堀公一看了信暴跳如雷，日本在上海和香港布下暗哨，制定了抓捕詹氏兄弟行动方案，但一无所获，连詹氏兄弟的影子也没看见。这烟幕弹果然起了作用，詹氏兄弟躲在江北的农村，十分安全。当时重庆《中央日报》曾对毒酒案作了连续五次报道，但都没有说出真相。这就对日军起到了有效的迷惑作用。
两年后，军统在南京的组织被日伪破坏，大部分成员都遭日军杀害。卜玉林在南京被日军逮捕。日军对他说：“只要你说出毒酒案中投毒人的姓名，就可以放了你。”但是他宁死也不肯供出投毒人，最后被日军杀害。詹长麟后来过着流亡的生活，最后到达浙江农村，定居在那里，一直到日本投降。
抗战胜利后，詹长麟回到南京。国民政府奖励詹长麟五万元，颁给他一枚“忠勇杀敌”的银盾。詹长麟用这笔钱在中央门外开了一家旅馆。解放前夕，已任军统局外事组组长的少将赵世端来到旅社，他劝詹长麟一同去台湾，被詹长麟拒绝了。
南京沦陷后军统组织的重建与活动
南京沦陷前夕，国民党军统局为掌握敌伪情况，经周密策划，决定潜伏一支人马，留在南京地区从事地下活动，组成了军统局南京特区。该区组织庞大，人员众多，情况复杂，为保密工作起见，决定采用单线联系方法，平时成员们各找关系，伪装身份，混迹于普通市民中间。
军统南京特区区长钱新民，黄埔四期毕业，当时以少将级授区长之职。
副区长为尚振声，秘书谭某，大队长张某，组长李云声，会计安少如，译电员杨国栋、杜雪帆等。另外留下一部电台，由两个女报务员负责，一个名叫周光球，一个叫周英杰。
在南京尚未被日军攻占前，区长钱新民已率领部分人员撤出南京城区，到江北六合县瓜埠镇附近设立区本部，对外以开办一家五洋杂货商店为掩护，表面上生意来往，暗地里干的是地下特工。当时城内组织由副区长尚振声负责领导，后来因日伪铁钳统治，形势不利，工作难以开展，便留下秘书谭某为留守负责人，自己撤退出城去了。
12月5日，钱新民只身秘密来到南京鼓楼碑亭巷，找到日本特务机关“大东亚同盟总会”总裁铃木少将，进行了商谈，然后又回到六合。其谈话内容不详。
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报务员周光球、周英杰二人在亲戚掩护下进入国际安全区，暂时潜伏下来，躲过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浩劫。这是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军统留在南京城内的唯一线索，她们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行动，自保不被日军残害已经是不易的了。
12月16日，就在六合沦陷后的第二天，钱新民携带全部“南京区”人员名单在日军护送下进入腥风血雨的南京城，向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投降。
戴笠在汉口为此大发雷霆，但也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向蒋介石自请处分。他电令“忠义救国军”总指挥俞作柏重新派遣人员到南京工作，要他们“有声有色，做出成绩”。但不知何故，钱新民后来仍留任军统南京区区长并继续指挥南京区的工作。前次是否属于“诈降”亦不得而知。
1938年1月，出身浙江省警官学校的管容德被任命为忠救军南京情报组上校组长，携其妻孟芳在浦口设立了站点。由于日军大屠杀还在继续，他只能利用几个持有通行证的码头工人，为他搜集一些表面情况。2月初，管容德联络上前首都警察厅下关侦缉队副队长、拥有四五百人队伍的青帮头目王锡三，迁南京情报组到瓜埠，奉准成立了“忠义救国军南京行动总队”，办公处设在瓜埠老鹰窝。下设秘书、情报、政训、督察等室，行动、爆破、交通等组和上海、南京、六合三个联络组。在情报室内设立了南京城中、城南、下关、浦口各情报组。忠救军总指挥部又派来督察袁灿协助。他们拥有第十一、十三、十六三个游击支队和两个直属游击大队，共计人三千、枪两千。
这支部队在开始时，按照军统局的指令，在抗日方面做了一些零星的活动。他们先后派人到南京下关火车站、白下路小火车站进行爆炸日军军运活动；并于汪伪政权成立后，谋划刺杀落水的大汉奸。如在南京大戏院刺杀伪宣传部长林伯生，在明星大戏院刺杀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在夫子庙贡院街狙击伪南京市长高冠吾，以及爆炸日军俱乐部东和剧场等。但这些行动都没成功，只炸伤了一名日军少尉，给日伪造成了恐慌。1938年9月，他们在六合灵岩山伏击了从县城往瓜埠扫荡的日军，毙伤十多人。
管容德把更多的心思用在发展自己的武装上，他建立了自己掌握的四个特务队，有三百人和枪，并配有轻重机关枪。他还不断派亲信去忠救军总部接受训练，回来后担任军官。由于重庆方面不能供给经费，要他们就地解决，于是这支队伍就在各驻地横征暴敛，用“爱国捐”、“鞋袜费”、“制服费”乃至“灯油费”等各种名目来盘剥民众，闹得民不聊生。管容德积极执行国民党的反共方针，经常四处搜捕共产党新四军，并密切注意侦察新四军在江南活动的情报，向重庆报告。1939年初夏，新四军第四支队到六合八百桥、东王庙一带活动，管容德奉忠救军总部命令，与国民党“地方友军”配合，对他们进行了排斥袭扰。1940年2月，管部在奔袭新四军民运工作队途中被新四军伏击，伤亡惨重。恼怒之下，他竟杀害了十三个被拉夫的农民泄愤。3月间，管部又全力投入了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发动的企图消灭新四军江北主力的作战行动，但遭失败反被新四军歼灭大半。忠救军总部撤销了“南京行动总队”番号，管容德逃离六合，转任国民党政府句容县县长，但他没有到任，躲到了上海。他后来被军统抛弃，生活潦倒，患病几乎失明。手下余部投日或溃散。
1938年4月，滞留南京城内的军统报务员周光球、周英杰二人得到军统南京区部指示，尽快将城内的留守电台装架就绪，以便与重庆军统总局取得联系。但由于技术问题，两位女报务员未能完成任务。区长钱新民于是命令在江北的国民党航空气象情报第二十六分台台长张云飞潜返南京城，完成了安装任务，这样才恢复了与重庆军统电台的联系。钱新民又命令张云飞和周光球以夫妻名义在一起，掩护工作，负责收发各项情报电讯。同时把周英杰调出南京城，派到六合县瓜埠镇附近与刚从汉口航空气象总台调来的第八十八分台台长潘俊滔（潘光祥）在一起工作。该台除向航空气象情报总台报告气象情况及日军飞机动向外，还为南京区收发各项情报电讯，同时又与城里张云飞电台保持联络，收发区部与城里组织间的来往电讯。后来为了加强南京城内组织电讯工作的力量，又将航空气象情报第八十五分台台长温酿调往城里工作，加派报务员刘正凡随同前往，搜集日伪活动情报，即时向区部和重庆军统总部汇报。
1939年汪精卫在南京筹建伪国民政府后，李士群、丁默邨主持的汪伪特工总部决定，把伪总部三处（电讯处）迁到南京北平路38号，同时宣布成立“南京无线电通信总台”。另在上海、广州、汉口、苏州、无锡、镇江设立支台，各县设立分台，及时将各地情报电汇南京总台，形成一个较大的无线电报通讯网。该处（电讯处）处长为晋辉，副处长余介，总台长阮行舟。其他重要成员有秘书沈锡宝，译电室主任沈寿桐，科长周鼎、谢乃光、严经为等。报务长先是谢熙、张民权，后是潘俊滔（渝方人员）。机务长黄国璋，股长有朱笑萍、陈凯等。在总台设有专门听抄重庆中央社与延安新华社新闻电讯稿的部门，经总台整理后分送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李士群等人参考。另外在张府园70号设立研究室，在长乐路某处设立侦察总台，专事窃取对方电台的密电电频，进行技术性的研究破译。其中主要成员为杨家英、万德浩、马成、黄焦、汤友梅、林植等人。
与此同时，在汪伪军事委员会下也设立了无线电总台，由张和卿（张亦璞）担任少将总台长。在各地伪军部队中军、师两级设立支台或分台，由总台委派负责人与驻军筹办，形成军事系统电讯网。
此外，周佛海控制的伪中央储备银行也单独设立银行总台和各省、市支台，另成体系，与军事、特工成鼎足之势，各自为政，互不相关。该台人员是由伪特工总部三处处长晋辉所派总台台长谢熙挑选，其主要任务是收发银行业务往来电讯和经济金融动态、市场行情变化、外币金银涨跌等消息。
但后来周佛海把总台作为他与重庆军统秘密往来的渠道，也成了变相的特务电台。伪中央储备银行内藏有重庆派来的特务陈克祥等人，周佛海待之如上宾，均安插在财政部、伪中储行中委以重要职位。
这时汪伪政府内已有特工、军事、银行三个无线电台系统，技术人员需求量大。为了培养电讯工作人员，汪伪当局在南京办了两个无线电学校，一个是南洋无线电学校，地址在韩家巷，校长由伪军委总台长张和卿兼任；一个是新华无线电学校，在王府园，校长是余介（特工总部三处副处长）。后来余介被重庆军统暗杀，乃由温酿担任校长。
1939年8月，军统南京区城内组织遭到汪伪特工破坏，两部电台及工作人员均为汪伪特工所获。其主要人员秘书谭某、杨国栋、张云飞、温酿等人悉数被捕。由于汪伪政权正急需特工电讯人才，经过软硬兼施，被捕人员摇身一变，就成了汪伪特工的上宾。如后来张云飞担任了特工三处侦察总台研究室主任，温酿担任科长、新华无线电学校校长。自从南京城区军统组织遭到破坏，江北区总部也立足不安，旋即从六合瓜埠镇转移到八百桥镇附近。
原由潘俊滔负责的电台亦随区部一齐转移到八百桥。
为了惩办南京城内的投敌叛变者，重庆军统局命该区对主要投敌分子进行暗杀。乃由区长钱新民亲手布置，由李云声指挥，派出一名女特务混入城内，化装为女学生，假装与译电员杨国栋谈恋爱，以便待机行事。终于在“新婚之夜”把杨国栋、谭秘书暗杀了。该女在完成任务后，顺利返回江北区部。
1940年6月，该区武装特务大队去六合北部山区活动，与新四军某部发生摩擦，全部被歼，大队长张某被打死。南京区军统人员因此立足更加困难，区长钱新民、副区长尚振声等人先后撤离八百桥，潜逃上海。电台人员潘俊滔、周英杰，副区长尚振声，译电员杜雪帆住上海法租界高恩路255号三楼。区长钱新民另住他处，地址保密，只有他本人单独常来电台，指示工作。因南京城里尚未能重新立足，潘俊滔的电台只是与重庆军统总台恢复了通讯，专事收发该区上海办事处与重庆军统局之间的一切往来电报。
后来军统在南京城里又重建起地下组织，由邵某以伪首都警察厅督察长公开身份为掩护，负责城里的组织领导工作。电台就设在明瓦廊86号督察长的家里，由范星照任台长，该台除与上海办事处潘俊滔电台联络外，还直接发电与重庆军统局总台联系，专门收发城里敌伪活动情况等情报。
同年12月，区长钱新民被汪伪特工捕获，随后副区长尚振声、译电员杜雪帆、电台长潘俊滔、组长李云声等人同时被捕。当天晚上，潘俊滔与钱新民暂被关押在汪伪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万里浪的住所，并拍发了由汪伪特工总部拟稿的电报给重庆军统局，内容不详。不过，钱新民对潘表示：我们可打入汪伪，伺机做些反间工作。看来，他得到了戴笠的“落水”许可。
与此同时，南京城内的军统组织和电台也被汪伪特工破获，督察长邵某被处决，电台人员范星照等人也同时被捕，后因汪伪特工总部正需要电台技术人员，范星照不久获释，到汪伪特工三处工作去了。1941年以后，军统南京区的被捕人员均先后获释，并投汪担任了伪职。区长钱新民被任命为汪伪特工总部机要处副处长，其他人员均被委以专员、科长等职。潘俊滔回到南京，担任汪伪特工三处南京总台报务领班。
1941年7月，汪伪政府为配合日军扫荡占领区内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的行动，在苏州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汪精卫亲兼该会委员长，李士群兼任秘书长。当时李士群除担任特工总部主任外，还担任伪军委会调查统计部部长、江苏省省长等职，掌握军、政、特大权。李士群决定在苏州的住所设立“联合办公室”，专门处理军、政、特三方重要机密事宜。该办公室设有无线电台一部，台长就是潘俊滔。
1941年8月，汪伪特工总部第三处内部形成两派对立之势。一派以处长晋辉为代表，另一派以副处长余介为代表。晋辉主管总部无线电通讯工作，余介主管总部侦察电台工作。同年，余介被重庆军统局派来的人暗杀。侦察总台改由杨家英负责。
1942年2月，前军统局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在汪伪内部进行反间工作被发觉，刚刚建立的军统上海地下站也被破坏。原军统局南京区会计、后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安少如，以及电台全部人员均遭逮捕。钱新民、尚振声因犯了李士群绝不允许他们“走回头路”（指重新为重庆工作）的大忌而被处决。
其他在汪伪内部的原军统人员也受到牵累。潘俊滔因参与钱新民的反间工作，被从苏州调回南京总台，降职为总台报务领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