了，他们是：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将、参谋长吉本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外少将、军报道部长谷获那华雄大佐、伪“维新政府”顾问原田吉雄少将、谷田大佐、高桥大佐、公平中佐、岩松中将、三国大佐、岛本少将、三浦大佐、海军大佐泽田、中佐田中、大佐秋山、总领事堀公一、领事内田、副领事有久乾以及日本在南京扶植的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绥靖部长任援道、内政部长陈群、交通部长江洪杰、司法部长胡礽泰、教育部长顾澄、外交部长廉隅、财政部次长严家炽、实业部长王子惠、南京市市长高冠吾等日伪要人。
这份名单囊括了当时驻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以及伪维新政府的骨干分子。军统局在得到这一重要消息后，决定发动一次投毒行动，出其不意地给日伪一击，欲将日伪核心分子一举暗杀。此次行动若能获得成功，对正在抗战中的中国人民是一个鼓舞，同时也是给日本侵略者及其汉奸走狗一个沉重的打击。投毒行动小组由军统局南京区副区长尚振武领导，政治助理书记卜玉林负责联系，情报助理书记李再生、刘玉卿负责撤退事宜，交通组长赵希贤负责撤退工具，会计主任安少如负责挑选毒药。为了保证行动的成功，军统局下令由詹长麟为任务执行人，并做好准备可能要与日伪同归于尽。
詹长麟接受了任务，但他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把毒药投入酒杯，是整个行动最重要的-步，决定成败。我完全能做到。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毒药有没有效果，能不能毒死人。如果毒药根本毒不死人，就是把我赔进去也无用。”行动小组派人给詹长麟送来一支毒药，玻璃壳外面有英文标志，里面是白色粉末。他交给詹长麟时说：“这是美国货，剧毒，沾到就死。”詹长麟说：“我有个心愿，就是在完成任务后能够安全地撤离。我还年轻，还要继续杀敌。这不会影响我完成任务。”詹长麟的要求得到了批准。
在开宴的前一天，领事馆在三山街的老万全酒家，买了一批绍兴黄酒，由詹长麟负责把黄酒从酒坛分灌进酒瓶中。
第二天早晨，詹家所有的人都集中在鱼市街中华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大家心里明白，生死考验就在眼前了。吃完饭后，家属们都从下关渡江去江北了。
6月10日晚5点，酒会准时在领事馆内举行。
詹长麟为了能脱险，事先就对人表示“我肚子疼，等宴会开了后，要去一下医院”。为了投毒万无一失，在开宴前詹长麟才把毒粉倒入酒瓶，并使劲摇动，让毒粉均匀地溶解在酒里。开宴时，他见酒席桌上的酒杯都已经摆好，便沉着镇定地捧着毒酒瓶，走到桌边，按顺序把毒酒倒入酒杯。然后退到-边，紧张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
总领事堀公一首先致辞，欢迎清水的到来，然后高呼“天皇万岁！干杯”。
顿时宴席上群魔乱舞，人人都站起身，拿起酒杯，高呼“干杯！干杯”，举杯-饮而尽。詹长麟躲在暗处，见毒酒已被敌人喝下去，知道任务已经完成，便急忙脱掉领事馆的工作服，跳上自行车，出了领事馆，向长江边飞驰而去。
他在傅厚岗与哥哥会合后，赶到了长江边上的燕子矶。军统局特工刘玉卿、王高科早在江边等候，马上把詹氏兄弟送到江北，脱离了险境。
就在詹长麟离开十多分钟后，酒宴上突然有人高喊：“不好！酒里有毒！”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领事馆书记官宫下一头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另一名官员船山也口吐白沫从椅子上跌下来。酒宴上顿时大乱，人人都舌头麻木，表情痴呆，不同程度地中了毒。只可惜日本几个主要官员饮酒不多没有毙命，三浦大佐、宫下、船山都一命呜呼，而汉奸头目们因在日本领事馆不敢放肆吃喝，逃避了惩罚，汉奸梁鸿志、温宗尧、高冠吾等皆中毒后获救未死。
随后日军开始疯狂报复，前后抓了近千名中国人，严刑拷打，连老万全酒家的掌柜都遭逼供，结果他们发现从领事馆内跑了两个中国仆从。日军急忙张贴布告，四下捉拿。
为了不牵连无辜，也为了保护军统在南京的地下组织和詹氏-家，军统局特工以詹氏兄弟的名义从上海给南京日本领事馆发了一封信，内容如下：“总领事先生：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领事馆几年的服务期间，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违背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说实话，不幸的是，发生了中日战争，我们目睹了日本对中国的无理侵略，对日本人确实感到失望。然而我们只是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你们日本人的凶残，但还不是亲眼看到，因此还没有改变我们在领事馆内服务的忠心。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见日本兵在南京的烧杀奸淫的一切兽行，甚至连我们的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我们兄弟虽如此忠实地在领事馆内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产被掠夺。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为国报仇，为家雪耻，我们已经和日本人势不两立。只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加之总领事对我们很好，因此至今我们都下不了手。10日总领事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总领事不能出席，才决定下手，谁死难料定，这就要看你们的运气了。
我们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只是为了满足报仇雪恨的心愿。我们事先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他的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愿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报仇雪耻，死而无憾。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除以这样的死作为代价外，没有比这更光荣的。我们在领事馆进行这次行动，唯恐牵连总领事，但想不出其他报仇雪耻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馆宴会的时间下手了，这样做对不起总领事，感到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