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无所不评，是说《史记》与小说都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作者常常站出来，对人物进行批评，对事件进行评论，帮助读者认识所写人物。这些评论，有时插在作品中间，有时放在作品结尾。《左传》、《战国策》中常用“君子曰”来评价人物，这个“君子”实际就是作者自己。司马迁的《史记》，有时把自己的议论插入叙事之中，如《屈原列传》等；在每篇的最后还用“太史公曰”对所写人物直接进行评论。这种边叙事、边评论的方法也被小说家所继承。像唐传奇，在结尾时也往往加一段评论。如《李娃传》：“嗟乎！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焉得不为之叹息哉！”蒲松龄《聊斋志异》每篇结尾也用“异史氏曰”来对人或妖进行评论。至于在中间插入一段议论的方法，在古代的说书艺术中最为普遍。说书人说到要紧处时，往往暂停一下，加入自己的评论。这样作者与所写的人物距离疏远了，但作者与听者（读者）的距离却缩短了，与读者交流感情，共同评判所写的人物。如果把说书人的评论集中起来，也就是一部评点小说了。
4.《史记》与中国古典小说矛盾冲突之比较
矛盾冲突是表现人物性格的场面。矛盾冲突愈激烈，场面就愈大，作品的节奏就愈快。这一点在《史记》中极为常见，在小说中就更为突出了。
《史记》中的许多场面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如《项羽本纪》中的“钜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围”；《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之和”；《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的“东朝廷辩”、“灌夫骂座”；《淮阴侯列传》中的“背水一战”等等（具体参见前面所述）。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场面往往是各种矛盾的焦点，战场上，朝廷里、宴会上，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由于冲突的出现，文章就会有波澜；而由于冲突的解决，文章又趋于平缓。如果一篇作品中矛盾不断地出现又不断地解决，那么整个作品就会显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项羽本纪》之所以对人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就在于作者写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场面。比如，“钜鹿之战”的出现，乃是各种矛盾的总爆发。在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失败、秦军势力复振、楚军主将项梁战死的情况下，秦国与楚国的矛盾，秦国与赵国的矛盾，楚国内部项羽与楚王的矛盾、项羽与宋义的矛盾等等都十分尖锐。正是由于这多种因素，才使矛盾冲突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一场生死大战终于爆发了。钜鹿之战的胜利，使上述各种矛盾都得以解决，项羽由此名震天下，并为诸侯上将军。随着矛盾的解决，故事情节又向前推进一步。此后又出现各种矛盾，于是，“鸿门之宴”的场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场矛盾解决后，情节稍稍平缓，但各种矛盾还在逐渐激化，最终出现了“垓下之围”这个场面，并使之成为全篇的高潮，主人公在这个矛盾冲突中悲壮地死去。窥一斑而知全豹，我们从《项羽本纪》的场面描写中可以看到，《史记》中戏剧化的场面都是表现人物性格的主要手段。《史记》作品一般都是单线发展的，而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往往是多线发展的，头绪繁杂，矛盾百出，戏剧化的场面更是少不了的。所以，小说较之《史记》在写矛盾冲突方面更有艺术魅力。《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长篇小说之所以吸引人，与这种戏剧化的场面是分不开的。三国时代，战争频繁，英雄辈出，《三国演义》中写了大量的场面来展示这个动乱的年代，表现那个时代的英雄。比如“诸葛亮舌战群儒”、“火烧赤壁”、“煮酒论英雄”等，都是极有声势的场面，对于表现人物性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小说由于容量大，所以，在戏剧化的场面方面比《史记》也有长处，可以尽情地渲染气氛，把人物放在矛盾的冲突中去表现。《史记》由于受到体制的限制，渲染的程度毕竟不如小说。但我们应该看到，小说中的许多场面描写，都是借鉴了《史记》写场面的方法，有些甚至在《史记》中可以找到原型，这不能不说是《史记》的一个贡献。
5.《史记》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
小说与《史记》有不解之缘。小说中的许多题材是由《史记》提供的，因此，《史记》是小说的土壤和武库。长篇小说如《东周列国志》、《孙膑演义》、《西汉演义》等等，都是以《史记》材料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的。另一方面，这些小说反过来又扩大了《史记》的影响。
不仅如此，《史记》的审美观念、艺术手法也对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无论哪一种文体，都带有强烈的时代意识，有褒善贬恶的功利目的。在《史记》中，有“循吏”和“酷吏”，在后代小说中就有“忠臣”和“奸臣”，乃至于出现了大量的公案小说，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观念的继承。尽管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但人们对于善与恶、美与丑总有一个较为公允的标准。再如传记中有《游侠列传》，后代小说《水浒传》何尝不是一部“游侠传”呢？大量反映侠客形象作品的出现，也是继承了《史记》的优良传统。至于在艺术方面的继承发展，更使小说与《史记》成为“亲朋好友”了。
小说来源之一是六朝志怪，无疑具有怪异色彩，传记中也有这样的作品。清人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有云：“千古文字之妙，无过《左传》，最喜叙怪异事，予尝以之作小说看。”《史记》中也不乏神话怪异之说。应该承认，传记中的传奇色彩也给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传记中的传奇志怪倾向的出现有多种原因，如社会的局限、人们观念的认识等等，如果从积极方面看，那么可以说是传记作家所进行的艺术创造。这种艺术创造，从总体上并不影响传记的真实性，只不过给严肃的内容上增添了一点浪漫色彩罢了。至于小说的志怪传奇，则是一种更大的艺术创造，它们发展了传记中志怪的一面，并使之成为小说中的一个门类，成为真正的浪漫主义作品，如《西游记》、《聊斋志异》等，这就与传记有了本质的区别。金圣叹曾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这段话对于我们认识小说对传记手法的继承与发展有重要意义。不仅《水浒传》，其他小说对传记的手法都有继承与发展，如夸张、趣味、细节性等。
夸张，在传记作品中常常用于刻画人物形象、描绘重要场面等，但它必须在历史真实前提下进行。我们看《史记·项羽本纪》中“垓下之围”一段：
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
项羽的英雄本色于此可见。这样的手法在后代小说中被继承和发展。如《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张翼德大闹长坂桥”一段：
却说文聘引军追赵云至长坂桥，只见张飞倒竖虎须，圆睁环眼，手绰蛇矛，立马桥上；又见桥东树林之后，尘头大起，疑有伏兵，便勒住马，不敢近前。俄而，曹仁……都至。见飞怒目横矛，立马于桥上，又恐是诸葛孔明之计，都不敢近前。……操闻知，急上马，从阵后来。张飞睁圆环眼，隐隐见后军青罗伞盖，旄钺旌旗来到，料得是曹操心疑，亲自来看。飞乃厉声大喝曰：“我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声如巨雷，曹军闻之，尽皆股栗。曹操急令去其伞盖，回顾左右曰：“……”言未已，张飞睁目又喝曰：“燕人张翼德在此！谁敢来决死战？”曹操见张飞如此气慨，颇有退心。飞望见曹操后军阵脚移动，乃挺矛又喝曰：“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喊声未绝，曹操身边夏侯杰惊得肝胆破裂，倒撞于马下。操便回马而走，于是诸军众将一齐望西奔走。
一个传记，一个小说，夸张手法何其相似乃尔！无怪乎毛宗岗评点说：“予尝读《史记》，至项羽垓下一战，写项羽，写虞姬，写楚歌，写九里山，写八千子弟，写韩信调兵，写众将十面埋伏，写乌江自刎，以为文章纪事之妙莫有奇于此者，及见《三国》当阳长坡之文，不觉汉龙门之复生也。”夸张与虚构不同，虚构是无中生有，夸张则是在“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渲染，无论传记与小说，都必须遵循这个要求。在这一点上，小说与传记是相同的。但是，小说的夸张手法用得更广泛，渲染得更生动。
《史记》为了写出人物的个性，还常常写一些有趣的故事，甚至专门给俳优之人立传，如《史记》就有《滑稽列传》，趣味性的东西更多，使传记作品变得生动活泼。《史记》写刘邦骑周昌的脖子，拿儒生的帽子撒尿等等，看起来不适合于正史，但司马迁却真实地记载下来，在滑稽之中带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这种方法也被小说继承发展，给小说增加了生动性。
《史记》中的细节描写也被小说继承发展，《史记》在描写人物时，不只是写重大事件，还通过生活小事，生活细节来表现人物个性。《史记》中的细节像孙武斩美人头，韩信胯下之辱，陈平社中分肉，张良圯上进履等，这些细节已成为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具体内容参见“写人艺术”）。小说中也常用细节表现人物个性，甚至于把日常生活作为主要内容来写，如《金瓶梅》，这是对传记细节描写的进一步发展。
另外，《史记》的对比手法，衬托手法、白描手法等都对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手法到小说创作时都有了新的发展。
二、《史记》与中国古代戏曲
《史记》不仅与中国古典小说有密切关系，而且与中国古典戏曲也有一定关系。由于小说与戏曲有许多相通之处，因此，前述的写人，冲突等也都与戏剧相通。戏剧也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也离不开戏剧化的场面，矛盾的冲突。这里，我们从总的方面来认识一下《史记》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影响。
首先，《史记》精神影响了后代戏曲。《史记》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它的许多精神对后代戏曲都产生了影响。主要有：第一，敢于面对现实，敢于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史记》“不虚美，不隐恶”，这种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后世的戏剧作家。像元代杂剧作品大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时代气息，明人韩邦奇把元代戏剧家关汉卿比做司马迁，着眼点就在于关汉卿能像司马迁那样敢于面对现实，尤其是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与残酷。明清戏剧中也不乏这样的作品。第二，爱国主义精神。《史记》中刻画了许多爱国者的形象，像屈原、蔺相如、田单、李广等，这些形象本身给后代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戏曲作品就以这些人物为题材进行改编。影响的另一方面，就是司马迁作品中的这种爱国精神，影响着后代的戏曲作家的创作，出现了大量的以爱国者为主角的戏曲。第三，悲剧精神。《史记》中写了大量的悲剧人物。表现出强烈的悲剧精神。（参见“悲剧艺术”一章）
其次，《史记》给后代戏曲提供了大量素材。《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上下三千年，各种人物汇为一体，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从元代开始，《史记》中的一些人物和事件就被改编为戏曲。据今人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元杂剧中取材于《史记》的就有一百八十多种。明清以后剧目也不少，而且，地方戏中编演《史记》故事的剧目更多，仅京剧就有一百几十个。像《文昭君》、《马陵道》、《完璧归赵》、《将相和》、《萧何月下追韩信》、《霸王别姬》等几十种戏，都已成为地方戏中长期保留的传统剧目。即使到了现当代，以《史记》人物故事为素材进行再创作的也不乏其人。像郭沫若先生的《屈原》、《虎符》、《卓文君》、《高渐离》、《棠棣之花》等，都是极有名的历史剧。可见《史记》的影响太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