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纸桥：两千对四百的再次伏击
原来，唐景崧自光绪八年九月二十日出都南下，十二月入越，本意欲说服刘永福抗法，但旋即便传来李宝和谈的消息，于是唐景崧入越后仅与越南官方作了一些秘密接触，便又转回了广州。此后法方单方面推翻“李宝协议”，越南告警，唐景崧遂于光绪九年正月再度入越，并于三月初八，在山西见到了慕名已久的刘永福。
当时刘永福正处在一个进退维谷的位置上，越南政府的墙头草政策是出名的。刘生怕万一法越妥协，自己白白做个牺牲品。他想投奔大清，重回祖国怀抱，但又怕清廷介意他的历史问题。于是遂萌生了先退往中越边界的保胜地区，经营一个新的山区基地的想法。但唐景崧的到来，使他改变了计划。
唐景崧开诚布公地告诉刘，天朝宽大为怀，凡我华夏子孙，但能御外侮，卫国疆者，皆是大清的好子民。保胜作“老巢”可以，但必要“守山西为门户”。
盖“山西不守，则保胜之门户撤，而粮饷无源”，“势将坐毙”。如此，从刘个人讲，山西确实关系到黑旗军的生死存亡。从大清讲，刘能据山西与法人周旋，即是保卫了大清的本土。于公于私皆利，何尝不为？
唐景崧的分析令刘大为折服，唐遂趁热打铁，又提出三套方案供刘选择：以保胜为老巢，以山西为门户，控制北圻，伺机南征，“事成则王，不成亦不失为豪杰，功在中国，声施万世，此上策也。”
“其次则提全师击河内。战胜则声名崛起，粮饷军装必有助者；不胜而忠义，人犹荣之。四海九州知有刘永福，谁肯不容？立名保身，无逾于此，此中策也。”
“如株守保胜，坐视国难，无功无名，事败而投中国，恐不受。此下策也。”
最终，刘选择了中策。
三月十九日（4月25日），刘永福亲率两千余名黑旗军精锐南下河内，同时还得到了越军的支持。越军虽战斗力极差，但数量多，用于后勤、警戒工作和辅助性游击战还是可以的。四月初，刘永福以优势兵力包围河内，他令黑旗军在河内之西，越军在河内之东，屡屡发起游击夜袭，又是炮击，又是火枪射击，令法军不胜其扰。
反观河内李维业的部队，算上后勤人员也不过200人。李维业更清楚的意识到，刘既熟知地利，又兼得人和。自己所能依仗者只有坚城。于是，他采取了一个远较安邺高明的战略，那就是固守待援。
法方自然不会坐视李部被歼，第一批援军300人于四月初八（5月14日）、初九（15日）两日陆续抵达河内，第二批主力2000人也开始集结，准备北上解围。而黑旗军由于缺乏攻城炮，只能徘徊于河内边缘。如此屯兵坚城之下，一旦法援军赶到，后果不堪设想。但谁也没料到，李维业自己替刘永福解除了难题。
四月初三（5月9日），河内的东南城门上，出现了一张黑旗军致法军的战书，内云：雄威大将军兼署三宣提督刘，威悬示决战事。照尔法匪，素称巨寇，为国所耻。每到人国，假称传道，实则蛊惑村愚，淫欲纵横；借名通商，实则阴谋土地。行则譬如禽兽，心则竟似虎狼。自抵越南，陷城戕官，罪难了发；占关夺税，恶不胜诛。以致民不聊生，国几穷窘，神民共怒，天地难容。本将军奉命讨贼，三军云集，枪炮如林，直讨尔鬼巢，扫清丑类。第国家之大事，不忍以河内而作战场，惟恐波及于商民，为此先行悬示。尔法匪既称本领，率乌合之众。与我虎狼之师在怀德府属旷野之地以作战场，两军相对，以决雌雄。倘尔畏惧不来，即宜自斩尔等统辖之首递来献纳，退还各处城池，本将军好生之德，留尔蚊虫。倘若迟疑不决，一旦兵临城下，寸草不留，祸福尤关，死生在即，尔等熟思之。切切特示。
这份战书大大激怒了李维业，紧接着在四月初九（5月15日）夜晚发生的事情，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事的流程。
当晚，四百名黑旗军夜袭河内郊外的一个所谓的法军堡垒（其实是一个教堂）。该处守军仅三十余人（其中5名法官水兵，其余为越南教民组成的伪军），激战一夜，黑旗军竟无功而返。这一战大大坚定了李维业的看法：“黑旗一军，不过中国刘某一人，号召无赖之徒，乌合之众，不值李某一击，前胜安邺，乃偶然事耳，何足为虑耶！”
他从根本上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一仗的胜利全仗防御之优，而非进攻所得。
但他却昏头晕脑地决定开城迎战，主动出击，一举扫灭黑旗军。
而刘永福却是如此的精明。他很善于应变，所以坏事也才能变成好事，小败仗也才能换来大的胜利。他仍是老战略：诱敌深入，设伏歼敌。地点也还在纸桥。
一切，似乎只是历史的重演，只是胜得更加惊险。
四月十三日（5月19日）凌晨四时半，四百余名法军拖着三门新运到的65毫米野战炮出城作扫荡作战。当他们在八点半进至纸桥时，李维业感到地形不利（一边是泥泞的水田，另一边则是茂密的丛林，还有河堤），怀疑有伏兵，遂暂停前进，命令炮兵作火力侦察。
在河对岸设伏的是黑旗军右营，指挥官杨着恩，兵力三百余人，以河畔关帝庙为主阵地潜伏，待法军一部过河后伏击之，到时法军后队过桥困难，就将被黑旗军逐个击破，可谓另一种性质的半渡而击。在他们附近是吴凤典的左营（400人），后面大路上是黄守忠的前营（1000人），最后是刘的亲兵队（120人）。战前刘永福早有严令，黑旗军也不是第一次打这样的伏击。他们任凭法军开火，就是不还击。纵然为炮火所伤，亦坚忍不动。
如此良久，李维业遂判定没有伏兵，法军于是放胆深入。不料前军刚一过桥，即落入中方伏击圈中，指挥军官营长韦医中弹负伤（当天死于河内）。法军队形大乱。此时为上午九时。
对于法军，这真是一个严酷的考验。部队被河流所分割，中间只有一座桥梁作为狭窄的孔道，处于半渡遭伏的恶劣情况。但法军毕竟是欧洲劲旅，代理军官迅速稳定前锋部队，拼死抵抗，李则亲率后队过桥增援。
此时黑旗军的抵抗不能用激烈来形容，而只能用惨烈来描述。杨着恩在双腿中弹的情况下，坐地坚持指挥。双方短兵相接后，又亲手开枪射击，右腕中弹骨折，又换左手发枪，直至胸部中弹，壮烈牺牲。
第一梯队伏击部队被击溃后，黄守忠的前营随之与法军展开激战。法军鼓余勇，在已经冲破黑旗军右营的三道防线后，又连续冲破前营的三道防线中的两道。
似乎黑旗军这次已经难以逃脱“滑铁卢”的悲惨命运。可是，转机还是出人意料的产生了。
渡过纸桥后，在法军进军路线的右侧有一个大型村落。出于对黑旗军设伏的担心，李维业进军前特地先派出了法军上尉连长雅关率领该连进入该村落，在确认没有埋伏后，法军才全力向黑旗军的防线发起正面冲击。似乎是因为兵力不足，所以法军在确认该村落已空无一人后，并未留兵设伏，而是把雅关的那个连也投入了正面作战。
就在法军正面攻击得利，一路猛进之时，吴凤典的左营（400人）忽然以一个惊人的迂回，借助那个村落的掩护，穿过一块干涸的稻田地，突然出现在了法军的侧翼。
事后李维业的参谋长马罗尔也不得不承认，黑旗军的这个迂回是相当漂亮，就算是“素有训练的欧洲军队也不能做得更好”。这批黑旗军将士一口气冲到离法军只有100公尺的地方，突然卧倒，乱枪齐发。
这一突发事件令法军阵脚大乱。当李维业发现最前面的一门野战炮有可能落入黑旗军之手时，他居然一马当先的冲了上去，组织士兵夺回了这门大炮并向后拉。结果，大炮被救了回去，作为司令官的李维业却被黑旗军的一名狙击手一枪击中肩部。冲上来的黑旗军士兵一齐举枪。离李最近的法军连长雅关飞身上前，用身体替长官挡住了第一轮射击。但刘永福是不会放过这个天赐良机的。他一声令下，全军反击。黑旗军趁乱斩杀了负伤的李维业（一说李维业当时并未被杀，而是被俘后被斩杀的。而且黑旗军将他的首级与手臂装在一个漆盒里埋在官道旁边受众人踩踏，以示侮辱。事见法人毕乐《李维业之死》）指挥官的战死令法军士气大沮，他们开始撤退，居然也能一路安然无恙的退回河内。不要忘了，途中他们要边战边再次渡过纸桥。如果再考虑到，这次撤退是在失去了指挥官，“步兵连队与海军陆战队混在一起，从而完全妨碍了部队长官的协调一致、一切有效的领导”的情况下取得的，正所以法军能有这个撤退的好成绩，是因为他们利用了河畔的大堤，法军将那几门65毫米野战炮拉上大堤，猛烈开火，黑旗军无法压制这个火力，只好放弃追击。
是役法军亡32人（其中27具尸体落入黑旗军手中），伤55人，合计87人。
此外，法军还对战耗与战损物资进行了精确统计。是役法军共消耗子弹4090发，损失11支1878年造的步枪，还有一支枪的枪托和弹仓被击碎。此外还丢失了11套士兵的装备。“最后，还有4个人的靴子丢在了水田里”。至于黑旗军的伤亡及相关战耗与战损物资统计则成了一个永远的谜。刘永福的夫子自道是死50人，伤56人，但可信度很值得怀疑。
李德谈判，彻底谈崩
李维业阵亡的消息一经传出，中法两国再次迅速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
中方认为：和平即将到来。
法方则认为：战争的号角已经吹响。
大清国的政治精英们显然忽略了1883年巴黎的政治空气已根本不同于1873年。茹费理内阁绝不会善罢甘休，法国军方乃至议会也同样不会。
毫无疑问，巴黎已经愤怒。他们认为，堂堂法兰西上校为越南土寇所杀，实为法兰西之奇耻大辱。报纸也趁机造势，以此为国耻，终于激起法国民众的集体不理性，决定支持政府远征越南。一夜之间，从舆论到议会，纷纷主战。当然，他们主的是扫平“土匪”之战，而非中法之战。但在茹费理看来，黑旗军的背后必有大清的支援。乱麻要用快刀斩。民情的激动正有利于他的强硬立场。
在巴黎看来，宝海已经受了中国人太多的洗脑。所以决定以坚持对华强硬论着称的外交官——法国驻日本公使德理固（一译脱利古）代替宝海与中方谈判。
真是有趣，日本人和中国过不去，连带的驻日公使也和中国为难。
就这样，茹费理召回宝海，彻底毁弃了“李宝协议”，使中法和谈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零的起点上。
1883年6月6日（光绪九年五月初二），德理固抵沪，与李鸿章重开和谈。
此君一张口就语惊四座：
第一，越南为一独立自主国家，而非任何人之属国。
第二，大清要尊重越南之主权完整，从此再不插手任何越南事务。
第三，对越南境内的反法势力，既不许明帮也不许暗助。像黑旗军那样带有明确中国背景的力量，尚需代为解决。
以上所列为中法和谈之基本条件。
对此，中方当然不会同意。
德理固哪里知道，大清国方面对“李宝协议”也多有不满呢。不仅清流们反对，疆臣们反对，连薛福成也觉得中国让步太多，并提出反议案：三分越南。即北圻归清，南圻归法，中圻归越充当清法之缓冲地带。
对于薛福成的这个提案，李鸿章掂量了一下，觉得太重，他还是坚持“李宝协议”：缓冲区还是要有的。越南，断不容拱手让人。当然，要把握好分寸。毕竟敌强我弱。
中方的强硬姿态激怒了远在巴黎的茹费理，在他的授意下，法军在海军少将孤拔的指挥下，于8月25日（光绪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借越南国王嗣德帝逝世，幼主继位之机，攻占越南都城顺化，逼迫幼主签订了《法越第一次顺化条约》，“立新约二十七条，尽攘其兵权、利权、政权，并申明越境全归保护，中国不得干预。”越南小朝廷从此彻底沦为法国傀儡。法国同时还得到了在红河两岸设立兵站，驱逐黑旗军，保障越南北部的商贸活动顺利进行的授权。
同时，另一路法军则在西贡法军司令坡滑的率领下，顺红河扫荡前进，攻击了怀德、丹凤一线的黑旗军。是役由于法军的轻敌，虽经苦战，却未能扑捉歼灭黑旗军主力，只是将之逐退。这一战说明守方纵然装备较差，但只要利用有利地形构筑了坚固工事，至少在正面交战中是可以击退优势敌军的。
这次挫败引发了法军内部的大反思与大检讨，主要的教训有二：
一、要进一步增强火力。
二、应避免与守军作正面作战。
相反，黑旗军系统作战力差的弱点，虽经是役暴露无遗，可惜却未能引发中方的及时反思。而且，就在这一战中，清军的正规军已经穿黑旗军军装参战，不能单独视为黑旗军的功劳。可是，国人不查，遂不免在书生中产生“黑旗军不可战胜”的错觉。这就为下一轮的较量结果埋下了一个不幸的伏笔。
军事上紧锣密鼓的同时，外交战线上也不轻松。德理固于八月十五（9月15日）提出了一个解决越南问题的新方案，建议在北纬21°至北纬22°之间划定一线，以北至中国边界为中立区（实际上只包括谅山、高平两地），两国都不得进占，同时中国应开放云南的蛮耗为商埠作为对法国让步的补偿。他还要求中国“不管越事”，不得“视越为属国”，也不得予以明助或暗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