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车城开始死四十岁的人了。我心里一惊，我也四十岁了。我生活的那座城市，人们活得忘掉了死亡。没有隆重的葬礼，看不见坟墓。谁家死了人，来一些亲戚朋友，静悄悄地拉到火葬场烧了。不管三天、七天、四十天，都无坟可上。死亡的迹象消失了，生与死成了相距遥远的两个世界。
库车老城的生死是连为一体的。清真寺里时常有死者的葬礼，每一位死者都会被抬到清真寺，由阿訇做最后的祷告。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又去了。死的人越多，在真主那里，我们的人就越多。他们也像我们悼念他们一样，念记着还在世间的我们。
住在热斯坦大麻扎旁的人们，夜里听见死者侧身的声音，听见骨节脱落的声音，听见墓穴的土塌落，已经无惊无奇。只要一睡下，便能感到与世世代代的先人们躺在一起，什么叫活，什么叫死呀？
跟那些老人坐在一起，我仿佛有了跟他们一样的心境与身世。仿佛我坐在自己的老年岁月里，突然地，知道人生是这样一种结局。自己的这一天在我还没走到暮年时，已经开始。
我看见从热斯坦铺满尘土的巷子走来的抱着婴儿的妇女神情忧郁，走在她身旁的女孩也一样忧郁的眼神，仿佛快乐在千百年前就已消尽，仿佛欢笑是前世花朵。她们刚从巴扎上回来，走过我身边时目不斜视，沉默无语，抱在妇女怀中的婴儿像一个小小玩具。她们穿过几摞木头堆集的巷子，穿过麻扎旁一棵古榆的浓黑树荫，走过我买过一包雪莲烟的小商店，再经过麻扎中间那条土路，然后走出老城。麻扎尽头是一个低矮的只看见白杨树梢的村子，她的家或许就在那个村庄里。她的孩子在这样来回的穿行中长大，她渐渐老去，活到她的儿子老去，走在她身边的女孩离开人世，活到她在世上没有一个亲人。到那时她的钱和精力早已耗尽，她会坐到麻扎旁那些孤独的老人中间。
也许不会。她的孩子在树丛和麻扎旁玩耍着长大，学一门打铁或铜匠手艺，叮叮当当敲打一辈子。或者赶一辆驴车，在这些尘土小巷子里，来来去去地走完一生。那将很漫长。一个人的快乐幸福和贫穷痛苦，会在那样漫长的时光里，一点点地到来，到齐。
我一直看着她们消失在麻扎那边，我接着和那几个老人聊天。也许，坐在路旁的这几个老年人，让那些打铁的、赶毛驴车走路的人们，早早看见了人生暮年的光景。他们是终点，是歪斜在人生尽头的枯树桩子。从那个年轻妇女怀中的婴儿开始，不论跑多快、多远，最后都到达这里。
一半是麻扎，一半是民居的龟兹老城，死者生者，在同一块珍贵土地上，互不相让又相融如一。时间就是这样往前推移，过去的一百年，一城人离去，另一城人入住其中。
一代人一过，天上会落一层土，把该埋的埋掉一些。下一茬人在尘土上过生活，不必知道脚下踩着什么。树往高长，果实结在枝头。一百年里落下的土，有三尺厚，够麦子扎根，够让土豆和胡萝卜埋牢果实。除了埋人，人不轻易往更深处挖土，那是老城死去的部分，已经成为根。
无法说出
对于自己并不熟悉的库车老城，我写了四五万字。之所以敢贸然地写，是因为这里原本就有我熟悉的许多东西：陈旧土墙的气息、我吃惯并喜爱的馕、抓饭，我认识的各种树木，能一一叫上名字的鸟儿，以及沿街摆卖的早年我使用过的手工镰刀、坎土曼；还有，跟我的黄沙梁一样缓慢、古老的生活。
唯一感到陌生的，是这里的人。我不懂维语，即使我懂维语，像在南疆工作生活的一些汉族人一样，用流利的维吾尔语和他们说话，我仍旧不能更深地接近他们。
我知道他们的抓饭、烤羊肉好吃，却不知道他们生活的艰辛和痛苦。
我热爱激昂的纳格拉鼓声，喜欢都它尔的弹唱和杏园葡萄架下气氛热烈的麦西来普歌舞，我只是站在一旁，孤单地被它感动——那些如痴如醉的快乐不是我的，我走不进去。
一千年前，一个中原汉族人千里迢迢走进这座西域古城的感觉，跟现在或许有所不同。那时佛统治着民众的心灵，库车周围数以千计的佛窟和规模可观的佛寺遗址，可见当时民众对佛的迷恋与狂热。那时虽有战争、仇恨，但灵魂会在同一个佛祖那里归于宁静。
我把自公元十世纪起伊斯兰教传入新疆，视为西域大地上两千年来发生的最重大事件——它直接改变了当地民族的心灵。而现在，无论我们付出多么巨大的努力，多么持久的耐心，到头来能够改变的也只是人们的生活环境。
我刚到库车时，惊异于新城老城的巨大差异。新城的宽敞街道及林立两旁的高大商厦，与老城的简陋土巷仿佛遥隔多少个世纪。它们的实际距离，却不足两千米。一条317国道，分开新老两座城池，也划分出贫穷和富裕。
新城居民多半是机关工作人员、商人及部队军人家属。老城大多是无业或自由职业者，靠手工和体力维持着多年不变的朴素生活。
老城的主要交通工具是毛驴车。
新城不准毛驴车进入。新城的汽车，却可以在老城街巷乱窜。
去新城的人，往往坐驴车到国道一边下来，再换乘汽车。毛驴站在新城边上，望着晃眼的高楼，想着自己钉了铁掌的驴蹄，也许永远不会踏上那些宽敞街道。毛驴知道自己可去的地方会越来越少。
甚至通往乡村的柏油路，也不是给毛驴车走的，尽管路上最多的就是驴车。
南疆的乡道大都很窄，路两旁白杨林立，刮乱风时树梢在空中打在一起。这些林荫乡道早被汽车霸占了。路两旁靠近林带没铺柏油的地方供人和驴车行走，窄窄的一米或半米宽一溜子，遇超车时汽车轱辘会碾在上面，赶路人常被挤到林带里。那些驴车，谦卑地靠着路边走，一只车轮轧在没铺柏油的路边上。即使赶车人睡着了，毛驴也知道靠着路边一直走回家去，而不会随便跑到路中间与汽车争道。毛驴有点害怕汽车这种东西，它不知道藏在铁壳子里面的那个牲口是啥样子，咋这么有劲，跑起来这么飞快。
新城老城的区别，就像汽车和毛驴车一样。
在我看来，老城的旧里有一种现世罕见的新奇。那些手工匠人从容不迫的敲打声、毛驴滴答滴答的蹄声，以及老街土巷里千百年来不变的生活，它们穿过漫长时光完整地呈现在眼前时，就像刚出坑的馕一样冒着新鲜热气。一种东西旧到某种程度，它内质的新便开始显露。
而新城，正制造着在别处已千篇一律的陈旧。那些楼房、玻璃幕墙、广告牌、舞厅、酒楼……这座正加紧建造的新城，在一砖一瓦地动工之前，便已经陈旧了。那些看似新艳的现代装饰材料，再创造不出任何新意。这是一种永远的旧，不会像老土陶一样在时光中增值返新。
我和来库车的许多游人一样，是奔着老城来的，老城是我们的过去，人们想看见自己的过去。正快速到来的那个未来似乎并不能完全地吸引我们，人对自己没到达的未来不太放心，在心理上人们需要一个保留完整的过去。万一未来出了问题，我们还能够回去，就像汽车坏了我们还有毛驴车可坐。
在这条车流忙碌的现代公路旁，总有一些毛驴车，边拉着木头草料，干着它们的活儿，边等着那些屁股冒烟的铁家伙出麻烦坏掉，无法修好，然后他们的毛驴车慢悠悠赶过去。
“哎，阿达西（朋友），你的家在哪里，要不要坐毛驴车回去。”
我们的家在哪里？
还是在不久的过去，人们还有无数条道路可走，有许多的去处可以安顿心灵和身体。如今，我们只剩下现代化这一条道路了。
不久的将来，库车老城也会变得跟新城一样，谁也无法阻挡它的发展。在它未被改变之前，我有幸写下了这些文字。我说过，我们能够改变的，也只是他们的生活环境。那些土巷可以被迁走，毛驴车从街道上消失，但他们的心灵，有谁能动摇。
我希望我看见了他们生活中那些不会改变的东西。我希望自己贴近了这座老城的古老心灵。但我无法说出——能说出它的人们整日坐在街边的尘土中，沉默不语。我只是一个短暂的停留者，没看见杏花盛开，却赶上满园的杏子熟透，赶上一场婚礼的欢宴歌舞，看见库车城外的麦田大片黄熟，一群一群的人提着镰刀走进地里。我还赶上一个又一个巴扎日，在那些走进多少次的尘土小巷里，我看见他们多年不变的生活，像一种等候。看见在他们中间，默默无闻的我自己。我被他们感动，想说出什么，却又无法言语。
我只能这样草草结束我的库车之旅，我的文字只能写到这一步。还会有人来到库车，写出另外的一本书。这都不是我所期待的，我希望听到这座老城自己的声音。那些沉默的嘴，迟早会说话。我希望一个地方，最终被它自己说出来，我宁愿做一个虔诚的倾听者，而不是代言人。
二零零二年
祖先的驴车
一、正在失传的手艺
数年前，我受出版社之约，写一部有关小镇故事的书，开始并没想好要写库车，只是在南疆行走，走到库车时被它的老城留住了。我在库车待了一两个月，后来写了七八万字，起名《库车行》出版了。从那时起，库车成了我在南疆的一个去处，几乎每年都去，有时一年去几趟。库车老城对我有特别的吸引，好像我已经熟悉它了，翻看老城旧照片，发现我五年前拍过的一位卖种子的老妇人，又进入我的镜头，对照前后两张照片，那些就地摆卖的东西依然没变，一个个陈旧的小布袋里，装着各种蔬菜瓜果和不认识的草木种子。五年前，我曾好奇地蹲在旁边，探头挨个地看着布袋里的种子。五年后我依旧好奇，把那些小布袋里的种子挨个看一遍。照片里的妇人，看上去也没变，一位满脸沧桑的老妇人，她老到头停住了，再不会有任何改变。就像这座老城本身一样，已经老旧到头。
去看得最多的还是铁匠铺，铁匠们早认识了我，知道我把他们写到了书里。这次我去时，却没见到老铁匠吐迪。巷子里三个铁匠炉熄火了两个，只有巷口的炉子还冒烟，铁匠手里的活也明显不多了。我在《最后的铁匠》中写过的有十三代打铁历史的吐迪家族的铁匠炉，只剩下一个烟囱在冒烟，不知道它还能坚持多久。如果铁匠炉全部熄火了，这个家族的人以后会去干什么。以往他们从不为下一代孩子的生活发愁，只要把手艺传下去，后代们就有饭吃，有事情做。现在，他们祖传的手艺都要传不下去了。不光打铁，那些制陶的、钉驴掌的、做驴拥子做皮活的各种手艺，都仿佛传到了尽头。那些最后的手艺人，在老城的暮色黄昏里，过着他们最后的旧日子。我一次次地来，只是想看到它还没变。想看见一种古老生活还在延续。可是，它已经在变了。
二、被发现的民间日记
库车发生了一件大事情。栏杆村七十二岁的维吾尔族农民卡德尔，用三十八年记下的十几本《解放军爱民日记》被发现和宣传出去。日记记载了新疆军区某部一九六七年进驻栏杆村以来，历代官兵给村民做的上百件好事。这件事惊动了中央，胡锦涛主席亲自接见了农民卡德尔。这是自骑毛驴进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库尔班大叔之后，南疆维吾尔族农民领受到的第二次光荣。整个栏杆村也因此受益，县上投资千万，改造了栏杆村，给每户村民盖了新房子，统一的维吾尔风格庭院，整齐清洁，栏杆村将成为库车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和新的旅游观光景点，一村庄人都跟着卡德尔享福了。二零零六年六月，我到栏杆村，看到这个山脚下的小村庄正在重新建设中，旧民居全拆了，样式统一的新民居在建起来。我没见到卡德尔，听说去外地做报告了。原本的日记也没见到，它一经发现即被部队上层拿去研究，后又被解放军军事博物馆当文物收藏。据看过日记原本的人说，卡德尔的日记相当简洁，大多是两三句话记一件事，没多少细节。听说卡德尔已经把记日记的任务传给了儿子，儿子表示要把日记一年年记下去，记到和父亲一样老的时候，再让自己的儿子往下记。这真是一件没有尽头的事情了，这样记上数十代、百千年，就是一部了不起的村庄史、军民史。
卡德尔日记的发现，使我第一次认识了隐藏在民间的历史记录者。这仅仅是被我们发现的一部日记，没被发现的可能更多。那些秘密隐藏的民间记忆——靠世代口传或书写隐秘记录的历史，肯定大量地存在着。在这个文字、纸张以及各种载体异常发达的年代，记录已经变得非常容易，几乎每件事情都有可能被记下来。但是，记录本身是一种忘记。每天都有媒体——文字的、影视的在记录和宣传库车，在这些嘈杂的声音中，需要一个私人的记录者，在官方的史志和宣传之外，需要一本民间的传说和记忆。卡德尔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孜孜不倦的民间记录者。他被发现了。
还有多少没被发现的日记埋藏在民间，他们都记了些什么。那些隐秘在最底层的眼睛和笔，看见和记录的东西，肯定是让人既惊喜又不安的。多少年后，这样的一些记录会突然把我们现在生活的背面翻给我们看，把被掩埋的比虫鸣还低哑的一个人的哭诉说给我们听，就像卡德尔老人所做的一样，在漫长的时间里，沙一样细小的事情，被一粒粒聚拢起来，成沙丘沙漠的时候，我们一下瞪大眼睛。
