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9月，李士群在苏州被重庆军统局使用反间计借日本人之手毒死，汪伪特工总部因此进行了大改组，成立了伪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以黄自强为部长，下设政治保卫局。一局在上海，由万里浪任局长；二局在南京，由胡均鹤任局长。原特工第三处撤销，改组为伪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南京无线电总台，任命晋辉为少将总台长。
1945年3月，汪伪军事委员会又决定改组政治部，设立政治保卫部，由陈公博亲兼该部总监，副总监为周学昌、万里浪，秘书长胡均鹤。电台改属政治保卫部，称“南京总台”。总台长周鼎，副总台长阮行舟，所担任的任务不变，负责与各局支分台保持情报电讯联系工作。潘俊滔则担任该部总务处电讯科中校代理科长，主管各电台业务人事调迁考核工作。
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重庆国民党军统方面派来了大批特工人员，与汪伪政府的军、政、特等各级人员频频接触。重庆军统局曾写信给潘俊滔，要求他们听从重庆来人的话，不要接触中共人员。同时渝方又派人与温酿取得联系，利用新华无线电学校的有利条件，进行活动。在新华无线电学校的掩护下，设立电台与重庆直接联络。其时伪中央储备银行的无线电台也成了周佛海与重庆国民政府及军统局联络的渠道。
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后，军统局电讯处派来了以魏大铭为首的电台接收大员。他们马上把汪伪军委会总台、特工总台及所属各地支、分台全部接收，并趁机掠夺财产，占为己有。汪伪电台上层人物如晋辉、张和卿、周鼎、黄国璋等对接收人员大肆贿赂，企图逃脱追究，但后来仍未能逃脱，落得个以汉奸罪论处的下场。
第二节“两统”与日汪的特工战
“派进唐生明”与“拉出周佛海”在对付汪伪政权的特工战方面，戴笠的军统局采取了“派进去”与“拉出来”的两手方针。一方面通过各种管道，尽量派人打入汪伪内部，以参加“和平运动”取得汪精卫的信任，出任伪政权官员，而后开展搜集情报和破坏工作；另一方面，利用投汪者的灰暗心理，以既往不咎戴罪立功为诱饵，将汪伪政权内的有价值人员拉出来，进行策反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两种工作都取得了实效，其中比较突出的代表事例就是唐生明的“投汪”与周佛海的暗中“投渝输诚”。
唐生明，湖南人，民国着名将领唐生智的胞弟，抗战前官至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谋，抗战爆发后曾任长沙警备副司令等职。1938年改任湖南常（德）桃（源）警备司令、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因其为人圆滑，善于交际，被戴笠看中。1940年3月，汪伪政权刚刚在南京开场，蒋介石便与戴笠策划，选定唐生明往京沪活动。因为他既是戴笠的好友，也与汪伪方面许多头面人物都很有交情。
戴笠召唐生明去重庆，赋予他“投汪”做内线的重要使命。唐始料不及，当时未敢答应，经戴一番动员后，意识到此行无法推托，便表示愿站在朋友的立场前去为之效力，但不愿加入军统组织。戴笠表示认可，说：“只要你肯去，我们之间可以一直保持和过去一样的朋友关系。我在上海和南京的两个区，你也可以指挥，但不一定要你直接领导。”戴笠对唐交代，军统上海区给他一部电台供联络用，投汪理由就是受不了大后方的艰苦生活，钱可尽量花，由他供给，生活要腐化，“你的腐化是校长特许的，是奉命腐化，只要别人认为你只知道玩，什么也不行，这样就有办法了”。戴笠还特地让人先在上海放出风声，说唐生明在后方过不惯，马上要搬家到上海来了。
稍事隐居后，唐生明于1940年9月携家眷绕道香港抵达南京“投靠”汪精卫，“参加和运”。因其兄曾与汪合作反蒋，加上他本人在黄埔军校时与汪精卫有师生之谊，很快便通过了李士群、陈璧君的审查，取得汪精卫的信任，得到了重用。10月，汪精卫在伪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议任命唐生明为伪军事委员会委员。戴笠为假戏真做，特别让其兄唐生智在重庆报上发表声明，大骂其弟落水为奸，声明脱离关系，请政府通缉。
蒋介石和戴笠交给唐生明的任务有三：一是在上海运用与汪伪要员们的旧关系，掩护军统地下组织的活动，“不使再遭到破坏，已被捕的要设法营救”。二是在汪伪内部进行分化瓦解，以蒋介石的“宽大”政策拉拢策反汉奸，告诉他们“领袖是很关怀他们的，这种德意，应当让他们都知道”。三是帮助戴笠的“忠义救国军”抵抗中共新四军在江南的活动。
唐生明的任务在于深藏待机，他是戴笠埋在汪伪政权内的一颗重磅炸弹。他平时决不活动，表面上为汪伪工作，先后被任为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将高参、保安副司令、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务。他利用自己的旧关系和作为上海电影明星的妻子徐来，以打麻将等手段，与汪伪内部从周佛海起的上下级老熟人们打得火热，并与汪精卫、周佛海的老婆甚至日本特务头目影佐祯昭等人打牌交往。他曾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与日本军官喝酒时，刺探到了日本将要南进开战的重要情报，报告给重庆，为中方判断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并提醒美国，提供了佐证。当然，唐生明也曾将军统得到的新四军情报供给日伪“清乡”时用来对付中共武装。
1941年冬，军统局驻上海沪一区区长陈恭澍被捕，向汪伪特务头目李士群交代了唐生明的底细。当时李士群已经从他们截获的关于劝告戴笠令上海站不必刺杀日本兵以免祸害当地民众的电报中，推断出可能就是出自唐之手，对他已有怀疑。得到证实后，鉴于汪精卫与唐的关系，李并未敢擅动，只对唐生明加以监视，并把他送到南京交汪精卫处理，但唐生明一到南京就被日本人接走了。接下来的事却令唐生明大感意外。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河边正三宴请了他，总司令部都甲大佐说：“我们一直找不到与蒋介石阁下有关系的人商谈，今天找到了你，我们非常高兴。所以特别请你来谈谈。”明确说明他们知道唐的身份，但绝不会找他麻烦，相反却要保护他，支持他的工作，要他把与重庆的联络电台保留下来，由他们负责保护，使之作为日本与重庆暗中沟通的一条线，并说汪伪绝不敢为难他。河边正三也对唐说：“我们因为找不到办法，才拉汪精卫出来，希望通过你能和蒋介石阁下直接商谈中日合作方式，请你从中协助我们早点完成这个任务……大家都是一致反共的，都是为了大东亚共存共荣，日本对中国没有野心，并没有打算长期占领，我们应当很好地合作起来一致反共。”随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俊六也会见了唐生明。
以后，唐生明便在日本人与李士群的保护下做了一个公开的特务，对他所提的要求，日伪方面总是尽量满足。其后被日伪捕获的几十名军统特务，如上海站的毛森等，陆续都由唐生明保释逃走了。
蒋介石与戴笠在得知唐生明已与日伪公开接洽后，也比较满意。戴笠电复唐生明，称赞他不负校长重望，能超出蒋对他的希望。要他先以个人名义与日方往来，多与之周旋，对日方所提一切问题，不要先作具体答复，随时向重庆报告。还特别嘱咐不要先承认是代表什么人，一定要好好保持这一关系。他们从日本对唐的态度中，悟出了日方仍对重庆留有后路，也就顺水推舟，让唐做了在南京的联络人。
与此同时，戴笠还派陈旭东、从西平等人通过亲友关系“投靠”到南京，与汪伪政权军政部长鲍文樾、海军部长任援道取得了联系，为蒋介石做策反工作。另派周镐、濮齐伟、毕高奎等多人去与汪伪社会部部长丁默邨、考试院院长缪斌、伪浙江省省长傅式说、伪南京宪兵司令陈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伪山东省省长杨毓冶等人拉拢关系，全方位地挖汪精卫的墙脚，而这些汉奸也想借机给自己留一后路。蒋汪集团的关系真是复杂化了，这种勾结真真假假，重在互相利用。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周佛海了。
唐生明在南京伪政权中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成功地拉拢了汪伪政权的第三号人物周佛海，使之暗中投靠了渝方，为蒋介石准备战后反共出力。
周佛海，早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曾出席中共“一大”，后来投靠国民党，成为“CC派”主要干部。他因和汪精卫亲密的历史关系，加上对抗战前途的失望，成了最早随汪精卫投敌的国民党大员，其后他一直在汪伪政权担任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军委会常委等党政军要职，掌握伪政权的财政、行政、军事大权，是第三号大汉奸。当唐生明抵宁后不久，周佛海就向他打听路线，准备接其母亲等人从湖南来南京。唐生明报告戴笠后，戴笠就抢先一步，把周母等人带到贵州息烽监狱看押起来，作为人质。于是，自命为“孝子”的周佛海先软了下去。他把被捕的军统南京直属组特务程克祥放回重庆，并要他向戴笠转达对“保护和照顾”其家人的“感谢”，并表示自己“离开重庆，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事先报告委员长”，“今后仍当奉命行事”，向蒋介石表示输诚。
早在1940年，周佛海就派人到重庆，准备说服蒋介石与汪合作，共谋对日“和平”，这样他也可以得到解脱。但蒋介石不肯与汪精卫合作，反要周相机杀了汪，周加以拒绝。蒋介石于是要戴笠牵制住周佛海。于是便有了上述一幕。
程克祥回渝报告后，得到了戴笠的嘉奖，接着又被派回南京，任军统京沪区区长。戴笠还要他向周佛海转告，“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叫他不必挂念”，“不必悔怅过去，只要把握未来，好好干一番”。戴笠的确对周的母亲不错，在其母去世时，他还代替周披麻戴孝跪在灵前，照相送到南京，周佛海看了着实感动。更重要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佛海估计日本最后将战败，于是死心投靠了重庆。
程克祥带着电台与密码本，在戴笠的“忠义救国军”护送和周佛海的伪军接应下，安全返回南京。而周佛海从此便成为戴笠从汪伪“拉出来”的最大的汉奸。
周佛海在家中架设了两部对渝联络的电台，直通戴笠。他早年曾任黄埔军校的教官，与戴笠有名义上的师生关系，后来又在蓝衣社混过，与戴笠比较熟悉，每日彼此电讯不断；另一电台通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战前在顾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周曾为省教育厅长，彼此也熟悉，这时顾祝同的岳父家居上海，得到了周佛海的关照，“公谊私交，两均契洽”。当时戴笠给他的电令多以蒋介石的名义，周对此时常怀疑，他就电顾请其帮忙“再探中枢虚实”。
这些汉奸政客都是这样善弄权术，处心积虑地为自己“留条后路”。
其后，周佛海向重庆供给各种情报，掩护军统特务，释放了多名被捕人员，并在暗杀李士群等重要事件中为戴笠帮忙，特别是抗战结束前夕，又为蒋介石抢占地盘阻止共产党军队进入立下“汗马功劳”。最后得到了蒋介石的特赦。
在南京继续部署刺汪行动
河内刺汪失手后，军统局在蒋的要求下追往南京，继续部署刺杀汪精卫的行动，大有不杀汪誓不罢休之势。而汪精卫也明知军统的利害，除发展特工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外，平时自己闭门不出，小心翼翼，尽量减少敌方的可乘之机。因此除了亲近者外，一般人难以有机会下手。戴笠为此绞尽脑汁，想借投汪的王天木、陈弟容之手除汪，但复杂的情况使戴笠借刀杀人之计亦告破产。
1939年8月至9月间，军统局衡阳办主任吴赓恕少将与军委会少将参议戴静园，向戴笠表示自愿赴南京刺汪。他们想利用戴静园与汪精卫亲信陈石生的旧关系搭线，当时陈石生曾致函戴静园，拉拢他加入汪伪，遂计划以投靠为由，由陈介绍戴见汪，吴从旁准备协助。戴笠批准了他们的计划。
吴、戴二人去南京后，戴被汪精卫委任为伪社会部委员。但因二人急于见汪，要求过于急切，引起了陈石生的怀疑，加上戴妻在他面前失言，使陈石生断定他二人欲对汪图谋不轨，再加上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的告密，致戴、吴二人被捕。他们明知汪精卫对行刺者绝不宽恕，故只求一死，并托人致戴笠一函，以未能完成任务为憾。1941年3月31日，二人被杀，当时吴三十六岁，戴四十九岁。
江苏吴县人陈三才，留美回国后创办北极电冰箱公司，发起组织“中国工程师学会”，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就曾协助军队抗日。上海沦陷后，他结识了戴笠，并以朋友身份协助军统局在沪的工作。出于爱国激愤，他决心投入除汪行动，因无法接近汪精卫，故在暗中寻人找关系，想以重金买通汪的左右行动。不幸遇见了一个自称能杀汪的白俄人，被骗了钱后又被出卖给“76号”，于是被捕入狱，受到汪精卫的亲自提审，陈三才拒绝反悔。囚禁三个月后，于1941年10月2日被杀。陈三才被捕后，戴笠曾令上海区尽一切可能营救，未成。后军统局呈请蒋介石为他题字，并以清华大学同学会的名义，为陈三才举行了隆重追悼会。戴笠还有意把他列入了军统局上海区行动员的名单。
邵明贤，毕业于浙江警官学校，抗战前曾任南京江宁县警察局长，被时任县长梅思平器重。抗战开始后，邵明贤在贵阳办理警官训练班，接到已投汪的梅思平来函邀他去宁。他于是向戴笠报告，愿借此机会去南京除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