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史记》对中国古典小说、戏剧的影响
《史记》与小说和戏剧虽说是不同的艺术门类，但是它们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下面对之作简要阐述。
一、《史记》与中国古典小说
1.《史记》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渊源关系
说起中国古典小说，人们就会想到中国古老的神话。其实，中国古典小说是从唐传奇来的，而唐传奇又是从史传文学来的，所以，中国古典小说与《史记》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点与西方小说的发展不一样。西方小说的发展则是由神话到史诗到戏剧再到小说的。下面作简要分析。
在中国，先秦文化是以史官文化为主线的，而史官文化又源于原始时代的巫术文化。章太炎《书·清儒》说“上古以史为天官，其记录有近于神话”，“古史多出神官”。直到春秋时代，史官依然身兼巫官的职事，他们“司天”、“司鬼神”、“司灾祥”、“司卜筮”范围十分广泛。因此，《隋唐·经籍志》史部总序说：“夫史官者，必求博问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史”成为古代的学术总汇，一切著述都属于史，正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易教上》所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不仅如此，近人刘师培《左外集》卷八《古学出于史官论》亦云：
《汉书·艺文志》叙列九流，谓道家出于史官，吾谓九流学术皆源于史，匪仅道德一家，儒家出于司徒，然周史六以及周制周法皆入儒家，则儒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羲和，然羲和苗裔为司马氏，作史于周，则阴阳家出于史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然考之周官之制，大史掌祭祀，小史辨昭穆，有事于庙，非史即巫，即墨家出于史官。纵横家出于行人，然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亦太史之职，则纵横家出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然德刑礼义，史之所记，则法名两家亦出于史官。杂家出于议官，而孔甲盘盂亦与其列；农家出于农稷，而孔安国书册参列其中；小说家出于稗官，而虞初周说杂伺其间，则杂家、农家、小说家亦莫不出于史官，岂道家云乎哉？
这就是说，战国时代的百家之学也是从史官文化发展而来的，史官文化覆盖了一切。由此说来，历史著作成为后代各种文化的渊源，它本身也记载着一些神话，加上当时文史不分的情况，就产生了像《左传》、《国语》等一类的史传文学。《史记》继承了《左传》和《国语》的叙事和写人的风格，开创了以人为中心的传记体形式。在《史记》的影响下，汉魏六朝时期产生了大量的杂传作品和志怪、志人小说，它们是史传文学到唐传奇的桥梁。程千帆先生指出：“西汉之末，杂传渐兴，魏晋以来，斯风尤甚，方于正史，若骖随靳。其体实上承史公列传之法，下启唐人小说之风，乃传记之重要发展也。”实际上，志怪、志人小说亦属于杂传作品，是受史传影响而产生的。刘知几《史通·杂述篇》云：
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琐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者也。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言，犹贤于己。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孔思尚《语录》、阳松《谈薮》，此之谓琐言者也。……阴阳为炭，造化为工，流形赋象，于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此之谓杂记者也。
刘知己虽把历史与小说混为一谈，但他的看法有助于我们认识杂传以及志怪、志人作品的特征，这类作品无疑是从史传中分流出来的，既受史传影响，又独立成篇，兴盛一时，为唐传奇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剑国先生在《唐前志怪小说史》一书中列举大量事实证明了“志怪小说是从史书中分化出来的。”而像《世说新语》这样的志人小说，据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考证，其中有不少名人轶事属可信事实。从唐前小说的实际来看，大都与史有密切关系。就《汉书·艺文志》所列“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来看，也足以看出其中的渊源关系：
《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鬻子说》十九篇。后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记事也。
《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
《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非古语。
《宋子》十八篇。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
《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
《封禅方说》十八篇。武帝时。
《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武帝时。
《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
《臣寿周纪》七篇。项国圉人，宣帝时。
《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
《百家》百三十九卷。
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尽管他所说的“小说”与现代小说概念相去甚远，但也反映了小说的最初状态，由他所列的十五种小说，大部分是以历史命名的。章太炎云：“周秦西汉之小说，似与近世不同，如《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与近世杂史相类。”我们上引刘知几《史通·杂述篇》所列魏晋时代的志怪、志人等小说，基本也都与史有密切联系。
再从人们的审美观点看，一般人总是喜欢以“史”的标准来衡量、评论小说。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认为：“中国的明清时代，作者与读者对小说里的事实都比小说本身更感兴趣。最简略的故事，只要里面的事实吸引人，读者也愿接受。……他们不信任虚构的故事，表示他们相信小说不能仅当作艺术品而存在：不论怎样伪装上寓言的外衣，它们只可当做真情实事，才有存在的价值。它们得负起像史书一样化民成俗的责任。”正由于这种审美观念的影响，人们评论小说时动辄以“班、马史法”来相许，“盲左腐迁”也成为小说评论家常用的术语了。那么，之所以有这样的审美观念，也正说明小说与史有一种密切的关系。史是基础，为小说及小说评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传奇是继承前代史传传统及杂传（包括志怪志人小说）成就基础上发展成熟的。在它之后的小说，如话本、讲史等，与史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即使到长篇章回小说《水浒传》、《西游记》等也未脱离传记的影响。
如果把史传到小说的发展过程作一简要归纳的话，可以说，小说走过了一个由实到虚的过程。历史重真实，史传则是在真实基础上加进了文的色彩，即以真实为生命，以虚为衬托。到了传奇小说后（包括历史演义小说等），则是“三分事实七分虚构”，以虚带实。直到最后，成为纯粹的小说，即完全以虚构为手段描绘人物，把这个线索用图式表示，即为：
实（历史）→实·虚（史传）→虚·实（传奇及讲史、历史演义）→虚（纯小说）
2.《史记》与中国古典小说描写人物之比较
“人”是传记与小说描绘的对象，是它们创作的纲。因此，二者写人有很多共同之处。
首先，所写人物都富有个性，富有典型意义（关于《史记》写人参见前面“写人艺术”）。较之传记，小说在刻画个性化人物方面有更大的优势。所写人物既可以是历史上实有的，也可以是自己虚构的人物。古典小说要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富有个性、又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来完成的，小说中那些侠客、义士、忠臣等等，都具有普遍的教育意义。如果缺乏个性，不仅失去美感作用，也失去教育意义，因此，小说更为注重人物形象的个性。
其次，二者都要进行拟言或代言，合理想象。也就是说，都有艺术真实的一面。一般来说，传记文学所记述的是真人真事，真实是它的基础，这是一种“真”。还有一种“真”，即艺术的真实。传记作家根据历史事实，在符合生活逻辑、符合人物性格的前提下，对所写事件进行合理的艺术发挥，使历史的“真”显得更为形象、生动。为此。作者设身处地，替人物拟言代言，使读者如闻其声，如临其境。钱钟书先生对此有精辟的分析：“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其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史记》在刻画人物形象时，往往采用以虚补实、以艺术之真补充历史之真的方法，写出人物该说的话，该做的事，甚至写出他们的心理活动。这给古典小说虚实相生、寓实于虚的方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当然，在这一点上，传记与小说只是“相通”而不是“相同”。小说的特点，如金圣叹所说是“因文生事”，可以进行虚构，具有更大的想象自由，不像传记那样是“以文运事”传记与小说在想象上的“相通”，目的都是为了避免人物的概念化、公式化，以达到生动传神的目的。
再者，《史记》与小说都以人作为描述对象，所以，在体裁上大都采用纪传体形式，从篇名到整个艺术结构，都有相通乃至于有相同之处。自从司马迁开创纪传体写人的形式后，历代正史沿袭不易，杂传作品也继之不绝。这种形式的特点在于：它以人为中心来组织材料，不受时间、空间的严格限制。故事性很强，而且有曲折、有波澜，引人入胜。小说，从篇名到结构，都与《史记》相仿。唐传奇是古典小说的成熟期，我们看它的篇名：《柳毅传》、《霍小玉传》、《南柯大守传》、《李娃传》、《莺莺传》、《长恨歌传》、《古镜记》、《枕中记》、《秦梦记》等等，离不开“传”、“记”二字，而且都以人作为主要对象（个别夹杂着志怪），故事情节曲折动人。唐以后的小说如《水浒传》、《好逑传》、《石头记》（《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一类的小说，还要与“史”沾个边。这些小说在形式上与《史记》确实有相同之处，只不过篇幅比《史记》长而已。即使像《聊斋志异》这样的志怪小说，也“以传记体叙小说之事，仿《史》《汉》遗法。”当然，比起《史记》，小说在情节安排上更曲折生动，人物线索也更为复杂。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至于中间事迹，又逐段逐段自成文字。亦有两三卷成一篇者，亦有五六句成一篇者。”《水浒传》就是一百零八人的列传。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也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然而《史记》有独传，有合传，却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而千百人总合一传，内却有断断续续、各人自有一传。固知做《金瓶梅》者，必能做《史记》也。”他们这些评论，对我们认识传记与小说的关系，确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史记》与中国古典小说叙述方法之比较
从叙述方法上看，二者一般都采用第一或第三人称，作者本人时而幕前，时而幕后，无处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评。这是一种立体化的叙述方法。
所谓无处不在，是说作者在刻画人物形象时，能够全面掌握所写人物的活动，人物活动在什么地方，作者的笔墨就跟在什么地方，空间位置的变化并不影响作者的叙述视线。《史记》写重耳走亡，作者的笔墨跟着重耳走过了狄、卫、曹、宋、郑、楚、齐、秦等国家，最后回到了晋国，重耳所经历的每一件事作者都了如指掌，这样，就写出了重耳的性格发展史。与《史记》相比，小说的容量更大，因此，空间变换也更频繁，但作者也能站在最高点，鸟瞰一切，时而在此，时而在彼，知此知彼，全方位介绍。小说中常用“树开两枝，话分两头”、“且按下这头不表，单说……”这样的话作为空间转换、人物转换的重要枢纽，使读者的视线也跟着他不断地变化，清晰地了解各方情况。
所谓无所不知，是说传记作者和小说作者全方位了解人物所处的时代环境，人物的家世，所写人物与其他人物的关系，人物一生的命运，等等。要想把这无所不知的内容写进作品，作家须具备多种能力，像回忆、想象、联想等。《史记》给刘邦立传，作者不仅知道他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国君，也知道他是一个极为渺小的无赖小人，不仅知道他“人”的一面，而且知道他“神”的一面。所以作者笔下的刘邦，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物形象。传记如果达不到无所不知的程度，那么，所写的人物就不一定丰满，显不出人物的全貌。无所不知，也包括知道人物的内心世界，与他同呼吸共命运。小说作者的无所不知，除了与《史记》有相同之处外，更重要的是在内心刻画方面比《史记》有长足的发展。尽管《史记》有独特的刻画人物心理的方法，但它毕竟有限，是在忠于事实前提下进行的合理想象。小说由于不受这个限制，所以就可以从容地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因此，小说中有大量的心理描写，在长篇小说中更是如此。想象、联想、乃至于幻想，对于小说作家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