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林梦霞和女儿睡熟后，老麦拧亮台灯，在抽屉里翻找资料。
这段时间，老麦心里也压上了很重的包袱。县委和县人委的领导班子被一锅端了，日常工作几乎瘫痪。老尤当了县革委会主任，还在人委党总支办公室设立了联合指挥部的司令部。老麦和所有的领导都因为有一些各自的历史或实际问题需要交代清楚而靠边站了。
昨天开完批判大会，陶副主任让他留下来，跟他谈了几个问题：
“……我们现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开展得比较深透，已经揪出各种阶级敌人有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还有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帮分子等等……”
“我的外调没问题……”老麦说。
“我知道你和前面几种人关系不大……可有同志反映你四清时的问题很严重，还有同情右派老婆的问题……对了，还有人反映你从一九四六年起就一直犯男女关系问题……这样吧，你尽快写个检查，否则我不好办……”
老麦知道他说的不好办是什么意思。照小陶的意思，不是还有现行反革命坏分子黑帮这几种人随时有可能与自己挂上钩吗？
看来，阶级斗争的形势极其严峻。
以老麦只读过一年初小、一年零几个月省委党校培训的水平，很多事他理不出头绪，但凭直觉，他知道自己作为受党多年培养，在不同的战场上出生入死，为建立新中国负过伤立过功的党员，如今遇到了最特殊、最困惑的战役。
老麦不知道该怎么做，但他知道这场敌情不明的战斗堡垒其实就在自己和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
从“三反”开始，他就知道党为何要清理阶级队伍，他的所有外调都没问题。老麦五岁时没了父亲，一九四五年，他在家乡参加了党的地下武装组织，由于身份暴露，当地的地主武装还乡团找不到自己，就打死了母亲，抢走了家里刚分到的牲畜。
母亲去世和下葬，老麦都不在家，他刚参加了区武工队，后来又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部队南征北战。是村里新参军的小三子带来了母亲被杀害的消息。他告诉老麦，是他的大伯和乡亲们安葬了母亲。怀着失去母亲的悲痛，他参加了那场震撼世界的淮海大决战。由于作战英勇，战役结束后，他从文书提升为副指导员。
解放后，家中五间草房三亩地两分场院都归人民公社所有，老麦的贫雇农出身也没问题。
可是照陶副主任的说法，他老麦还有其他问题。
那些所谓的问题，“三反”时就有同志对他提出批评，他都向组织做过澄清和深刻的检讨，老麦曾获得县监察委员会无重大错误事实、免予处分的结论。可现在，为何陶副主任要对他重提这些问题？
老季和老李也分别被陶副主任找去谈话，老麦看他们也不轻松。
老麦找出自己的一份简历底稿和那份四清时写的长达三万多字的检查草稿，又找出信笺纸在桌上铺平，点燃烟卷，开始翻看检查，找出了小陶提到的那几个问题，陷入了沉思。
检查里写到的错误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有人提出老麦早在公安部队参加剿匪时就搞特殊化。给老麦提这条意见的人有事实为证——一九五二年老麦在腊哈地马鞍底一带剿匪，老麦行军时常把挎包手枪交给通讯员背着，把通讯员当成私人财产，难怪他走得溜刷（麻利）得很。更严重的是，老麦还时常悄悄买挂面背在挎包里，晚上办公晚了就煮挂面吃，被人揭发后辩解说上级同意了，有同志去问了上级，结果上级说并没有同意。
二、全国解放后，禁不起和平环境的考验，产生了以功臣自居、贪图名利地位的思想，追求资产阶级的糜烂生活。比如老麦负了伤住进部队疗养院，伤好出院前喜欢逛街，有一次还去了草坝，当天没有回营房，跟首长说误了车，有同志认为老麦的目的是去追求当地一个姑娘，想先了解她的情况，再和她谈恋爱。
三、一次老麦下乡，有个同事闲聊时问起自己的级别，老麦说剿匪时的部下老樊的级别现在已经比自己高，自己仍然原地踏步，是因为老樊文化高，在党校学习时提高得快，说明自己要努力了。后来“四清”时，有人就提出老麦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
四、县委书记老樊和自己从一个部队下地方，他老婆从北方农村来到这里没工作，孩子又多，老麦看他常年穿一双烂布鞋到处跑，孩子们穿的也很糟糕。自己的小丫头晚上在老樊家玩晚了，和老樊的孩子挤着睡，回家来说芸香家很冷，几个孩子只有一条毯子，夏天也没有蚊帐。
老李看不过意，跟老麦说，应该给老樊一点补助。老麦觉得光补助老樊不管其他领导也不合适，再说老李家也有困难。
经财委同意，老麦到商业局批到六十五尺布票和几十支毛线，给几个领导各分了几尺布票，又动用了一点救济费贴补了衣服被褥线袜，毛线则分给几个领导的家属给孩子们织毛衣毛裤。这事立刻被群众揭发检举，老麦被县监委追查，认为他违反了财经制度，老麦赶快把所有东西从领导和家属手中追回，及时退还给了商业局。但是，一直有人认为老麦是有意讨好拉拢领导，还害得几个领导也做检查。
五、老麦看到各级领导办公室的木头椅子因年代太久已经损坏，正好手里有一千两百元修缮费，除了请工给食堂盖了两间小房子堆柴火外，请示领导批准购买了一批廉价的藤椅。为了防止又被人说成搞特殊，椅子是晚上搬回来的，事后还是因被人检举开后门走小路而把货退回去了。
责任肯定是老麦的。
柴房不能拆掉，也成了搞特殊的有力证据。
这几个问题，老麦都能说清楚，也敢担责任。
有同志揭发老麦热衷于小家庭，贪恋资产阶级享乐生活，煮小锅饭，与一些干部在家里吃吃喝喝听收音机，利用职权向农场买花生十斤，借口身体不好有胃溃疡，曾多吃多占食堂四五斤白面，让炊事员给自己带菜，帮自己买肉说要哪块就砍哪块，当时不付钱，过后才让爱人去给钱，骑公家的自行车逛街等等，等等。
有人认为老麦在阶级斗争形势严峻的政治环境下搞和平演变。
这些问题，老麦觉得有些小题大做，这些问题与整党整风中提出的大贪污、中贪污、小贪污标准都挂不上钩。论起打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的话，他连小老虎都算不上，再说自己常年行军打仗，负过伤，加上生活不规律，肠胃有溃疡，吃不了食堂做的硬米饭，身体不好影响革命工作嘛，买点面粉面条什么的到底有多大的错？
有一段时间，领导确实强调过要干部群众都吃食堂，不准开小灶，但是老麦的小姑娘那段时间老生病，有天周末，老麦悄悄弄来一只鸡配了中药给闺女炖上，还没等揭开锅盖，就让巡查干部敲开门发现连锅端走了，老麦只好作检查。
副县长老甘是统战人士，生了一场大病，老麦到食品加工厂弄了几斤蛋糕和饼干去看他，还请他到自家吃了顿饭，也被指摘违反了党性原则。
有一份递交到常委、署名“部分革命群众”的信上这样批评老麦：“不要以为甘顺新是副县长，就可以同流合污，他曾经当过国民党匪帮的反动军官，这充分说明麦云峰已经严重丧失了阶级立场……”
老樊跟老李几个领导议了一下，不得已在这封检举信上做了个不痛不痒、似是而非的批示：“一天吃吃喝喝，这像办公吗？”
“四清”开始后，老麦虽然有所不服，特别是布票、毛线、柴房和老甘的事，完全是捕风捉影，乱上纲上线，有些甚至纯粹是栽赃陷害指鹿为马根本就没有的事，然而面对一次次火力强劲的批斗和众口一词无中生有的狂轰滥炸，老麦发现越想实事求是地说明问题，就越遭打击，甚至越辩越黑。
老麦的精神防线快崩溃了：“不能再连累家庭，小林和丫头不能再受罪……”
老麦在家庭和感情上属于那种很温情的男人。从战争的苦难中走过来的老麦，把妻子和闺女当做自己的两个女儿来爱惜。母亲死后，家里的亲戚都逃难离开了家乡，家中的几间草房和三亩地土改时也交给了公家。开始老麦认为自己曾不惜身家性命扛着枪走南闯北带兵打仗剿匪，负过伤，立过功，家庭出身好，他无法相信自己田无一垄房无一间，如何会变成资产阶级？
然而，为了老婆孩子不受牵连，能在运动中过关，在战场上和匪巢里英勇无畏没怕过死的老麦屈服了，他向组织和革命群众表示自己要痛改前非，意欲求得宽大处理。
老麦不止一次涕泪横流低头认错，凡是被人检举揭发过的问题，老麦都在自己的“三反运动坦白材料”和这份“四清检查”里作了深刻检讨。老麦深挖错误根源：“……自一九五三年剿匪结束后就染上了花花绿绿，以为革命成功了，不用再艰苦了，想谈恋爱讨老婆成家了。时间一长，思想又懒，嘴又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舒舒服服搞和平演变，是只派工不干事的地主资产阶级剥削行为，拍领导马屁最得力……”
老麦在自己写的检查里最后说道：要坚决彻底地抛弃这些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复辟残余，抛弃这些严重违反党章的东西，重新做人，还表示要坚决取缔小锅饭，永远跟党走……
只有一件事，老麦一直不愿做正面检讨，那就是所谓同情右派老婆的问题。
这事老麦心里至今一想起来心就会流出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